西路军被俘人员蒙难纪实
牟慧芬安永香
西路军挺进河西，遇到了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部的围追堵截。红军一路英勇血战，最后弹尽援绝而失败。“二马”伙同当地反动民团，对被俘、伤病、失散红军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迫害和屠杀。这里记述了一部分红军被残害的史实。
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西路军在河西与敌血战80余次，沿途留下了数千名重伤员和掉队、失散人员。马步芳、马步青对他们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屠杀；当地反动民团、保甲组织以及地痞流氓，也伙同马家军疯狂地残害失散的红军指战员。
红九军血战古浪突围时，一些无法行动的重伤员被安置在当地群众家里。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以西路军名义给马家军留下一封信，希望他们从人道主义出发，不要伤害这些伤员。红军撤走后的第二天，马家军进入古浪城，将数百名伤员全部搜查杀害，仅金得鸿院、张守信院两处，被马家军用刀砍死的就达100余人。在此之前，马家军就在景泰一条山杀害了留在盐库里养伤的30余名红军伤员；干柴洼战斗后，安置在群众家养伤的红军伤员百余人，也全数被杀；横梁山战斗后，红军数十名伤员也被敌军杀害。
高台失守后，敌人烧杀达三天之久。据幸存者西路军老战士罗光华回忆：“惨无人道的敌人闯进高台县城后，对被俘红军大肆枪杀，把我们数百人排成队，拿马刀砍杀。”敌马彪旅参谋长常征说：“攻开高台城后，马忠义等部搜捕了五六百名红军，我亲眼看见马家军用机枪将这些红军全部打死了。”梨园口战斗后，不少红军身负重伤，红九军二十七师战士朱友德亲眼看到马家军用大刀乱砍乱杀，负伤的同志几乎全被砍死。红三十军政治部宣传员乔元玉说：“我是在倪家营子被俘的，亲眼看到敌人迫害被俘红军的情景。最为残忍的是他们把一位连长吊在一个庙前的树上，脱去衣裤，用刀剥皮致死。敌人以此来恐吓我们。”
残暴的马彪在临泽搞了一次大屠杀。红西路军骑兵师班长岳仲连回忆说：1937年1月，部队撤往倪家营子时，将我们200多名重伤员安置在临泽贾家屯庄的一个大屋子里。部队走后的第三天，敌马彪旅进了屯庄，见到我们后凶狠地说：“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一刮（全部）打掉。”此时伤员们没有一个人向敌人乞求，都静静地闭上了眼睛，以沉默表示反抗。马彪见无人投降，气急败坏，一声令下，几挺机关枪对准伤员们一阵扫射。这时，一位不知姓名的小战士猛扑到岳仲连身上，他成了这次大屠杀的唯一幸存者。
马家军杀了红军，当地民团又来剥死人身上的衣服。西路军东返时留在倪家营子的百余名伤员，被马家军和民团全部杀害，当地地主恶棍又把他们的衣服扒了个精光，暴尸荒野。老红军赵天然在梨园口就看到6具女红军尸体被剥得一丝不挂，真是惨不忍睹。
永昌战斗后，在水磨关、赵定庄、唐家坡等处安置200余名红军伤病员，马家军和民团搜身翻铺，抢走了他们身上的钱物，又把他们从居民家中赶到野地里。当时正是冰天雪地，连冻带饿，折腾死的红军伤员就有百余人。
高台、临泽战斗后，被俘红军大部被押解到张掖韩起功部，再由张掖解往青海西宁，途经扁都口、俄博、门源、大通等地，全长338公里，要步行十一二天。当时正值严冬季节，从民乐炒面庄到俄博，两边都是四五千米的高山，百余里路无人烟，天寒地冻，风雪交加，被俘红军大多又是伤病员，他们身着破烂单衣，脚上裹着破皮烂布，白天吃一顿能照见人影的面糊糊，晚上露宿在荒野、庭院。押解的马家军骑兵荷枪实弹，腰挎大刀，对伤残冻饿走不动的、或不满虐待稍事反抗的红军，便一刀一枪，肆意杀害，横尸路旁。
据幸存者回忆，西路军妇女团一营营长胡延秀，因反抗虐待，在众目睽睽下，被惨杀于大坂山下。原妇女团战士邓秀英说：在押往青海途中，她亲眼看到一男一女两个红军被马家军捆住手脚，全身包上棉花，浇上油，被活活烧死。老红军马成海说：他在俄博看到一名被俘红军，先被马匪兵刺了一刀，匪徒们又将他的肠子抽出，拴在马尾巴上，活活拉死。红九军保卫营二连连长王大英说：在门源流水沟，和她一起被押送的有八名理发员，因民团三个营争着叫他们理发，你争我夺，相持不下，有七个人被拉到河滩用刀砍死了，一个冻坏了脚的也被民团用石头活活砸死。
押解途中被集体杀害的被俘红军也屡见不鲜。红五军骑兵团长吕仁礼回忆：路宿洪水时，马家军就偷着杀了我们20多名战友。被俘红军贺颜太说：我们被押到门源后，敌人在夜间把伤员捆绑起来，扔到几辆木轮大车上，每辆车装5至10人，拉到东门外窑沟一带杀害了，因我被一个警察救下，才免于一死。经查证，在门源东门外窑沟槽和北门外麻尼旗杆等处，活埋的就有100余名被俘红军。
据马步青骑五师补充旅参谋长李惠民交代，1937年元月，马步芳曾密令所属各部，“‘被俘人员中老弱伤病走不动的，就地杀了’。一批被俘红军由武威押往西宁，途经永登时，被屠杀了几批，我亲自参与活埋三次，每次10余人，共40余人”。据国民党《青海日报》1937年元月25日报道，从张掖押至西宁的290名战俘中，沿途被惨杀的、冻饿而死的有27人。类似这样残害被俘红军的现象十分普遍。据统计，从河西押往青海西宁的被俘红军总数为6000余人，其中沿途被害的就有300余人。
在张掖，马步芳一○○师三○○旅韩起功部伙同当地反动民团，在东教场、王母宫、牛王宫、下滩子、十里行宫、北城墙下、义园广场、韩家花园等地多次残杀和活埋被俘红军。据张掖地委五人小组1958年社会肃反时统计，仅张掖一县，被残害的红军战俘就有2093人，其中活埋1633人，枪杀刀砍380人，用火烧死53人，扒心、挑喉、割舌、断筋残害致死27人。
经查证，韩起功随从副官马兆祥曾两次指挥部下活埋被俘红军139人。张掖民团团副韩绍华参与活埋红军370人。民团团长罗兴章带领民团清乡，先后俘获流散红军的180余人，全部交韩起功活埋。据幸存者回忆，在康隆寺俘获的一部分西路军总医院医护人员，韩起功全部活埋在张掖南门外的义园广场。
张掖农民李成文回忆，马家军在城东飞机场挖了两个长四丈、宽三丈、深六尺的大坑。1937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深夜，全城戒严，韩起功部下押着装有被俘红军的几十辆木轮大车，向飞机场方向驶来。第二天拂晓，他看见地上甩满了军帽、背包、饭碗、鞋子等物，大坑两侧鲜血像水一样流到公路上和周围的地里，两个大坑被尸体填得满满的。一个女红军和两个小孩从死人坑里爬出来，又被马匪兵拉去埋了。当地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死人怕的飞机场，活人怕的韩阎王。”
解往青海西宁的被俘红军，很多人也被马步芳这个杀人魔王惨杀。当时任《青海日报》社社长的陈秉渊说：1937年7月，马步芳在西宁南郊的杨家滩、东塔院、苦水沟等处，活埋红军三次，第一次约400人，第二次约600人，第三次200余人，共1300余人。这里只是一个月内杀害的，其他小规模和零星杀害的还不计算在内。1952年，西宁市人民挖掘安葬被活埋的红军遗骨，在苦水沟挖出头骨1000余颗；在门里头挖出头骨700余颗。
马步芳屠杀被俘红军的手段是十分残忍的。陈秉渊回忆说：第一次惨杀红军战俘是一个黄昏，马步芳命令卫士按编定的次序，解红军战俘到一个大院中，他对战俘们说：把你们送到兰州去，即日出发。随即由派定的匪军押往南郊一带的沟壑中残害。起初用大刀顺头乱砍，使其倒入沟壑中活埋。有些红军战士激愤之余，自行跳入坑中，视死如归。其后的两次也用了同样的残酷手段。第二年夏季，我们道经东滩东塔院时，在沟壑中犹见血渍与土块交积一起，血腥气仍在升腾，被掩埋在上一层的尸骨露出地面，惨不忍睹。
马步芳做贼心虚，屠杀被俘红军多半是在夜间秘密进行。他指示手枪团、执法队、传令队：屠杀时一不准打灯笼，二不准鸣枪，三不准留痕迹，四不准逃掉一人。马步芳的传令队长马英交代说：一天晚上，马步芳把他叫去说：“你去看看，尕娃们（指传令队队员）不要出事，把血迹收拾干净，不要打枪。”马英奉命后，监督惨杀，这一次即被砍杀活埋130多人。
从万人坑里逃出来的人，每谈及当时的凄惨场面，就声泪俱下。红九军交通连指导员黄科林（原名戴登高）就是一个死里逃生的人。马家军把他同一批红军战俘一起活埋，前面的，每人先砍一刀，砍死砍不死，都一脚蹬下坑去；后面的，砍下去就把前面的压上了。黄科林是后面的，还没有被敌人砍上，他就跳了下去，刽子手们在上面盖了土。不多时，天就黑下来，黄科林偷着爬上来，爬到一个老乡家里才得以活命。被活埋过的女红军李桂珍，被铁锨砍了一下就被推进坑里，她脑子很清楚，就爬在坑边，马匪兵在上面压土，等刽子手走后，她就爬上来，藏在一个山洞里，终于脱险。象黄科林、李桂珍这样从万人坑里侥幸逃生的人，还有红五军战士姚芝珍和妇女团一营副营长胡秀英。他们都是马步芳血腥屠杀被俘红军的见证人。
暗无天日的集中营
马步芳集团在屠杀被俘红军的同时，又将被俘红军中年轻而体质较好者编入其“补充团”、“补充营”，进行劳役折磨。在西宁，马步芳将25岁以下的被俘红军编入新二军“补充团”，共2800余人；在永登，马步青骑五师补充旅的“步兵第三团”由1200余名被俘红军组成，也称“红俘三团”；在张掖，韩起功将搜捕到的20岁以下的红军战士400余人，编为“补充营”；在武威，马步青将被俘的小红军编成“童子营”，后改为“工兵营”。这些被俘红军在军阀部队的驱使下，进行无休止的劳动。马步芳官僚资本在青海办的义源工厂、毛顺皮毛厂及陆军医院、新剧团等，都有被俘红军。这些“补充团”、“补充营”、“工兵营”等，实际上是强迫劳动做苦役的集中营，是从被俘红军身上榨取血汗的人间地狱。
这些集中营里，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受迫害最深、服苦役时间最长的要数马步芳的新二军“补充团”。该团成立于1937年春，辖四个营，每营四个连，共2850人，排以上军官都是马步芳从他的现役军官中选派的，操有对红军战俘的生杀予夺之权。该团强迫被俘红军修路、架桥、建房、伐木、垦荒、种地，终年劳役不止。被俘红军在集中营如同奴隶，人身不自由，行动受限制，生活待遇极为低劣，常年吃的是能照见人影的杂面糊糊，蔬菜很少，肉和油根本见不到。由于劳动繁重，生活待遇很差，人员大量死亡。1938年夏，马步芳奉国民党中央令，将补充团二、三、四营分两批解送国民党第八战区。行前，马步芳将韩起功的“补充营”补充了“补充团”，这样才达2000余人。补充团一营直到1946年才遣散，这时原有的600余人只剩下250余人了。劫后余生的红军战士，都已面容憔悴，体质衰弱，腰腿不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