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同志平时有了困难去找有关部门时，更是常受白眼冷遇和嘲讽申斥。现在兰州市的原四方面军总医院护士张秀英同志说，她每次有事去政府机关求人时，“总是笑脸进去，哭脸出来，人家对我们就像对叫花子一样，还说‘谁叫你们流落的？’我们叫天天不应，只有关着门在家里哭。当年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树皮，那样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反而过不去了！”党和政府也曾对他们做过一些优抚工作，但是他们在感谢党的同时，都得特别“感谢”某科长、某干事或某街道主任对他们的“极大关怀”，就怕得罪了他们。
十年动乱中，他们被扣上“叛徒”、“逃兵”、“变节分子”和“张国焘的走狗”等帽子，遭到残酷迫害。原红三十军炮兵营战士杨贵文同志说：“‘文革’中说我是‘自首分子’，停止了党籍，一直抬不起头。”原红二十七师通讯员马进忠说：“我当红军时挨了反动派的子弹，‘文革’中又挨了造反派的扁担，头戴‘叛徒’帽子，跪得两腿都是疤，把牙齿都打掉了。”原红三十军电台号目吴自强同志说：“‘四人’帮讲专政，是专门专我们老同志的政，把我们当‘叛徒’又打又骂，受尽了苦！”原三十军勤务员何天坤同志说：“我们的同志打仗没死，却在‘文革’中被斗死！我们苦了几十年，什么也没有得到，只得了一顶‘叛徒’的帽子！怎么能把张国焘和上边的错误，算到我们战士的头上呢？我那时才十几岁，知道个啥？”原红五军通信班长孙邦儒同志说：“我们从来没有背叛革命、出卖同志和泄露机密，凭什么叫我们叛徒？”
这些老同志普遍反对将他们称为“流落人员”或“失散人员”，他们说：“不是我们自己要流落和失散的，我们三过雪山草地都没掉队，到河西后，完全是因为上面错了，才使全军失败，才被迫离队，有的还是奉上级的命令‘各寻生路’的。”他们有人至今还记得领导同志临别前说过的话。张秀英同志说：“红军流落人员这个名字多难听呀！弄得我们几十年人不人、鬼不鬼、军不军、民不民的。”活埋未死从万人坑爬出来的姚玉珍同志说：“解放前我们被人家骂做‘共产丫头’、‘共产婆’、‘共产娃子’，一直抬不起头；解放了，我们又被叫做‘流落人员’，当成‘叛徒’，还是翻不了身！”还有的同志说：“解放前在敌人统治下，我们不得不流落，解放几十年了，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怎么还叫我们是‘流落人员’呢？”
生活都很穷困。他们大多数是农牧民，在城市者也多是体力劳动者，加之年老多病，有的孤寡无靠，盼望党和政府对他们关心照顾。建国以后，对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优待安置。1979年以后，才开始对他们中的无职业、无固定收入者，每月有少量补助。开始时每月不足10元，后陆续增至15元、20元，后加上5元副食补贴，共25元，住在农村的一般不超过20元。甘肃省最近决定，每人再增加5元，但因民政部门经费不足，下了文却没有发钱。
在通常情况下，每人每月30元可以维持本人低水平的生活，但他们都已年老多病，又无公费医疗，仅看病吃药就负担不起，有的同志因无钱看病，只得卧床等死。加之他们许多人的亲属子女都无工作，收入极少，生活相当艰难，即使每月发30元，也难解困境。极少数有工作的，现在都已退休，因未将他们当红军的时间与解放后的工龄合并计算，只按建国后重新参加工作计算工龄，只能按75%发给退休生活费。这样，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家庭收入，使其生活水平降低。
还有一些人为的困难情况，如原红九军的曾大明同志，现已72岁，由永昌县手工业合作社退休后，只拿到30%的工资，每月35元，因家里人口多不够开销，只得到街头摆摊焊壶、补锅，以贴补家用，原单位领导竟以不准搞“资本主义”为借口，禁止他摆摊。王定国同志到永昌看望他们，县上有关部门见他穿得太破，叫他临时换了件别人的衣服以遮丑，装完门面后又脱给了人家。还有好几位住在农村的老同志，本人已无劳动能力，有的双目失明或有其他残疾，身边又无子女，所在社队竟照样分给他们一份承包地。有的实在无力耕种，就由县民政局每月出15元包给另一户农民代种。
一些老同志无儿无女，生活尤其艰难。原任张琴秋同志警卫员的张秀芳，和80多岁的半瘫老伴长期住在省人民医院的狗房旁边，一次外出拣煤渣摔倒，一病不起，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却还要照顾老伴，衣、食和居住条件极为恶劣，正与其夫苟延残喘地苦捱晚年。原三十军供给部的余秀英，无儿无女又无房，在兰州聋哑学校的幼儿宿舍一角搭一床栖身。还有原西路军的班长刘尚贤（女）和新剧团的毛秀英（女）等同志，也都孤身一人，一直寄住在别人家中。今后何处是归宿？使他们忧心忡忡。原红九军宣传队队员唐新月同志说：“我小时是孤儿，现在快80岁了，又成了谁也不管的‘孤儿’了！”
不少老同志都反映，眼看外头高楼大厦造了一批又一批，他们几十年住得猪狗不如也没人问；眼看别人家的孩子就业和当兵，自己的子女望穿了眼也挨不上。有的同志要求转成吃商品粮的居民户口，或想把远在外地的子女弄回身边有个照顾，更是非常困难。住在农村的老同志，有事要找一趟政府，不是走不动路，就是去了也不给办，甚至无人理会。有的同志说：“我们小小年纪就参加红军闹革命，现在革命胜利了，好事却没有我们的份，真是死了也不闭眼！”
（五）愿望
这批老同志除了迫切要求解决上述政治地位和经济生活两大问题以外，还普遍提出了两大愿望：
一是希望去一次北京，看看祖国首都的面貌，瞻仰一下毛主席纪念堂和故居，特别是想看看原西路军的老领导——徐向前总指挥、李先念政委和别的老战友。他们有的人40多年都没出过山沟，甚至从来没坐过汽车，很想出去看看社会主义祖国是个什么样子，有的说只要让他到兰州等省城去一下就心满意足了。
二是他们很小离家参加革命，一别50多年，很想再回老家找找亲人；即使没有亲人也想知道家乡的变化，以慰几十年思乡之心。
他们说自己都是七十上下的人了，已经没有多少年可活，有的同志现在已经走不动了，希望他们去北京和回老家的愿望要求能尽早实现。
他们对王定国同志专程从北京来探望大家，反映异常强烈，看成是党中央和李先念主席、徐向前元帅等领导同志对他们的关怀，激动万分地表示对党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感激，纷纷向王定国同志倾诉衷肠、反映情况和提出愿望。许多女同志都把王定国同志看作“娘家人”，见面后有的欣喜万分，有的相抱痛哭，特别是被敌人活埋未死的女同志，相见时抽泣得全身颤抖，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几位原来与王定国同志相熟的老战友，重逢后更是一步也不肯离开，一会儿回叙昔日的伤心事，一会儿又高唱当年的战斗歌曲，他们都把王定国同志与他们的重逢和聚会，当成一个难得的节日。当地政府请那些老同志与王定国等同志一起吃饭时，有的捧起碗就眼泪滚滚，说几十年来不仅没有到过这样的地方、吃过这样的饭，也没有被人当人看。有的说自己的病一下就好了一大半，从此可以多活几年，再为党尽一点力量。
王定国同志曾经到许多城镇和农村的老同志家里去看过，那些老同志明明生活十分艰难却不肯叫苦。当王定国同志脱下自己的衣服或拿自己的钱送他们时，都再三谢绝不肯收，说自己可以过得去，以后会好起来。尽管几十年来对他们的优抚工作做得很不够，他们许多人不仅无怨言，反而对已得到的一点照顾异常感激，为自己未能更多地为党工作感到难过。
以上情况主要是随王定国同志访问甘、青等地时，直接听取和观察到的，有的是各地有关方面提供的。由于访问时间较紧，所到地区有限，情况了解得不够全面、具体和准确，特别是广大农牧区的情况未了解到。因此，仅供有关方面参考。
编者附记：这份调查材料是甘肃省话剧团的黄景渊和《解放军报》记者洪炉1983年陪同王定国在兰州、河西、西宁调查西路军同志情况时写的，引起了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为解决原西路军留在西北地区同志的生活待遇与医疗问题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