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西走廊寻觅亲情
赵丕聪
赵国太同志是某集团军政治部宣传处的副处长，他对西路军颇有研究，被同志们称为“西路军问题研究专家”。下面记述的是他多次到河西走廊寻亲的过程。
我的小姨名叫冬妮，四川南江人。1933年，她15岁，就和我的母亲、二姨成英，一道参加了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1936年10月，她和我母亲、二姨随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从此杳无音信。解放后，我母亲和二姨回归故里，一家几代人盼望我小姨能回来，但盼了一秋又一秋，等了一春又一春，总是不见她的身影。1976年2月，听说招兵的部队就驻在小姨战斗过的地方，我带着全家寻找小姨的重托，踏上了西去的列车。此后，我在20年中，数次走访河西走廊，从虎豹口至星星峡，沿着西路军当年进军、战斗的路线，几乎找遍了村村落落、山垭沟壑，每次摆在我面前的，总是失望和寂落。
1994年12月14日，傍晚，虎豹口
这就是虎豹口。虎豹口在甘肃省靖远县城西南方向15里处。黄灿灿、厚墩墩的山梁，如城墙一般屹立在夕阳的金辉里。身后月牙状的悬崖峭壁，如威猛的虎豹，雄视着波涛滚滚的黄河。1936年10月25日至2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部、五军、九军、三十军、骑兵师和妇女独立团2.1万余名将士（后称西路军），奉中央军委关于打通新疆至苏联国际通道，取得苏联对我抗日援助的电令，向西挺进，就是从这里渡过黄河的。
“那些战士大多只有十七八岁，最小的才九岁。”河滩边独石村的一位老人介绍：“开始见这么多当兵的，人们吓得四处躲藏，受马匪军的苦太多了！人家自个说他们是红军，专门为老百姓出气。红军是哪里的，不知道。下雪天，好多人还穿着半截裤子。哪里有穿这么破烂的军队？我们就信了。那几天黄河‘咚咚’的响，几里之外都听得见渡河时马啸人叫的声音。尕红军女娃子看到那么大的河水，有的哭，有的嚎。我老伴说，咦，那么小的娃娃子咋打仗哩！听人说，他们还有好大一半到陕北去了呢！”
我的小姨就是在这里渡过黄河的。而十天前，她刚刚与我母亲和二姨在会宁城下相逢，没想到几天后又与两个姐姐分别了。听妈妈讲，故乡南江一位叫何兰花的西路军女战士，与小姨同在一个女子连，渡河前她与小姨一起住在虎豹口一个姓李的老大爷家里。老大爷孤身一人，日子过得艰苦，他拿不出什么可口的东西款待她们，就把门前树上仅有的十多个黄河梨全部摇下来，送给她们做路上的“干粮”。小姨身上只穿着两件单衣，却顶着寒风把刚刚穿了十多天的羊皮马夹送给了老大爷。
听妈妈说，在剑门关战役中，有一位红军排长要杀一名国民党俘虏，小姨说，他投了降就不要杀他了，他也是穷苦人出身，他悔过了，以后会变成一个好人的！排长被她说服了，就放了他。俘虏临走的时候，小姨还送给他两块银元作盘缠，他给小姨嗑了三个响头，流着泪一个劲地说：“你是个好人呀，你是个大好人呀！”
我的戎装在身、缠着绑腿、腰插手枪、英姿飒爽的小姨，您在哪里？
1993年9月16日，黄沙漫天，古浪
古浪，南北两侧的荒山野岭如虎卧狼立，人称虎狼关。其实，真正的“虎狼”不是地理的险峻，而是盘踞在这里的马步芳、马步青的军队。马匪军共有正规部队3.1万人，强征的青海、甘肃民团约8.9万人，加起来近12万人。进驻这里的红九军仅有6500人，枪2500支，每支枪平均子弹不足15发。力量悬殊的两军于古浪狭路相逢，怎能避免一场血战呢？是役，红九军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骑兵团长黄高宏等领导干部，在激战中献出了生命。
史载：红九军政委陈海松曾就古浪战役失败做出了诚恳的检讨，并在检讨中回顾了红九军的历史，提出了原来屡战屡胜的红九军、西渡黄河后连遭挫折的原因，具体内容无从得知。1983年5月13日，李先念给青海省委党史委员会的信中谈到了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说古浪战斗失利，主要责任不在他！原因究竟在哪里？为何历经劫难不死的红九军将士，每每提及此事无不痛哭流涕？
1937年3月，军长孙玉清在祁连山被俘，马步芳亲自会见他，妄图利用与被俘妻子的感情软化他，但无济于事。5月的一天深夜，孙玉清军长被敌人杀害在马匪军的马槽里。
小姨，妈妈说您从小就长得很体面，鹅蛋脸，尖下巴，笑起来两腮会凸现出浅浅的酒窝，上嘴唇长了一颗美人痣，两排牙齿像玉石一样洁白。在故乡老柏树旁的石坝子上抓石子，下格格棋，您总是赢。针线活您一学就会，绣出的鸟似乎能展翅飞上蓝天。
妈妈还说：在过草地的艰苦岁月中，您采到野菜总是要和姐妹们一起分着吃。您对连里的女战士说：“我能吃到一口菜，也要让你们吃到一口菜。”有一天您饿得走不动了，坐在路边，把仅有的一把青稞送到嘴边，又放进了口袋。后来，看见一位伤员，您毫不犹豫地把这把唯一的救命粮喂进了他的嘴里。告别故乡，外婆知道您从小最爱吃核桃，就悄悄地在您的口袋里放了五个。可您嘴再馋，肚子再饿，都舍不得吃。想家的时候，您就取出核桃来看看，您毕竟才十七岁呀！第三次过草地的时候，您见几个女战士饿得实在走不动路，就把五个核桃全部砸开，分给她们吃。您没尝一点，只是细心地把核桃壳拾起来包在手帕里，依然装在贴身的衣兜里。
我可爱的小姨，您在哪里？
1982年3月中旬，风和日丽，武威新城
武威并不威武，它曾是马步青骑兵第五师的大本营。更确切地讲，它是一个屯兵的大土围子。“民国26年2月那阵子，哟，马匪军把一百多名西路军女战士关进了新城。里面那些最大的白杨，就是马匪军逼她们栽的，马匪军说了，你们每人要栽活10棵，树活人活，树死人死。”一位70多岁的老大娘说：“可能是上天保佑，女红军栽的树都活了。前几年我还见她们每年到这里聚一聚哩！咦，都哭得眼睛肿肿的。”在这里，你任意掰下一段白杨枝，折断来看，就会发现那断层上，神奇地镶嵌着一颗红五星。
西路军妇女独立团1933年3月诞生于川陕根据地的通江县，下辖三个营九个连，约1300人，成员大多是十七八岁的姑娘，年龄最大的也才二十出头。
“尕女娃子在石窝山掩护徐向前的指挥部转移，马匪军有4个旅的人，你百十个女的咋得行哩。子弹打完了，就用枪托砸，刺刀戳，马刀砍；有的抱着马匪军，拉响马尾巴手榴弹一起炸。一个叫陈远桃的传令兵，一手拿手枪一手拿大刀，只有十四五岁，打死、砍伤了好几个马匪军。马匪军气的哟，把她拽起来夹在马上，她从身上摸出剪刀就将敌人刺下马。她机灵得很，一抖缰就骑马跑了。敌人一百多围她，活活将她打死在马背上……”
当地党史办的同志介绍，西路军女战士除一部分战死，其余的基本上被俘。1985年统计，流落在陕甘宁青的女红军大约还有100多人，现在活着的已不到20人。她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遭受敌人折磨，死在监牢中，不少人被逼沦为马匪军的妻妾。可是，十年动乱期间，活着的几乎无一幸免地被作为“叛徒”、“逃兵”、“变节分子”和“张国焘走狗”，受到残酷迫害。
二姨告诉我，报名参加红军的那一天，一位红军指挥员问小姨：“冬妮，你为啥要当红军？你才15岁，打仗不怕死吗？”您说：“我不怕死！”参加红军后，您有空就缠着有学问的红军教您认字、写字，不到一年的时间，您就会写信、写标语了。您还学会了许多红军歌曲和舞蹈，行军作战间隙，您总是不顾自己的苦累，给战友们表演节目，给他们送去欢乐。在长征途中，不少认识您的红军同志都亲切地叫您“小西子”、“小灵豆”、“小舞仙”。听到这些昵称，您脸上总是绽出浅浅的笑容。
小姨，新中国成立后，您的两个姐姐到处打听您的下落，信写了一封又一封，寄了一处又一处，回回次次，都是“查无此人”。年年核桃熟了，外婆总是要给您留下一篮子。1962年8月，外婆临终前还嘱咐您的两个姐姐：“今年再给冬妮子留一篮子核桃，你们一定要把我的幺女子等回来！”冬妮姨姨，您是15岁离开家乡的，人世沧桑，岁月悠悠，60年过去了，您活到现在也应该是70多岁的老人了。
1977年9月26日，清晨，高台
高台不高亦无台，高台处在河西走廊的洼子里。1937年1月1日，红五军在军长董振堂指挥下，一举攻克了河西的这个军事要地。仅仅20天时间，黑压压的马匪军便如狂沙一般扑了过来。作为打头阵的红五军，面对人员给养占绝对优势的马家骑兵，无疑充当了敢死队的角色。他们的兵员、枪支不过3000，子弹不过两万发。红五军将士在高台与马家军苦战九天九夜，最后惨遭失败，大小街巷尸体遍地，城墙上处处被鲜血染红。
我看到了一组马匪军拍摄的照片：一条长凳上并排放着三颗血淋淋的人头，中间是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的，右边是十三师师长叶崇本的，左边是军长董振堂的；一个偌大的黄土坑，百余具白骨里三层外三层乱卧其中，到处是无头的、无手的、无腿的，竟找不到一具全尸，间隙撒下的黄土被鲜血凝固成“干打垒”；大槐树上一名年轻的红军护士长，被马匪军用三寸长钉牢牢钉住，被烙铁烫烂的腹部血肉模糊，肠子破腹而出。
高台是红军将士头颅垒起的高台！高台是红军将士身躯筑起的高台！高台是红军意志铸成的高台！
小姨，我听说在一次战斗中，你们连里的几位姐妹不幸牺牲，鲜血掩盖了她们美丽的面庞。您撕烂自己的衣服，边哭边擦拭她们脸上的血迹，梳理她们零乱的头发。您说，她们从没来得及打扮过自己，已经很不幸了，不能再把污垢带到来世。在倪家营子，好多人看见您冒着犯错误的危险，给一个受重伤的马匪军俘虏包扎伤口，还劝一个战士把从俘虏身上脱下来的皮大衣还回去。小姨，您有一颗善良的心，老天爷会保佑您的。
小姨，我是19岁参军的。等待您的大姐——我戎马一生的母亲，于五年前已离开了人世。我原以为时间长了，就会自然而然地忘记您，但是，越说忘了，我才知道自己真正忘不了您；越说不想，我才知道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想您。
1979年2月17日，寒风凛冽，倪家营子
临泽县城东南20公里的倪家营子，南北长约8公里，43个屯庄犹如一个巨大棋盘上的一个个棋子，摆着规矩而又变幻莫测的阵式。这样大的村庄，在河西走廊、在西北地区实属罕见。红军和马匪军在这里打仗的那个时候，每个屯庄都是黄土夯筑的黄土围子，1米多厚，10米多高。四周围墙上没有一个洞洞，一扇厚重的门，像一个紧锁的铁柜子。1937年1月上旬，西路军占领了下营子和上营子。马匪军发现红军主力集结在倪家营子，便像输红了眼的赌徒狂杀过来。马匪军七八万人，红军只有7000人，哪能打得赢！
“原想打几天就停了，咦，战了十几个日子还没结个尾。我们怕了，全村的人逃得一个不剩。40多天后我们回来了，十几公里外都能闻到血腥味。喏，那边边子上有好几个埋死人的万人坑哩！”老乡们回忆当时的情景。
在汪家墩，一个保存完好的碉堡巍然屹立，守护碉堡的汪大爷已70多岁，身着一套老式军装，他拿出一束枯花：“这是李先念夫人送给我的，是从北京带来的……”老人一阵沉默，眼里滚着泪花。“走吧，我带你们去看看墩子（碉堡）！李先念一个连的战士，在这里接连打退了敌人无数次进攻，嗨，130多人的队伍，拼到最后只剩下8人，惨哩。一次，20多名女战士也在这里被马匪军围住，打了五天五夜，死了15个人，那5个是从地道里撤走的。打仗的那一年，我才十来岁。西路军撤退后，家里老人说：你看好这东西，不要叫人动它，动不得哩。算起来到现在已快六十年喏。”汪大爷说：“1993年我老伴去世，不少人劝我不要守这个墩了，都七十好几的人了。唉，活不了几年啦，让我安安静静地把它看到底，就算享清福了！”
在张掖碱滩乡一个杨树掩映的村落，我步行100多里，找到了红军马玉莲大娘。她参加红军的时候，比您年长两岁，河西战败后，她从马匪军的万人坑里爬出来，嫁给了当地的牧民才活下来，看见故乡的后来人，她异常亲切，问到家乡的情形，她几次激动得话都说不明白，两颗浊泪挂在慈祥、饱经风霜的腮边。离开村子的时候，我走了好远好远，仍看见她佝偻着身子，在夕阳中望着我。
小姨，我当兵后，带着一家人的重托，又是查访，又是写信，利用节假日和探亲的时间，跑遍了张掖的每一座村落，也去过安西、酒泉、永昌、山丹等地寻找您，但每次都是失望而归。有一天，我去了梨园口，我才知道你们最后一仗是在这里打的，我将那包从故乡带来的核桃砸碎，撒向这个您曾经洒过鲜血的战场，面对祁连雪峰，一遍又一遍地呼唤您的名字。
1986年6月21日，突降大雪，梨园口
梨园口有大小两个隘口，是西路军往祁连山中撤退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1937年3月12日，红三十军布阵在一条干涸的河沟里，边打边撤边对付正面的追兵。红九军余部在陈海松政委的指挥下，坚守梨园口，掩护总部及红三十军进山。这支长征之后的疲惫之师，面对装备精良、粮弹充足的数万敌兵，进行了无后方的作战。
一位老乡叹着气说：“马匪军骑兵挥着战刀喊叫着往口里冲，冲一个红军打一个，没有子弹就捡起石块扔过去砸。马匪军把红军打散了，看到还有些女的，敌军官就喊：把男的统统往死里打，把女的留下，谁抓住就给谁做老婆。那满山遍野躺的都是红军的尸体，马匪军骑着马转悠看，看见还有动的，上去就补上几刀，马匪军杀的全身溅满了血，个个成了红人儿。没断气的，过路牧民还救起过好几个呢！”“喏，梨园口南山上的那块大石头，还救过十几条人命！1990年3月，一个当大官的带了好几个人找这块石头，县上的领导都来了，他抱着石头哭得很伤心！唉，他就是藏在石头后面，才活下来的。”
梨园口之战，西路军幸存者仅3000余人，师、团干部剩下的不过二三十个。至此，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征战，失败了，中央打通国际通道的计划也就此流产。
小姨，您就是在梨园口战斗中与战友们失散的。那天，战斗异常激烈，您所在连队的80名姐妹就有60名阵亡，您的一只手臂也负了伤。天黑突围以后，姐妹们便不见了您的踪影。
我的小姨，您在哪里？
录自《现代妇女》199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