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懋功一带会师。为了迅速北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毛尔盖会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互相配合，粉碎敌人阻拦，北入甘南。会后，根据毛尔盖会议的决定，五军团改称五军，同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编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从左路北上；一、三军及四军、三十军编为右路军，由党中央直接率领，从右路北上。为时不久，张国焘即反对北上，迫令红五军随四方面军南下，并没收了电报密码，使红五军同党中央失去联系。对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董振堂十分不满，拒绝传达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阿坝会议决议”；广大指战员也非常愤慨，提出红五军“冲破张国焘阻拦，北上找党中央去！”要求董振堂表态，一时出现紧张气氛。
面对此种局面，董振堂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组织纪律性，一方面表示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盲动，坚决制止蛮干行为。他多次和政委曾日三商量稳定部队的办法，避免事态扩大，并向朱总司令及时汇报了五军干部的情绪。朱总司令应邀到五军给干部们讲话，要求大家“不能扩大矛盾，要顾全大局，讲团结，要耐心等待。”“一、四方面军都是工农红军，是阶级弟兄，要把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革命才能胜利。”总司令讲话后，他立即站起来说：“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原则，冷静、理智地处理问题，决不感情用事，决不辜负党对我们的希望。”然后又转向大家说：“总司令的这些话，我们应该牢记在心。只要同志们能从革命的整体利益着想，即使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是能够战胜的。”见谢良所著《铁流后卫》。会后，他根据朱德总司令的指示，积极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严格约束部队，为最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创造了条件。
1936年7月，张国焘分裂活动失败，红四方面军同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于是，董振堂又率领红五军，踏上了长征的道路，于8月上旬进入甘肃南部。此后，红五军参加了岷洮西战役，在岷县、定西地区同国民党军队多次激战，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董振堂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对部下视为手足。他过着和士兵一样的生活，却时刻关心大家，宽慰大家。官兵一致，上下平等，是他经常向下级强调的一条原则。在长达两年的长征中，他经常向干部们讲：“要带兵，首先要爱兵，要把士兵的生活和疾苦放在心上。”特别是在川西北的一年多时间中，因为物资贫乏，部队经常吃不上饭，他每天都过问部队的伙食，一到宿营地，就找有关干部问：有没有粮食？部队能不能吃上饭？伤病号多不多？生活上怎么照顾？找不上粮食，就组织部队挖野菜、摘梨树叶充饥。不论多么艰苦，他都很乐观。他待人和气，方形脸上总挂着笑容，使人感到亲切。魏传统曾作诗赞扬他：“军团长，董振堂，战士雄姿人敬仰，随身不离枪。和气待同志，耿耿忠于党。虔诚作殿军，有勇且有方。”
（四）
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前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作出了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部署。1936
年10月底，董振堂奉命率领红五军从甘肃靖远西渡黄河，与红九军、红三十军组成西路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宁夏战役计划旋因敌情变化而取消，西路军又担负起从河西走廊接通“国际路线”的艰巨任务。河西地区，是西北军阀马步青、马步芳的地盘，西路军一进入河西，即遭到马家军阀优势兵力的围攻。董振堂指挥红五军在山丹等地与敌军鏖战40余天。由于敌人凶悍顽强，又多系骑兵，来去急速，颇具战斗力，战斗打得非常激烈，红军虽然英勇顽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自身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1936年底，西路军继续西进，董振堂指挥红五军长途奔袭，于12月30日进占临泽县城（今蓼泉镇）。在临泽休息几小时后，他又遵照西路军总部的命令：留一部掩护西路军供给部、卫生部，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领第三十九团、第四十五团及骑兵团（辖四个连）、特务团（辖三个连）共2800余人，向高台进军，于1937年1月1日攻占高台县城。部队入城后，他立即组织指战员，广泛宣传红军的政治主张，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斗争土豪恶霸，开仓放粮，救济贫民；组织全城军民加固城墙，修筑防御工事，积极准备抵抗敌人的进攻。
高台、临泽，地处河西走廊蜂腰地带，南有祁连山，北有合黎山，黑河从城北流过，是打通国际路线的咽喉地段，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红五军进占临泽、高台，引起敌人极大恐慌，马步芳急调2万余兵力，包围了高台县城。由于红五军仅有的一部电台被军政委黄超留在临泽，高台红军失去同西路军总部的电讯联系。为了对付敌人的进攻，董振堂把城区划分为几个防区，部署兵力固守。从1月12日起，敌人以强大的兵力和火力，接连不断地发起攻击。董振堂指挥红军同敌人拼杀，直到将敌人打退。这样的拼杀，一日之内就有好多次，有时甚至多达十余次。一到夜间，他又组织力量修补城墙缺口，泼水结冰，形成坚壁，以利来日再战。
董振堂深知处境的不利。他认为敌人兵力七八倍于自己，有后方支援，弹药充足，又多是骑兵，机动能力强。相反，红军没有后方支援，兵力少，伤亡一人少一人，弹药奇缺，子弹打掉一发少一发，如果继续坚守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决计率部突围，然后沿黑河向东转移，同驻守临泽的红军会合，再伺机破敌。主意已定，便命令骑兵团在北城墙挖了一个能并行两匹战马的大洞子，只留外面一层表皮，同时准备了干粮，送还了借用群众的东西，准备在夜间突围。正在这时，驻在临泽的黄超政委派人化装成老百姓，送来紧急信件，大意是：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据点，总部命令一定要坚守。董振堂立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黄超的来信，提出了“人在高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的战斗口号，命令大家坚决守住高台。他把机关工作人员和女战士都动员上城参战，保卫县城。红军战士前仆后继，在城墙上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元月15日，西关财神楼、东城门楼等制高点相继失守，城墙也被敌人轰击得残破不堪。红军战士仍然坚守在城墙上，毫不动摇。没有子弹，就用大刀砍、石头砸，有的伤员抱住爬上城头的敌人滚下城墙，同归于尽。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九天八夜，红军歼敌2000余人，高台城外，敌尸累累。战至19日上午，形势更加危急，红军战士绝大部分已经战死，外无援军，内无弹药。这时，董振堂集合所余红军指战员讲话：“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到底！”“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中国革命一定能成功，劳动人民一定能过上自由幸福的日子。”
20日晨，敌人倾全力攻城，从几处破城而入。董振堂率领为数不多的红军战士，在城墙上向东北方向转移，计划突围。这时，敌人的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胸膛，鲜血喷涌而出，身子一晃，便从城墙上摔到城外的墙脚下。接着，他的警卫员和几个战士也从城墙上滑下来。他看到这几个战友后，用微弱的声音说：“我不行了，别顾我，你们赶快走，再延误就冲不出去了。”说完，就停止了呼吸。关于董振堂的牺牲，《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六卷和《解放军将领传》第四卷载，董在高台最后的战斗中左腿负伤，行走不便，敌人围了上来，他半跪在地上，手使双枪轮番向敌人射击，用最后一发子弹把自己打死，壮烈殉职。董振堂生前的勤务员林炳才，参加过高台战斗，在董军长突围的最后时刻，一直在他身边，目睹了董军长牺牲前后的情景。他在写的回忆录（见《星火燎原》丛刊1983年第6期）中说，董振堂军长是胸部中弹后从城墙上摔下来壮烈牺牲的。
董振堂是中国共产党最忠诚、最坚定的党员之一，是中国工农红军最勇敢、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他和赵博生领导的宁都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中，在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率部英勇作战，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指挥红五军在高台浴血奋战，牵制敌人大批兵力，积极配合了红九军、红三十军的作战。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听到他为革命捐躯的噩耗后，极为悲痛，在延安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曾称赞他是“坚决革命的同志”，并用“路遥知马力”的话评价他坚忍不拔、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1937年12月9日，即宁都起义六周年前夕，毛泽东同在延安的原红五军团的同志聚会，纪念宁都起义及赵博生、董振堂同志，并写了“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题词留念。解放以后，在高台和石家庄烈士陵园，建立了“董振堂同志纪念碑”，纪念他为革命、为人民做出的卓越贡献。他的夫人贾玉明，得到人民政府的关照，受到人民群众的尊敬；他的儿子董光猛、董光祯、女儿董光芬，都成长为革命干部，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作者郝成铭，原任甘肃省军区军事志办公室主任、《甘肃省志·军事志》主编，编著有《甘肃省军区沿革史》、《甘肃省志·军事志》、《甘肃民兵工作大事记》、《甘肃民兵英模人物志》，主编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