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小寓言大智慧:写给爱创新的那些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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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制度第五(1)

1.一本书名叫历史的古书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去处。因为偏僻,所以没人愿意去管理它,那里秩序一片混乱。好吃懒做的人就靠偷盗为生,生猛凶悍的人就靠抢劫过日子。就是苦了那些老实人,老实人只能一边辛辛苦苦地种田,一边防偷防抢艰难度日。

在那些乱世英雄里面,最霸道的人是一个叫任我行的大盗。

他武功高强,蛮不讲理,所到之处,老百姓俯首帖耳,都乖乖地交出自己手里的财物,就连其他盗贼见到他都退避三舍,比老鼠见到猫还老实三分。于是,就有一些不三不四的小混混跟在任我行后面混饭吃,于是,任我行的势力就越来越大,为所欲为,成为这个地方说一不二的江湖老大。

后来,有几个大胆一点的老百姓找到了任我行,提出每年主动向任我行交出一部分粮食,但是任我行需要保护他们不被别的土匪和小偷骚扰。任我行一想这个办法不错啊,老是抢来抢去的,生活飘忽不定不说,也太累,而且还要防备别人的暗算。于是任我行向这里的老百姓宣布:我是国王,别人都要向我交公粮,任何人再不许偷盗抢劫。原来手下的那些小混混摇身一变都混成了旅长团长,把枪口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拐弯,专门对付偷盗抢劫的行为,维持这地方的秩序,同时也负责催缴公粮。因为任我行的势力是最大的,没有人能与他抗衡,他定下的这一套制度渐渐地就贯彻下去了,成了这里的法律。

老百姓发现,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强了不少,最起码可以安心地种田了,虽然要缴纳一些粮食给国王任我行,但是剩下的也够维持生活的了,遇到好年景还能存起来一些,简直是前所未有的好生活。于是有人喊出了“国王万岁!”的口号,而且这口号立刻在这地方流行开了。

而任我行也发现,现在的日子真的比以前好了不止一百倍。

不仅有了一个安稳的家,有了大老婆、二老婆以及三四五老婆,而且一大堆儿子、女儿也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土匪的生活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任我行死后,他的长子东方不败继承了他的王位,为了继续过这种安稳的日子,老百姓们不断传扬着东方不败老爸仁慈爱民、以天下为公的美好故事,继续山呼万岁……后来他们父子以及他们后代的故事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再后来他们的故事被一个多事的迂腐文人写成了一本书,这本古书的名字叫--历史。

寓言启示:

国家不仅是制度的产物,也是效率的产物,因为它具有规模效应。

财产保护制度越完善,社会财富增长越迅速,社会效率越高,同时人们的生活就越安定。国家正是在这种需求下产生的。

财产界定越明晰,社会效率越高,社会交易成本就越低。

2.安装一个灯泡需要多少人

安一个灯泡需要多少人?你可能以为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不是!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可笑,安一个灯泡还能需要几个人?

一个人也就够了,这还用问吗?

其实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假设儿子一个人在家,灯泡突然坏了,他找一个灯泡安上也就得了,问题自然很简单。问题是灯泡坏了的时候常常不是儿子一个人在家,这样问题就复杂得多了。

如果灯泡坏了的时候妈妈和儿子同时在家,那么安一个灯泡就需要两个人。儿子站在椅子上安灯泡,妈妈在下面扶椅子。如果灯泡坏了的时候,恰好爸爸、妈妈和儿子同时在家,那么儿子在上面安灯泡,妈妈在下面扶椅子,爸爸在边上给儿子递灯泡,安一个灯泡需要三个人。如果灯泡坏了的时候,爸爸、妈妈和儿子、女儿同时在家,那么儿子在上面安灯泡,妈妈在下面扶椅子,爸爸在边上给儿子递灯泡,女儿在后面点燃一支蜡烛为哥哥照亮,安一个灯泡需要四个人。如果灯泡坏了的时候,爸爸、妈妈和大儿子、小儿子、女儿同时在家,那么大儿子在上面安灯泡,妈妈在下面扶椅子,爸爸在边上给大儿子递灯泡,女儿在后面点燃一支蜡烛为哥哥照亮,小儿子在远处指挥,安一个灯泡需要五个人。如果灯泡坏了的时候,爸爸、妈妈和大儿子、小儿子、女儿以及孙子同时在家,那么大儿子在上面安灯泡,妈妈在下面扶椅子,爸爸在边上给大儿子递灯泡,女儿在后面点燃一支蜡烛为哥哥照亮,小儿子在远处指挥,孙子则在桌子上拿一个笔和一个本作安装记录,安一个灯泡需要六个人。如果灯泡坏了的时候,爸爸、妈妈和大儿子、小儿子、女儿以及孙子、孙女同时在家,那么大儿子在上面安灯泡,妈妈在下面扶椅子,爸爸在边上给大儿子递灯泡,女儿在后面点燃一支蜡烛为哥哥照亮,小儿子在远处指挥,孙子则在桌子上拿一个笔和一个本作安装记录,孙女在桌子的另一边写诗,歌颂这个团结一致的欢乐场面,安一个灯泡需要七个人。如果灯泡坏了的时候,爸爸、妈妈和大儿子、小儿子、女儿以及孙子、孙女还有外孙子同时在家,那么大儿子在上面安灯泡,妈妈在下面扶椅子,爸爸在边上给大儿子递灯泡,女儿在后面点燃一支蜡烛为哥哥照亮,小儿子在远处指挥,孙子则在桌子上拿一个笔和一个本作安装记录,孙女在桌子的另一边写诗,歌颂这个团结一致的欢乐场面,外孙子在门口拍照,安一个灯泡需要八个人……此外还有拉电闸的、按开关的……

如果继续写下去的话,恐怕再有十个八个的人也都能派上用场,这是一个没有止境的结果。

寓言启示:

官僚机构想方设法使自己的机构膨胀,人越来越多,办公场所越来越大。通过扩大规模而提高自己的利益,使自己升迁的机会更多,使自己管理的公共物品更多,使自己办公的空间更豪华。政府官员追求的并不是社会利润的最大化,而是他们自己规模的最大化、利益的最大化。

国家管理机构应该是越精简越好,越精简效率越高,管理费用越低,也就意味着全社会的交易成本越低。但是,问题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每一个人都想谋求自己的利益,所以政府中的工作人员作为一个“吃皇粮”的阶层,每一个人都想晋身到这个阶层中来,就仿佛安装一个灯泡,有多少人都会派上用场。

最好的政府应该是这样一种状态:小政府,大社会。

3.种田人与牧牛人

一个种田人和一个牧牛人成为邻居。

种田人地里的庄稼总是被牛啃得一塌糊涂。种田人找牧牛人理论,牧牛人自知理亏,答应看好自己的黄牛。可是好景不长,过不了几天,黄牛又跑进了种田人的耕地,庄稼再一次被糟蹋得乱七八糟。种田人再次找牧牛人掰扯,牧牛人只好认错,答应管好自己的黄牛。

庄稼无数次这样被毁坏之后,种田人认为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得想一个根治的办法,否则庄稼迟早都要毁在这些黄牛手里。

种田人想:找几个人和这个牧牛人干一仗也许管用?小打小闹不起作用,大打出手又可能打出人命,即使不打出人命也可能会把人打伤,打伤了就要给人疗伤,万一瘫在床上了还不得管人家一辈子?得不偿失……打仗绝对不行。

种田人又想:雇几个人看护自己的庄稼会怎么样呢?现在的人工成本最高了,要给他提供住宿的房间,要给他提供一日三餐,还要付给他工资,而且牧牛人有那么一大群牛,一两个人看护庄稼也看不过来啊,雇太多的人又会亏本……这个办法也不好。

种田人又想了:要不上法院告这个牧牛人?这要浪费很多时间,取证、找律师、辩论、判决、执行……说不定官司打完了,庄稼地里的庄稼也没了,而且赔偿还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兑现呢?再说了,打官司也得花钱啊,而且赔偿那点钱说不准够不够打官司的花销呢?而且,打官司也是一个伤和气的事,将来牧牛人还会想方设法报复自己……这个办法也不行。

种田人想:要不就筑一道篱笆,把自己的庄稼地围起来?不过筑一道篱笆的投资可不小,这么大一片田地,一年的收获都说不准够不够筑篱笆的费用呢?再说了,这篱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它也会腐烂、也可能会被老牛踩烂、也可能会被大风摧毁,而且没有人为你埋单……这个办法更不行。

突然,种田人豁然开朗,有了!为什么不和牧牛人做一笔交易呢,也许这是一个成本最低的选择呢?

种田人找到了牧牛人:“你看,我要种地,你要放牧,我们都是为了生活,我们可不可以做一笔交易:你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放牧,当然了这样可能会增加你养牛的成本,也会浪费你的一些时间,这不要紧,我每年给你一笔钱,给你适当的经济补偿。

这样,牛和庄稼离得远了,你却因此得到了一笔意外的收获,我也因此保护了自己的庄稼,而且我们还是好邻居、好朋友……”牧牛人意外发了一笔小财,岂有不同意的道理?交易就这样以彼此非常满意的结果完成了。

寓言启示:

远征也好、修筑长城也好、戍边也好,其实都比不上和亲好。

交易常常是解决问题最简洁、最方便的办法,但是人们为了证明一些其他的东西,却常常做出非理性的行为,结果两败俱伤。

生意也好、战争也好、生活也好,经济学无处不在,交易无处不在。

在不破坏原则的情况下,成本最小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

4.官船最烂

有一位叫做瓠里子的官员从江苏返回广东,相国派人去送他,并且告诉瓠里子,让他自己挑选一只官府的公船坐。瓠里子到岸边的时候,相国派去的人还没有到,瓠里子站在江边的大坝上放眼一望,江边有几千艘船停在那里,好不壮观。瓠里子记得相国的话,想在这里找一艘官府的船,可是这些船并没有标识,到底哪一艘船是官府的呢?

瓠里子站在那里发呆,不知如何是好。正在为难之际,相国派来送行的人到了,瓠里子问前来送行的人:“这么多的船只都停在这里,怎么去找官府的公船呢?”送行的人笑了:“这很容易的,你只要看船篷是旧的,船橹是断的,布帆是破的,那一准是官船了。”瓠里子照送行人说的去找,果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

看到官府的船如此破旧不堪,瓠里子仰天长叹:“如今那些管理国家大事的人,他们也把百姓当做‘官民’了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爱护百姓的人一定很少了,百姓的穷困也就是必然的了。”

寓言启示:

政府部门作为公有财产的代管者,存在着严重的责任和权利不一致的现象。因为产权不明晰,于是出现了类似于“官船最烂”的“公地悲剧”。

更为严重的是,在漠视监管责任的同时,搭便车的行为却日益泛滥,使公有资源成了少数人的特殊资源。

更恶劣的是,有一部分人不惜将公共资源当做自己寻租的工具,公共资源成了个人敛财的工具。

5.犯人船

1770年,库克船长带领船队来到澳洲,随即英国政府宣布澳洲为它的领地,开发澳洲的事业开始了。

谁来开发这个不毛之地呢?当地的土著居民人数不多,且尚未开化,只有靠移民。当时英国人主要向美国移民。于是,政府就把判了刑的罪犯向澳洲运送,既解决了英国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又给澳洲送去了丰富的劳动力。

运送罪犯的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这种移民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

开始,英国私人船主向澳洲运送罪犯的条件和美国从非洲运送黑奴差不多。船上拥挤不堪,营养与卫生条件极差,死亡率高。平均死亡率达百分之十二。其中一艘名为海神号(The Nep-tune)的船,四百二十四个犯人死了一百五十八个,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七。这么高的死亡率,不仅让私人船主在经济上损失巨大,而且在道义上,也引起了社会强烈的谴责。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种做法是进行道德说教,让私人船主良心发现,改恶从善,不图私利,为罪犯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一句话,依靠人性的改善。寄希望于人性之善,这种办法根本没用。

在人们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而敢上断头台的时代里,企图以说教来改变人性,无异于缘木求鱼。

私人船主敢于乘风破浪,冒死亡的风险把罪犯送往澳洲,是为了暴利。他们尽量多装人,给最坏的饮食条件,以降低成本来增加利润。而且,私人船主之间也存在竞争,大家都在拼命压低成本,谁要大发善心,恐怕在激烈的竞争中无法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运送罪犯死亡率的下降寄希望于人的善良是毫无用处的。经济学家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永远都是承认人性,而不是改善人性。

另一种做法是由政府进行干预,强迫私人船主富有人性地做事。这就是由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最低饮食和医疗标准,并由政府派官员到船上负责监督实施这些规定。

市场经济应该有秩序,这种正常秩序的建立离不开政府的干预,离不开立法和执法。但政府的干预也并不是万能的。这种做法成本很高,要派官员到运送罪犯的船上去执法,当然是一件苦差事,不给高薪没人肯干。但有了这些官员,罪犯的待遇就可能改善了吗?千万别忘记,官员的本性也是利己的。不要把奉公守法无私奉献作为官员的本性。官员无论头上有什么光环,也毕竟是人。让个把官员有超群的品质,证明人性善的观点是可以的,但要让所有官员都这样,就不可能了。如何去监督船上的官员秉公执法呢?即使派了监督官员的官员(可称之为宪兵),这些官员也还是人,改变不了人利己的本性。

面对贪婪成性又有点海盗作风的船主,官员面临两种选择。

一种是与船主同流合污,分享利润;一种是坚决执法,却使自己或亲人的生命受威胁。在无法无天的海上把那些不识相的官员干掉,扔到海里,诡称他们暴病而亡,对船主不是什么难事。面对船主的利诱和威迫,官员的最优选择只能是与船主合作。当猫与鼠合作时,老鼠们更敢大胆妄为了。

其实当时政府既没有乞求船主们发善心,又没有派什么官员,而是聪明地对制度本身进行了修改。

政府不按上船时运送的罪犯人数付费,而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罪犯人数付费。当按上船时的人数付费时,船主拼命多装人,而且,不给罪犯吃饱,把省下来的食物在澳洲卖掉再赚一笔,至于有多少人能活着到澳洲与船主无关。当按实际到达澳洲的人数付费时,装多少人与船主无关,能到多少人才至关重要。

这时船主就不想方设法多装人了。要多给每个人一点生存空间,要保证他们在长时间海上生活后仍能活下来,要让他们吃饱,还要配备医生,带点常用药。罪犯是船主的财源,当然不能虐待了(正如牧羊人不会虐待自己的羊一样)。

这种按到澳洲人数的制度实施后,效果立竿见影。一七九三年,三艘船到达澳洲,这是第一次按从船上走下来的人数支付运费。在四百二十二个犯人中,只有一个死于途中。以后这种制度普遍实施,按到澳洲的人数和这些人的健康状况支付费用,甚至还有奖金。这样,运往澳洲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一点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