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费孝通先生提出社会学研究者要具有一种“跨越文化偏见的心态”，我非常赞同。费先生作为一个资深社会学家，提倡社会学者应当进行“跨文化”研究；而要进行“跨文化”研究，就必须改进研究者“心态”，克服偏见：“由某一种文化教化出来的人，因为对‘他文化’不习惯，出现这样那样的误解、曲解，对‘他文化’产生偏见（prejudice），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作为一个研究者，则必须具备更高的见识、更强的领悟力，能够抛弃这种偏见。”扩展开来说，不止是社会学研究领域，在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所有领域，都应该克服这种偏见，改进自己的“心态”。这个观点正与我上面所言“超越某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谋而合。而且在费先生看来，不止是“心态”，以往的某些“思路”也应改变和超越：“我觉得要更好地理解今天世界上出现的问题，寻求解决全球化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超越现有的一些思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构建自我文明和他人文明的认识，只有当不同族群、民族、国家以及各种不同文明，达到了某种新的共识，世界才可能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祥和的局面，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挑战。”
正确的“心态”、“思路”是怎样的呢？费先生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即各种文明教化的人，不仅要欣赏本民族的文化，还要发自内心地欣赏异民族的文化；做到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判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所谓“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是各种不同的优秀文化共存、共荣，价值共识、共享，达到多元世界的“和而不同”。“为了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上，从现在起就必须提倡在审美的、人文的层次上，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树立起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这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场深刻大变革，它可能与当前世界上很多人习惯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相抵触。在这场变革中，一定会因为不被理解而引起一些人的非议甚至抵制，特别是当触动到某些集团的利益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当我们看到人类前进的步伐已经迈上全球化、信息化的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尽快解决全球化和人类不同文明如何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的紧要关头，这些抵制和攻击又算得了什么。”费先生此言，说得何等好啊！
当然，在努力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心理、“心态”、“思路”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另一面，即不要失去民族性。关于这一点，我在别的文章中已经讲了许多，此不赘。
歌德给我们的启示
文化的全球化当然是一个十分长远的过程，甚至是一种对文化前景的推想和瞻望，可能有的人并不赞同。但我认为文化全球化符合人类精神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已有的历史事实，也符合人类精神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当然这个过程可能十分遥远。而且即使全球化，也必须保持文化、特别是文学本性所要求的个性化、民族化、多样化、多元化。这是文化和文学艺术全球化问题的特殊性。文学艺术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应该理解为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全人类共享；是价值共识，而不是排斥个性、民族性、多样性、多元性。总之，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是文学艺术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对此，歌德的话给我们以启示。
一八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歌德同他的秘书爱克曼谈话时，由中国传奇《风月好逑传》引发出一大篇关于“世界文学”问题的议论。歌德肯定了中国人和他们西方人在精神文化方面是相通的：“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歌德说：“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
歌德谈话中有两点给我们特别深刻的启示。
一是他强调不同民族（譬如德国人和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是相通的，是“同类人”。我赞成歌德的观点。这就肯定了文学艺术之所以可以全球化在精神气质方面的内在基础。现在有的人之所以不赞成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文化的全球化，很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认为不同民族精神气质不相通，认为艺术信息、审美信息不可能由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即不可传达。例如万俊人教授说：“文化原本只能以人心、民族或社会（区）之精神气质为生存和生长的居所，即是说，它天然就具有无法根除的‘地方性’（locality）或‘区域性’（provinciality），这是其民族性（nationality）的生存论意义所系。”“文化（我是说狭义的难以‘编辑知识化’或技术化的‘非科学知识’的‘隐意文化’，而不是广泛意义上的‘知识文化’）是人性化的产物，其生产方式只能靠传统的积累和地方性或民族性的‘精神气质’（ethos）培育，而不可能像自然资源的加工和利用那样，借助技术的手段进行再生和模式化。”文化诚然是人性化的产物，诚然具有地方性、区域性、民族性，诚然需要传统的积累和地方性、民族性的精神气质培育，诚然不同于自然资源的加工和利用。然而，这并没有否定人心是可以相通的，并没有否定西方人和东方人，黑人、白人、黄种人，在思想、行为、情感等等方面是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理解、互相融合的，是可以取得价值共识的。电影《刮痧》就写了中国和西方不同文化从冲突、厮杀到理解、认同的过程。起初中西两种价值取向、两种情感行为、两种思想观念是那样水火不容。中国人给孩子刮痧治病当然绝对是出于爱，但西方人却视为虐待、侵犯人权。这确实是由不同的“传统的积累和地方性、民族性的精神气质培育”出来的不同文化。但是这两者真的绝对不能相通吗？非也。经过激烈的痛苦的精神搏斗，最后还是得到沟通，达成理解，取得价值共识。中国的国画与西方的油画绝对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文化。但是中国人接受了油画，西方人接受了中国画。而且，即使是中国画家进行国画创作，也可以融合西方的绘画因素，徐悲鸿的画马，不是可以看到西画的某种味道吗？西方人理解中国画，恐怕不一定比具有传统观念的西方人理解西方自己的现代派抽象画更难。中国人理解西画，也不一定比中国人理解中国当代先锋派绘画更难。剪纸艺术是我们的国粹之一，纯属中国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但西方人接受了，理解了，而且非常喜爱。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个电视片，介绍山东泰安的民间剪纸艺术家卢雪女士几次到欧美和新加坡进行文化交流，深受欢迎。在新加坡受欢迎，并不令人奇怪。令人惊讶的是在欧美竟然那么轰动。她在瑞士苏黎世大学的讲坛上讲课、表演，不但学生认真学习，而且苏黎世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也那么认真听讲。不同文化并没有绝对不可逾越的民族性、区域性鸿沟。
前面所提到的万俊人先生还以宗教为例说明不同文化的不能融通。“真正的宗教是从民族和人们的心灵中生长出来并存在于民族和人们心灵之中的，既不可能强行制造，也不可能强行消灭，更不可能人为地创造出某种形式的‘世界宗教’，即使我们可以设想康德式的‘世界公民’，因为我们无法消除民族、肤色和地缘的差别。”我不信仰任何宗教，更不赞成所谓“世界宗教”，但我并不反对别人信教。强行制造、强行推行或强行反对、强行消灭某种宗教，的确是愚蠢的，也是行不通的。某种宗教的确是从某个地方、某个民族产生、形成的，开始它们的确是地域性的、民族性的。但是，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自产生之日起，不是越出了它的产生地，传到世界上许多民族和国家吗？它们不是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了吗？例如佛教，从印度起，传到中国、传到日本、传到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基督教最早产生于小亚细亚犹太人散居的地区，传到欧洲和全世界各个地区和民族；伊斯兰教也早已不限于阿拉伯世界，前南地区的战争冲突，就有那个地区信仰伊斯兰教与信仰基督教的不同人群之间的矛盾作为一个重要原因。从宗教这种我并不赞成的文化现象的世界性传播，不是也可以看出文化的全球化趋向吗？除了宗教，哲学和美学也不是不能进行全球性传播即具有全球化趋向的。大家最不感到陌生的例子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不用多说。
至于美学，以中国百年以来的历史为例，可以说就是西方的许多美学思想在中国传播、同中国的美学思想和文艺现实相结合相融汇的历史，最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行、我和我的同事合作编写的《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有相当篇幅涉及这个内容。说到文学，其世界性传播的广度、深度和速度，更是不比其他文化现象弱，前几年，一本《廊桥遗梦》（当然并不是多么伟大的或了不起的作品）竟然风靡世界，据说中国也印了多少多少万册。当然，说到精神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文学艺术的全球化，大概谁也不会愚蠢到以为就是取消个性、民族性、多样性、多元性。关于文化，中国历来讲求“和”、“和而不同”。“和”，就是多样化的彼此不同的东西组合在一起。不同的东西可以共存共荣。“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之内，还会有不同流派存在，即使同一流派，不同的作家也必须具有自己的风格特点。在统一性的“全俄罗斯化”的俄罗斯文学中，屠格涅夫不同于托尔斯泰，契诃夫不同于高尔基；在统一性的“全中国化”的中国文学中，鲁迅不同于郭沫若，巴金不同于老舍。假如世界上有一千个或一万个真正成熟的作家，那么就会有一千个、一万个不同的艺术个性。那么，为什么一说文学的全球化就一定是一体化、齐一化呢？假如真的一体了、齐一了，失去个性、多元性、多样性了，那就连文学也没有了，还谈什么全球化？不存在的东西，去“化”什么呢？
歌德谈话中给我们第二个重要启示是“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看一看”，“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认为这就是克服民族主义的狭隘性的问题。每个国家和民族的人，都有自己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爱心。这极其正常，而且是十分美好的一种感情。但是爱国和民族自爱，绝不同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前者可以同时是开放的，好客的，喜欢同其他国家和民族交往的，善于学习和吸收他国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也慷慨把自己的好东西奉献给别人的。后者则常常采取闭关锁国和民族封闭主义，甚至奉行民族利己主义。我赞成前者而反对后者。我们曾经有过的闭关锁国和民族封闭主义，吃了大亏，给我们的国家、民族、人民造成了灾难，不论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方面，在经济、政治、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等等方面都如此。因此，必须坚决克服民族封闭主义、克服狭隘民族主义。不应惧怕别的国家和民族的好东西传进来，也不要舍不得把自己的好东西拿出去。英国诺丁汉大学聘请中国着名科学家、教育家杨福家院士为校长，我听了很高兴，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杨福家教授给中华民族争了光，而是有感于英国人在这方面的胸怀和气派。与此同时，杨福家教授在2001年3月26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中回答记者问题时提出一个主张：中国的着名大学应该用英语开几门课，以便于外国青年更多地来中国留学。这同样是值得高兴和钦佩的事。中国教育界应该有这样的全球化眼光和胸怀气派。全球性的文化交流、对话、融通有什么不好？如果通过交流、对话、融通，达到全球化的文化繁荣，对全世界人民不是都有好处吗？这样的全球化有百利而无一害。不应惧怕这种全球化，更没有理由拒绝这种全球化。我们应该奉行民族开放主义，以开放的心态欢迎这样的全球化，让我们的文学艺术、我们的美学在这样的全球化氛围中发展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