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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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在全球化面前(2)

再举一个人们可能很少想到、局外人听了也许会吃惊的中西文化融通的例子:悉尼歌剧院。这个建筑世界闻名,中国人也不陌生。一般都会认为它是纯西方的。其实不然。它身上有中国建筑文化的血脉。这需要从它的设计者伍重讲起。伍重(Jorn Utzon),一九五七年为澳大利亚设计悉尼歌剧院而闻名环宇,却是丹麦建筑师,而且二零零三年获得的是美国“普利兹克建筑奖”,那年他八十五岁。伍重得奖时评委的评语说:“伍重是一位深深地根植于历史的建筑师,这历史包含了玛雅、中国和日本、伊斯兰以及他自身斯堪的纳维亚的文化精神。”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开始热衷中国文化。后又进一步涉猎有关中国建筑的着述。他比较中西特点,说:“在西方,重力是朝向墙体;而在东方,重力是直接朝向地面的。”他概括为“屋顶与平台”。这一空间意象是他悉尼歌剧院设计思想来源之一。悉尼歌剧院的空间意象正是强化了的巨大“平台”和“平台”上的“屋顶”。中国建筑文化的重要着作之一是宋代李诫编着的《营造法式》,该书于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一一零三年)颁布为官书。据说,伍重在悉尼的办公室里一直放着一本《营造法式》。一九五八年,在悉尼歌剧院设计方案中标的第二年,伍重旅差途中曾来中国,会见过梁思成,请教过有关《营造法式》的一些问题。

请看,从伍重,我们找到了“文化交融”、“全球化”的又一例证。

“武”的方式

我们上面说过,不同的文化碰在一起,有的可能会和睦何处,亲切交流,很容易取得价值共识,相通相融,合为一体,包括结合之后生出新的文化现象。但是,有的则有矛盾、冲突,有时会格格不入,有时会打起来,会发生战争。

所谓“武”的方式,主要是说战争。战争不是个好东西。我们不喜欢战争。但是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中,战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至今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打。

战争能否根除?什么时候能够根除?不知道。我希望根除。

战争的破坏性,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灾难,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痛苦的承认战争带给人类的另一种东西,即强制性、强迫性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交融。有时候是很残忍地施行这种交流和交融,伴和着血和泪。例如,满族入关,建立大清,“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即是,然而,现在看来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的事情。还有西方列强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侵略战争,如鸦片战争。对中国人来说,鸦片战争是伴随我们中华民族屈辱血泪的战争。不平等条约,割地(割让香港等)、赔款、划租界、行治外法权、强开内河航运、强开商埠、强建教堂,丢尽中华民族的脸面。但是另一面,西方列强的入侵,也带来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促进新一轮的西学东进--中国大量翻译介绍西方书籍、学术文化正是在此之后,如严复所译《天演论》,在中国发生巨大影响。中国某些人士(包括官方和民间)大办洋务,开各种工厂、企业、公司,如船厂、煤矿、铁厂(最有名的是“汉冶萍”公司)、枪炮制造厂,建新式海军(如北洋水师),购买现代化舰艇,等等。它促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们常常说十九世纪许多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看世界。有一部分中国人睁开眼,是接触外界事物之后,自觉地睁开了眼;还有一部分中国人的眼,是被西方列强的炮火炸开的,是叫人家的大炮轰开的。睁开眼一看,噢,原来中国之外还有那么广阔的世界,还有那么新鲜的事物,还有和我们那么不同的文化,还有比我们更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些睁开眼看世界的志士仁人认识到必须变革,必须开放交流,必须接受新文化。“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天下无数百年不敝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小更革则小效,大更革则大效”。他们认识到,西方“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还在思想观念及议会制度,倘观念和制度优越,则使“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他们走出国门,去学习西方的文明。例如,中国第一个真正的留学生容闳,从一八四七年起在美国留学八年,中西对照,使他更加感到清王朝之黑暗腐败。经过长时期的积蓄,于是有后来的“公车上书”,有“戊戌变法”,有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变革的先驱者们提出必须“破除旧习,更新大政”;强调“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疾呼“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怜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岂能服膺”!

这都是鸦片战争之后发生的事情。

我们还要指出:这里所谓“武”的方式,所谓战争、搏斗,既包括真刀真枪的厮杀,即热血战争、肉体搏斗;也包括不见刀枪的特殊的搏斗、特殊的战争,即精神上的战争、观念上的战争、价值取向上的战争、心理上的战争。这两种战争常常交织在一起。后面这种战争同通常的热血战争并不相同。通常的热血战争,如古代部族之间的战争,现代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其结果一般是以一方的毁灭告终。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但是,精神上的、文化上的“战争”却不是简单的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甚至也不是简单的谁占了上风、谁占了下风,谁败了、谁胜了,谁升值了、谁贬值了,谁吃亏了、谁占便宜了,谁向谁投降了……。譬如在中国历史上,伴随着元灭宋、清灭明的民族之间真刀真枪的战争,也发生了两种文化上的“战争”。这种文化“战争”的结果,并没有像政治和军事集团那样一个被一个吃掉。汉文化败了吗?没有。蒙古族文化和女真族文化胜了吗?也没有。汉族文化并没有灭亡,蒙古族文化和女真族文化也没有独霸世界。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它们在许许多多强制性的行为中,也在无声无息的潜移默化中,逐渐互相理解、渗透、融合,并且遵循“取优”的规律,运行、变化、发展。通过这种融合、“取优”,两种原有的文化都发生了微秒的改变,产生了既包含汉文化也包含蒙古族文化的元文化、既包含汉文化也包含女真族文化的清文化。这种变化的结果,其适应性(从地域和人口上说)更广、更大了--从窄狭走向广阔。不同文化的这种碰撞、搏斗、交融,尽管常常伴随着血泪,有着诸多不情愿,但最终结果是从窄狭走向更广阔的融合与发展。如果由此再伸发开去,长远地看,能不能广阔到全世界的范围呢?如果广阔到全世界的范围,那不就是可以称为“全球化”的一种方式吗?当然,这可能会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文化中的某些方面、某些领域、某些部分,可能永远会保持其个性化、民族化、多样化、多元化的面貌,但是它们可以具有价值上的共识和共享,达到全球性的文化共存共荣。

这是不是可以看作人类不同文化之间,除了和平交融之外,“并不和平”而得以发展的又一种方式呢?

打破狭隘民族主义的心理

面对全球化,面对各个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交往、交流,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敞开胸怀,“拿来送去”;一种是闭关锁国,不进不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汉、唐时代,是取前一种态度。那时,我们是世界的第一等大国、强国,文化高度繁荣,我们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有诸多商业往来、文化交往。唐朝国都长安,除外国友好使者外,还有许许多多“外籍人士”(商人和各种文化人)居住;中国也派往国外许多使者和商业贸易、文化交流人员,还有出国留学者。而到了明清时代,则取后一种态度。自明代初期起,就实行“海禁”(又称“洋禁”)政策,禁阻私人出洋从事海外贸易。这与同期的西方相比,政策恰恰相反:哥伦布出海,是受鼓励的,而且规定许多奖励政策(有人说,所获百分之十归己,我未曾考证和查阅资料)。中国明朝海禁,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经济的、政治思想的、军事的等等。就拿军事来说,据说是为了防倭寇--倭寇起于市舶,故罢市舶,厉行海禁。那时只允许“朝贡贸易”。明代永乐时,海禁尺度有所放宽(但绝未解除),永乐皇帝还派郑和下西洋。但是必须明确:郑和下西洋,不是进行海上贸易,而是显示大明国威,顶多属于“朝贡贸易”之类。正常的海上贸易,当时几乎不可能。到清代康熙时(康熙二十四年,即公元一六八五年)曾解海禁,但是实际上并未真正的彻底的落实,因此有清一代,总体说仍然没有开放;而且越到后来越禁锢。闭关锁国的结果,我们成了世界上的“夜郎国民”,清代官员甚至比“夜郎”还“夜郎”,不知有葡萄牙国,嘲笑人家“葡萄”还长“牙”?中国几乎被甩在世界历史进程之外。中华民族吃尽了苦头。

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仍然是封闭的。在整个民族中,形成了某种封闭心理,这其中就有某种狭隘民族主义心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改革开放了,中华民族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但是以往那种狭隘心理是否还在某些人身上有残留呢?未可知。譬如,面对外来文化,面对不同文化的碰撞、融合以至产生新的文化因子或者最后产生了新的文化,有的人站在原有文化的立场上,心理上感到不舒服、不光彩,好像“我们”失去了什么。怀有这种心态的人常常简单地把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看作是“文化占领”,常常以“谁输了谁赢了”、“谁向谁投降了”、“未来是谁的天下了”等等观念来看待文化交往。请问:倘有上述那种感觉,是不是某种民族主义的狭隘情绪在作祟?

假如超越某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超越“中”“西”派系观念而站在它们之上,我们也许会接纳和认可不同文化由隔漠、对立、冲突走向对话、理解、融通的新成果,达到某种程度的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我们会从两种文化碰撞融会中产生的新文化中受益。譬如,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中有一种很重要的价值观念“信”或“信义”,所谓“言必信,行必果”。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也有一种很重要的价值观念“信誉”--“商业信誉”或“企业信誉”。虽然这两者都沾了个“信”字,其实有根本区别。中国的“信义”与宗法家族社会的长上崇拜、士为知己者死联系在一起,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的信誉则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公平、平等为基础。这两种东西,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相遇了,两者相互碰撞、相互交融,产生了今天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信任感”、“信誉”。今天存在于中国的这种“信任感”、“信誉”,是不是有新的因子在其中呢?我认为有。它比起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的“信誉”,可能多了点“义”的成分,多了点人情味儿;而比起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士为知己者死”、“长上崇拜”的“信义”来,可能多了点“公平自由竞争”、“亲兄弟明算帐”的成分。这种新的文化因子,将来发展起来,是不是适应的范围和地域更广更大呢?是不是对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更有益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