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1978：终结与起点
历史上大多数年份很普通，倘不是专治历史的人，平民百姓根本不在意它们，似乎视而不见。但有些年份却光辉夺目，如同一座座纪念碑，受到全民的普遍关注，长久地留在一代人、几代人的记忆中；有的甚至名垂千古，获得不朽的地位。
1978，就是中国近百年来有数的几个纪念碑式的年份之一，它因为有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倍受历史和它的创造者的青睐，得以矗立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显着位置上。二十年来，我们当代人不断地提到它；而且在它二十周年的今天，还有那么多人、写那么多文章、开那么多会纪念它。但是囿于当代人历史实践的局限，对它的深层意义恐怕远远没有吃透。随着历史的前行，我推测它的地位将会越来越突出，它的价值将会越来越显现。倘若再过一百年、二百年或更长一些时间，那时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把“1978”放在数百年历史的长时段来审视，也许会发现它比其它纪念碑式的年份更为光彩。因为：
1978，它标志着一个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的开始。它拉开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这一新世纪的帷幕，它实际上在中国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这个新术语和新命题到十四年后中共十四大上才正式确立）的历史新纪元。
二十世纪的中国，大部分时间是在“战争”，是在“阶级斗争”中走过来的。按照以往我们教科书上的说法，百年中我们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些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我们又不断地进行思想上（也常常触及肉体）的“战争”，即“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三反五反，批电影《武训传》，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全面内战”。战争和阶级斗争，本来是人类历史一定发展阶段上客观存在的、难以避免的现象，而且它的确曾经是历史前进的杠杆和发展的动力之一。但是，它既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也不是任何历史时段和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所必不可少的。回顾百年来我们所经历的这些战争和斗争，有些是具有充分历史根据的庄严的伟大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可歌可泣的，如建国前所进行的那些革命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和反封建的一系列斗争；但也有些是人为制造的肮脏的渺小的阻碍历史前进的令人唾弃的，如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推到崩溃边缘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建立过巨大功勋、用“阶级斗争”打天下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当他自己也认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时候，却煞不住“阶级斗争”的轧，在不再需要把阶级斗争当主角的时代制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把阶级斗争视为解决一切历史和社会问题、甚至思想和学术问题的灵丹妙药。他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他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理论，他晚年的那条左的路线，造成了他个人的悲剧，也造成了以他为标志的一个历史时代的悲剧。而且，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代人的“阶级斗争情结”、“阶级斗争拜物教”，这正是林彪、四人帮建立在“阶级斗争为纲”基础上的法西斯专政得以推行的精神资源，以至于他们的统治维持了十年之久才被推翻；而且至今在有的人头脑里那根“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很紧，时不时要抓“阶级斗争新动向”。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左的路线下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巨大损失，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现在我所关注的，是它给学术文化，特别是给文艺学所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表露出来。一方面，它使得文艺学和其他学术文化逐渐失去独立性，在“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政治的附庸。另方面，它使得文艺学和其他学术文化患上贫血症，以至于文艺学的身体里只流着一种成分的血液--政治意识形态的血液；而且它只给予文艺学一块非常小的立足地盘--认识论哲学。这样，当时的文艺学只存在虽然正确但非常单一的两个命题：文艺是社会意识形态（其实只是政治意识形态），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因此，当时的文艺学只有两种形态：政治学文艺学或称文艺政治学（也可以称为政治统帅下的政治占绝对优势的文艺社会学），认识论文艺学。文艺学本身所应具有的多样形态和丰富内涵，全都被政治和阶级斗争湮灭了。实际上，这样单一的文艺学，即使它是科学的，也不足以说明那么复杂的文艺现象；何况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浸淫下，它常常被扭曲、被庸俗化。这种负面影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极致，它集中表现在：包括文艺学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术文化，在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之下，失去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统统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变成政治的婢女。其最恶劣者，就是姚文元1965年底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966年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完全把文艺学变成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政治的手段。那时侯，只有政治，没有学术。那是一个没有学术的时代。一切所谓“学术”，不过是政治的一种符码而已。
这种状况，如果不根本扭转左倾路线，如果不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动大手术，是不可能得到改变的。于是，改革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成了广大人民、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的心声。要改革，必须首先解放思想。于是，在时代的急切呼唤下，1978年4、5月起，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全党全民大讨论；年底，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划时代的伟大历史事件。这场讨论表面看只是一个理论是非问题，而其内里，则是解决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而十一届三中全会，更是一次决定中华民族这艘大船的历史航向的会议。这次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国策，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方针，实际上规定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走向，从而对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了切实地回答，真正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从此，中国开始了充满着艰难曲折但有着无限光明前途的社会转型。
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既规定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方向，也不能不从总体上对包括文艺学在内的学术文化发生根本性的长远的影响。从此，文艺学逐渐摆脱“阶级斗争为纲”的牢笼，开始谱写自己历史的新篇章；开始摆脱“舆论一律”“一家言”的时代，而走向多元对话的时代。
至今，我们的文艺学同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一起，沿着1978年所开辟的历史航向，在风风雨雨中已经走了坎坎坷坷的二十年。对这二十年的历史如何评价？有的人认为是“礼崩乐坏”的二十年，是文艺学“失范”的二十年，是充满着各种错误思想理论的二十年。但是我认为，这二十年虽然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许多地方不能尽如人意；但却是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二十年，是大踏步前进的二十年。如果说不是“辉煌”的二十年，那么至少也是耀眼的二十年。
这是我对这二十年的总体评价。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远一些，检视百年来（1898-1998）的文艺学历程，我们会发现有两个二十年最为耀眼：一是最初那二十年（或者把时间稍微放宽一点从上世纪末到“五四”前后那二十多年）；一是最末这二十年。
这一头一尾两个二十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譬如，（一）都处在社会基本结构的大变动、大转型的时期，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动、转型形成一种巨大的文化势能和文化语境，促使文论（文艺学）不能不从哲学基础、根本观念、学术范式、观察视角、叙事语码、论述对象及方法等等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和调整，获得大幅度的突破和进展，（二）都处在从封闭走向相对开放的时期，大量译介外国的学术文化思想，并迅速地有时甚至是饥不择食囫囵吞枣地加以吸收；（三）都处在非常激烈的中西交汇、古今碰撞的时期，由于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的转型和调整，外来思想文化的引入，新的现实生活的内在要求，文论家、文艺学家的思路被激活了，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欲望，思想开放，新说蜂起，呈现出空前的文化和文论（文艺学）多元化和多样化状态；（四）都处在新旧交替、新旧杂糅的时期，旧规范或已破或正破或将破，新规范或已立或正立或将立，使得文论（文艺学）有时出现短时的失序状态；等等。
当然，历史不可能重复，两者必然有着根本的区别。譬如，它们所处时代的历史性质不同，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所处的国内文化语境不同，面对的对象和问题不同，所要解决的任务不同……。而且，它们各自的未来走向也不同：如果说最初那二十年由多元化走向大一统--最后、特别是到四十年代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统天下。那么，最末这二十年，由于当今时代性质所决定，未来的文艺学发展将不是由多元走向一统，而是走向对话；而且在可以预计的历史范围内将长时间地维持这种多元对话的局面。
最初那二十年，古老的中华帝国，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社会地震”接连不断地冲击下，整个社会真是翻江倒海、地动山摇，政治、思想、文化发生巨变，并且在现实深层积蓄起进一步变革的巨大势能。单就文论范围而言，由于现实本身的要求，外来文化思想大量涌入，内在学术机制急剧变化，中西古今，碰撞交合，促使文论从传统的“诗文评”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转换：譬如说，在哲学基础上发生了“认识论转向”--从古典“诗文评”多以中国传统的伦理哲学为基础，逐渐转到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多以西方引进的认识论哲学为基础；在基本观念上，从传统的古典文论多强调“文以载道”（把“文”视为“道”的附庸，视为“明道”、“载道”的工具），逐渐转到现代文艺学更多注意文学自身的独立品格；在思维模式上，从传统的多是经验的、直观的、感悟的思维方法，逐渐转到现代的多是思辩的、理性的、分析的思维方法；在论述对象上，从传统的多以诗文等抒情文学为中心和重心，逐渐转到现代的多以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为中心和重心；在形态上，从传统的多是“点评”式（眉批、夹批、文前批、文末批等等）的看起来比较零碎的“诗文评”，逐渐转到现代的多具有系统的理论形态的文艺学；等等。那二十年是中国现代文艺学的发端、生芽、成型，即由“蛹”逐渐蜕变为“蝴蝶”的时代；也是中国现代文艺学学术史上辉煌的“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各种主义丛生，各种思潮并存，新思与旧见相克相生，中学与西学相交相溶，熙熙攘攘，层出不穷，场面煞是好看。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无疑是那时的文化、学术明星。
最末这二十年（1978-1998）同样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社会体制和结构进行转型的二十年（已如前述）。我们的文艺学就是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大语境下，伴随着整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巨变而走过来的。有许多学者对这二十年来的文艺学历程的特点和运行轨迹进行了总结和描述。
有人说，这二十年的文艺学表现出四个基本走向：一是从一元到多元（表现为旧的本质论的瓦解和新的现象论的兴起，造成一元的消解和多元的形成）；二是从客体到主体（表现为再现论的弱化和表现论的强化）；三是从认识到情感（表现为强调文学认识属性的理性论之衰微，而强调文学的感性、情感属性的审美论之兴起）；四是从思想到形式（表现为内容论的消解和语言论的生成）。有人说，这二十年的文艺学历程是从中心向边缘运行的过程。过去文艺学同政治、同主流意识形态融合在一起，因而也常常跟着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处于中心地位；现在，文艺学取得独立的学科地位，从而也就离开中心走向边缘。边缘化是使文艺学重新获得生机、并且获得发展常态的好事。正因为边缘化，从而也就实现了文艺学的学科专业化、研究多元化、思维辨证化、话语个体化，走上该学科的正常发展轨道。有人说，这二十年的文艺学是从一元走到多元，再从多元走向系统整合（也有人说是“由多元分化走向多元综合），因为多元也有负面效应，即多元状态造成不同理论的对立，相互排斥，自我封闭，出现偏狭、混乱。有人认为，二十年文艺学的辉煌是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它就由辉煌走向衰微，从神气活现走向神气黯然，但也就走向常态；还有人认为，到九十年代，文艺学话语既不是过时，也不是“失语”，而是失去了对中国社会文化新状况的言说能力。上述各种说法，的确有许多精彩之处，给人启示，发人深省；但有些观点我也不敢完全苟同。我认为，二十年的文艺学历程，前期（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是一个从“反正”到“反思”到突破的过程；是从以往的“一统天下”走向“百家争鸣”的过程（尽管还远未达到理想境地）。后期（自八十年代末至今），是从八十年代的“年青气盛”转到九十年代的“老成持重”的过程；是从“多元争胜”转而开始意识到必须“多元对话”的过程。九十年代的文艺学不是走向衰微，而是走向深入；不是走向“神气黯然”，而是进入了“哲学沉思”；不是象有的同志所说“失去了言说能力”，而是变换了言说方式。
对这整个二十年，我给予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