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与金子
--纪念契诃夫逝世一百周年
当契诃夫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他的话剧《万尼亚舅舅》在布拉格上演，一位批评家这样写到：“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位不惧怕平常事物的诗人，一位魔术家，他能把日常生活的矿石变成金子。”这几句简单而又深刻的话，的确抓住了契诃夫艺术才能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也是我们今天值得向契诃夫学习的地方。
难道真有惧怕平常事物的诗人、作家吗？有的。这样的诗人、作家或这样的倾向，大概从契诃夫时代直到现在，从未绝迹。看看今天某些低俗、拙劣的、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你就会相信这种恶劣倾向孽根尚存，流毒未消。他们的特点是追求离奇古怪、违背生活常理的人物和情节，而且以此来炫耀、来“逞能”。他们似乎认为艺术只能来自离奇古怪的所谓“不平常”的生活。在他们看来，每天活动在他们周围的似乎淡如流水的人和事，只能产生淡如流水的诗歌、戏剧和小说。他们的目光总是不肯也不屑于投视日常生活的大地，而要转向天空，去构想许多世上所不可能有的故事，故作惊人之笔，以惹人注目。他们认为这是艺术创作的窍门和捷径。
然而，这实在是对艺术创作太深的误解。
不惧怕平常事物，把日常生活的矿石提炼成宝贵的金子，这是一切艺术创作、尤其是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正道，然而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需要像马雅可夫斯基所说开采数吨矿石才提取一克镭，需要像列夫·托尔斯泰所说事先考虑“一百万种可能的组合方式，以备将来采用其中的百万分之一”，而且需要更高的才能。果戈理曾经说过，“那些每天围绕着我们的、跟我们时刻不离的、平平常常的东西，只有深厚的、伟大的、不平常的天才才能察觉；而那些稀有的、成为例外的、以其丑陋和混乱引人注意的东西，却被中庸之才双手抓住不放”。契诃夫正是善于从平常东西中“察觉”不平常意义的艺术家--这种“深厚的、伟大的、不平常的天才”。这种天才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透视生活深层内涵的观察力。正如契诃夫自己所说，“作家务必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目光敏锐、永不罢休的观察家”，“要把自己锻炼到让观察简直成为习惯……仿佛变成第二天性”。契诃夫作品中那些不朽的艺术形象，都是他对当时日常生活深入观察、集中概括对结果。例如，那个可怜的、在生活磨子下呻吟的幼小心灵万卡（《万卡》），那个全身毛孔都散发着专制制度腐朽气息的普里希别也夫中士（《普里希别也夫中士》），那个把自己装在与世隔绝的套子里、生怕任何一点儿新变革会打破旧秩序的别里科夫（《套中人》），以及奥楚蔑洛夫（《变色龙》），“挂在脖子上的安娜”（《挂在脖子上的安娜》），不都是那个时代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人物吗？然而，一般人见到这些人物，同他们擦肩而过，却不能发现他们身上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契诃夫则不同。当他遇到这些人物的时候，他的目光像X射线那样穿透他们的灵魂，他一下子就抓住了他们与时代母体联结着的脐带，并且像一个高明的医生，从这些人物身上精确诊断出社会的各种病症。总之，他用自己的眼睛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中发现了美，他把别人看了千百次而没有看清楚的东西用鲜明的形象展现出来，变成宝贵的金子。并且，他的笔触是那样简练，那样深刻，那样善于典型化。高尔基说他“只要用一个字就足以创造一个形象，用一个句子就足以写成一个短篇小说，一个使人惊叹的短篇小说，这种小说钻进生活的深处和本质中去如同螺钻机钻进地心一样”。
我们现在多么需要契诃夫，多么需要契诃夫那样把日常生活的矿石变成宝贵的金子，多么需要像契诃夫那样钻进生活深处和本质中去，而且我们应该钻得更深一点儿。
我们目前还没有出现像契诃夫或托尔斯泰，像曹雪芹或鲁迅，像其他的世界第一流艺术家那样的天才。然而，我们的时代正呼吁着并孕育着这样的天才。十分可喜的是，近年来已经有不少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显露出才华。他们勤于劳作，善于思索，目光锐利，努力从生活中观察和概括。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希望。
（1981年）
附记：此稿写于二十四年前，本是应某大报文艺部所约而撰写，迟迟未发。正纳闷儿间，该报编辑（我的一位朋友）来信称：“我报文艺部已把该文上版，即发，但上面审查时，某某同志认为‘不要在报刊上多谈契诃夫’，只好抽下。”我的这位朋友为此深表歉意。但我知道并非哪个人的责任。他约的稿子，他编发的文章，不是因为文章自身质量，而是由于外部原因所致而不能发表，编辑的心里也不好受。我的文章本无多大价值，只是情理上有点儿令人难解。干吗害怕契诃夫？于此可见中国文界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特色”。今特将此文发表，使之在二十四年之后，重见天日。2004年6月24日。
青云谱记
--访八大山人纪念馆
“好一个幽静的地方！”
坐汽车在青云谱道院门前停下来的时候，我禁不住把自己所得到的“第一印象”喊了出来。
这儿北距南昌城不过十五里，然而，比起闹市的充耳塞目的喧嚣嘈杂，此刻我们似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青云谱象当年隐居于此、一度喑哑不言的八大山人一样，无声地迎候客人。院前是一湾平如镜面的池水。初冬的太阳熟睡似地静卧水中，只有树上的鸟儿耐不住寂寞，要把梦中的太阳唤醒。
就是在这里，明末清初着名画家八大山人隐居了二十年之久。一九五九年在这里建立了八大山人纪念馆。
纪念馆的老馆长把我们迎进院内。过了第二道门，我们正欲前行，老馆长忙说：“诸位止步．请向后看。”我们转过身来，顺着老馆长的手指，只见门额上“众妙之门”四个大宇，洒脱俊逸，耐人品味。这是八大山人的手迹。这堵院墙，这座门，这些字，仍然是三百多年前的老样子。老馆长感叹道：“得到八大山人真迹很不容易。八大山人一生书画很多，而留存下来的不过百分之几。据我们所知，目前国内外称为八大山人作品者，约千余件，而其中至少一半是赝品。本世纪初，日本一个富翁发誓要把八大山人所有书画全部买下，结果，假冒者接连而至……听说美国有人要出八大山人全集，究竟能有多少真品，那很难说；而所谓‘全’，就更靠不住了。不过，目前诸位所看到的‘众妙之门’，确系八大山人真迹。”
在老馆长导引下，我以龙宫探宝似的心情，深入院内。
这座道院的屋宇布局以“关帝殿”、“吕祖殿”、“许祖殿”为主体，右边还有“三官殿”、“斗姥阁”，殿宇中部有一内室名曰“黍居”，曾为八大山人住所。从前，各殿都有绝妙的泥塑。已故绘画大师徐悲鸿当年自欧洲回国来此，对这里的泥塑称赞不已。然而，十年“文化大革命”，把这些无价之宝“革”得荡然无存。老馆长在痛惜之余，苦笑道；“现在这些殿、阁只好陈列八大山人的书、画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有同志冒着危险把八大山人的几幅真迹保存了下来。”
整个院落笼罩在静穆之中。那明代的罗汉松和桂树，那中心已经腐烂而仍然顽强活着的两株苦槠树，那挺立着高大树干、似乎有些冷傲的银杏，还有修竹、曲径、小溪……数百年来，冬寒夏暑，默默地生长着，静卧着，流淌着……我想，我脚下的路，殿、阁里的方砖，三百年前的八大山人会是无数遍地走过吧？他的脚步该是无声的，恬静的，如同这静穆的庭院。
但是，当我站在八大山人的书、画面前的时候，我所看到的却是一个绝非静穆的世界。在这里，一阵阵喜怒哀乐的感情旋风，冲击着观众的心灵。八大山人把他的家仇国恨凝聚于笔端，倾泻于画面，似乎要刺破这座院落的静穆的外壳。这是一个喜则大笑、悲则大叫的性格。有时，表面看是无声的，沉默的，但那内里，却藏着一座火山；有时，火山爆发了，嘻笑怒骂冲天喷射；也有平静的时候，但那是对世界的冷眼傲视……
你看那几只鸟，鼓腹矗背，似乎对这个世界有满腹牢骚。它们大部单足独立。有人说，单足者，以示与大清王朝势不两立。我看倒也不必作这种图解式的理解。但是，这些单足独立的鸟，却给人一种孤傲感。这是些恨世者的形象。对这些鸟的眼睛，八大山人也作了奇特的夸张：用焦墨一圈勾出鸟眼的轮廓，然后把黑而圆的眼珠顶在眼圈的上部，表现出白眼朝天的神态，似乎对人世的现实厌恶得不屑一顾。在这里，八大山人是沉默的，然而这是他对当时现实的无声的诅咒，高傲的蔑视，如同他的喑哑一样--据说，明亡之后，八大山人的悲愤无处发泄，就“大书‘哑’字署其门，自是对人不交一言”（清·邵长蘅《八大山人传》）。他的哀痛和愤恨，不是尽在这不言之中吗？
八大山人也并非总是喑哑不言。有一段时间，他得了癫狂之疾，或伏地呜咽，或叫号痛哭，或仰天大笑，或鼓腹高歌。他常常在疯疯颠颠之中草书、作画。人们知道八大山人嗜酒，于是预先准备好数升墨汁，若干纸张，请他喝酒。酒后，他欣然泼墨，－大幅纸上，成洒以敝帚，或涂以败冠，似乎又脏又乱，不堪入目。但是．随后神奇的事情出现了：只见八大山人提笔渲染，或成山林．或成丘壑，花鸟竹石，无不入妙；有时，他挥臂疾书，在狂叫大呼之中，洋洋洒洒，几十幅狂草，立刻写就……我眼前这幅画中的奇石是这样画成的吧？你看．八大山人已经赋予它以生命，它象是一只猛兽，张着巨口使人避之唯恐不远。此外，那呲牙咧嘴的石榴，断茎败叶的荷花，扭头翘尾的怪鸟，哀叫的鹿，悲鸣的雁……这许多形象都是作了大胆的变形和夸张，带着八大山人的“颠狂”劲儿。
但是，我总疑心八大山人井非真的发疯。在他的疯疯颠颠之中．总使人看到许多十分清醒的东西，表现着他鲜明的爱憎。这疯颠大概也同他的喑哑一样，不过是他对现实的一种反抗态度罢了。例如，同八大山人有过交往的邵长蘅说，贫士、市人、屠沽如果邀八大山人去喝酒，他欣然前往，醉酒之后，挥笔作画相赠。有许多人跑到他的僧舍去索画，同他牵袂捉衿，他也从不拒绝；附近的农民送他几棵白菜、几个萝卜，他很高兴地画一幅白菜、萝卜回赠。但是，显赫贵人欲以数金买他一块画中的石头也办不到。有时，他们持绫绢而来，八大山人收下说；“正好给我作袜子用。”据说，还有一个武人强迫八大山人去作画，两三天不放他回来，结果，八大山人没有作画，而是恶作剧地“遗矢（屎）堂中”，武人无奈，只好放归。你看，八大山人是真疯，还是假疯？其实，他的疯不过是对付清朝当权者的一种手段而巳，他是清醒的。这在他所画的“孔雀”这幅画中鲜明地表现出来。孔雀，这是美丽的鸟儿，云南的少数民族还把它视为吉祥之物。我在北京的动物园里看过孔雀开屏，耀眼的华美！但是，现在我所看到的八大山人笔下的这只孔雀，却是如此丑陋。它的羽毛虽华贵却肮脏，它的眼睛充满着庸俗、媚上之气，它的头上是什么？是几根羽毛？不，这不是清代要人们表示自己身份的花翎吗？八大山人正是借这个形象，嘲笑和斥骂那些向上爬、投靠清朝统治者的知识分子。
我注意了一下八大山人书、画的款识。早期常以“传綮”、“人屋”、“个山”等等落款，落发为僧以后，他又给自己起了一个怪名字：“驴”或“个山驴”。据说．当了和尚，他摸了摸自己的头顶，说：“吾为僧矣，何不可以驴名？”于是更号为“个山驴”。这不是对自己生活遭遇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嘲吗？晚年署名“八大山人”。但这四个字经他一写，成为“笑之”“哭之”，哭笑不得。在他住了二十余年的“黍居”里，我看到一幅八大山人晚年的画像，盘腿打坐，两旁是他自己写的一副对联：“谈吐趣中皆合道，文章妙处不离禅”。也许他的确感到疲倦了，真的遁入禅中。
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八大山人以八十高龄谢世。
但是，作为一个天才画家．八大山人永远活了下来。
（原载《星火1983年第5期》）
作家与哲学家
作家写出来的应该是他的感觉。新鲜的，带着生命汁液的，活蹦乱跳的，可以看得见、听得到、触模得着的，而且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第一次的，唯独他才有的，开天辟地般的，象生孩子似的感觉。
哲学家写出来的是他的思维（思想），蒸发了新鲜感觉的、高度浓缩的生命木乃伊。他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一个世界。（1996岁末）
妇女纹面·美
高山族、黎族妇女都纹面。
纹面，特别是女人纹面，把本来细润光华的脸面皮肤刺上花纹，成为人造麻脸，按现代汉族人的观念，无论如何，不能算是美的。小时候我住姥姥家，那个村里有一户最穷的人家娶不起媳妇，只好娶了一个麻脸女人。今天的女性还要不断涂抹各种各样的“面奶”、“护肤霜”之类，免得脸上“起皱”、“出坑”、“发包”；青春期女孩儿特别讨厌青春痘，倘不幸“发痘”，则千方百计寻药，去之而后快，发誓“只留青春不留痘”。
麻脸和丑是连在一起的。
但高山族、黎族至少曾经认为纹面（人造麻脸）是美的。
如此，则美不在纯客观物本身，当无疑。不然，为什么同一对象（纹面），高山族、黎族看来（或曾经看来）美，而汉族看来不美呢？
那么，美在观念？答曰：不在观念，又在观念。不在观念者，因为它不是任意的、纯主观的观念--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但那只是王八望绿豆，对了眼儿了；局外人未必承认那是真西施。又在观念者，或许因为它是一种客观观念？
然而，观念可以是客观的吗？何为客观？何为主观？
……
人啊，让你的脑袋瓜变得更精灵、更复杂些吧。
“把我掰碎了成你”
袁世海当年拜郝寿臣为师，郝寿臣问：你准备怎么跟我学？是把你掰碎了成我，还是把我掰碎了成你？袁世海说：把我掰碎了成你。郝寿臣说：那不行，那样你就不是袁世海了，而成了袁寿臣了；我也有缺点，不能连缺点什么都拿去，而是把我好的东西拿去。所以，不是要把你掰碎了成我，而是要把我掰碎了成你。
后来，袁世海收杨赤为徒，也把当年郝寿臣对他说的那番话对杨赤说了，要杨赤把自己掰碎了成为杨赤。（据2002年12月24日中央电视台1套《东方时空》袁世海专集）
郝寿臣、袁世海这些中国艺术大师的话，使我想起英国十八世纪着名诗人爱德华·扬格《试论独创性作品》中反复阐述的一个思想：“学习大师是为了成为你自己”，“对着名的古人，我们越不模仿他们，就越像他们”。扬格说：“让他们（古典大师）滋养而不是消灭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读书时，让他们的优点点燃我们的想象；我们写作时，让我们的理智把他们关在思想的门外。连对待荷马本人，也要像那位玩世不恭者对待崇拜荷马的君主一样：叫他站开点，不要挡住我们的作品，使它受不到我们自己天才的光芒的照耀；因为在别的太阳光下，没有什么独创性的东西能够生长，没有什么不朽的东西能够成熟的。”（爱德华·扬格《试论独创性作品》第86页，袁可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当然，听扬格的话，你会觉得太不“中国”了--没有中国传统艺人那种亲如父子的师生情谊，那种舍身为人的高尚情怀。然而，理儿还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