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思潮与文体:20世纪末小说观察
21447800000028

第28章 长篇平台(5)

有人把二月河的小说划归通俗文学的范畴,这没有太多道理。这里并不牵涉雅与俗孰高孰低的问题。诚然,他写打斗杀追的场面,有时闪过金庸式的影子,他写勘破疑案的诡曲,颇有公案侦破之风,他总是喜欢使用章回体,这又与古典白话章回小说有着血肉联系,《九王夺嫡》中半人半仙的邬思道,让人联想到我们文化传统中的某一类原型。他的小说的突出特点是:在行动中刻画人物,动感强,节奏感强,打破了历史小说常难免的那种闷气。但他的漏洞也不少,他喜欢穿插旧体诗词,却常在韵律上出问题,他的某些处理(如雍正之死)似较随意,易引起争论。如果我们仔细寻味,倒会发现,他的笔法受到《红楼梦》极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于他对宫闱生活的描写,在《乾隆皇帝》中,这一特色有更完足的发挥。然而,他的作品虽不应算到通俗文学的账上,但其艺术视角当属于大众的、民间的写作立场。

生存韵诗意与新乡土小说--读《大漠祭》

从报上看到,有的读者对难得见到描写当代农村生活的优秀小说表示不满,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少的确是少。然而,优异之作非并完全没有,长篇小说《大漠祭》(雪漠着,上海文化出版社)便是一部出类拔萃的表现当代农村生活的作品。

尽管出版者在封向上赫然标出“粗犷自然,大气磅礴,情节曲折,言语鲜活,朴素睿智,引人入胜,是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和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这般惊人语;尽管上海一些先期看过校样的批评家给它很高的评价,但也许是信息过剩到真假难辨,也许是言过其实已成通病,《大漠祭》出版之初,像许多被预告为“杰作”的出版物一样,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最终,还是读者的发现和选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书自去年10月出版以来,悄然间已是第三次印刷。对于一部出自西部一个无名业余作家之手的纯文学作品,这是十分不容易的。

真正进入了小说的文本,人们便会强烈感到,编者称它足“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并非妄语或商家的广告辞令。这是凝结了作者多年心血的一次生命书写。从贯注全书的深刻体验来看,不用作者自述也能看出,它的人物情事多有原型,或竟是作者的亲人和最熟悉的村人,那种从内向外涌动的鲜活与饱满,即使最有才气的“行走文学”者似也很难达到。作者自言:“此书几易其稿,草字百万,拉拉杂杂,写了12年,动笔时我才25岁,完稿时已近四旬,但我终于舒了一口气,觉得总算偿还了一笔宿债,今生,即使不再写啥,也死能瞑目了”,又说:“我的创作意图就是想平平静静告诉人们(包括现在活着的和将来出生的),有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地活着,曾这样很艰辛、很无奈,却很坦然地活着”。读此书,我们眼前确乎活现出沙漠边缘一群农民艰苦,顽强,诚实,豁达而又苍凉地活着的情形,一如“大漠”那样浑厚的、酷厉的意象--“那是一种沉寂,是被人们称为死亡之海的大漠的固有的沉寂,但那是没有声音却能感到涌动的生命力的沉寂”。

我理解,《大漠祭》的题旨主要是写生存。写大西北农村的当代生存这自有其广涵性,包含着物质的生存、精神的生存、自然的生存、文化的生存。所幸作者没把题旨搞得过纯、过狭。它投有中心大事件,也没有揪人的悬念,却能像胶一样粘住读者,究竟为什么?表面看来,是它那逼真的,灵动的,奇异的生活化描写达到了笔酣墨饱的境界,硬是靠人物和语言抓住了读者,但从深层次看,是它在原生态外貌下对于典型化的追求所致。换句话说,它得力于对中国农民精神品性的深刻发掘。

《大漠祭》承继我国现实主义优良传统,饱蕴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正视现实人生的勇气。它不回避什么,包括不回避农民负担过重和大西北贫困的现状。它的审美根基是写出生存的真实,甚至严峻的真实,这样才能起到激人奋进的作用。它尤重心灵的真实。从形态看,作品写的是腾格里沙漠边缘上一家农民和一个村庄一年间的生活:驯鹰、猎狐、打井、捋黄柴、吃山芋、喧谎儿、缴公粮、收地税、计划生育以及吵架、偷情、祭神、发丧等等情事。照作者说的,不过是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而已。然而,对人的灵魂冲突的理解和描写,对农民品性复杂性的揭示,是它最撼动人心的部分。对一部大型叙事文学而言,人物的刻画毕竟是最根本的。比如,老顺这个驯鹰老手,为贫困和为儿子娶亲的重负所累,一次次地走向了大沙漠深处,去掠夺沙窝子,好像沙窝子最不会拒绝。其实,环境恶化了,老顺们恰又是恶化环境的承受者。“上粮”一节写尽了老顺的矛盾。他揭发了别人,因为他有股说不清的气,他以维护公家利益为自己辩护,待到他的好粮被压低为三等,他涨红了脸,“嘴唇、胡子、手指都抖动着,眼里也蓄满了泪。半晌,才叫了一声,心里悔恨交加”。老顺是刚强的,且不乏霸悍之气,但他久经传统文化熏陶,认为二儿子猛子的行为给他致命的打击:“老顺木了脸,梦游似往村里走,衣裤突然显得过分宽大。风一吹,老顺的身子一鼓一荡的,像要被风带了去。”坚韧与无奈达于极致。老顺的大儿子憨头,苦吃勤作,供弟弟上完中学,自己一字不识,他弥留之际的最大心愿竟是让弟弟用架子车拉上逛一趟武威的文庙。这情节给人悲凉而悠长的思索。人物中,男性以老顺、孟八爷、灵官写得好;女性中,老顺老伴、双福女人、莹儿、兰兰也都好。作品的生存环境是阔大而单调的,人文维系不无封闭和愚昧的色彩,然而,它的人物自有其生存哲学,他们有自己在艰难环境中维系精神的强大纽带。且莫认为作者在一味地写苦难,其实,正是老顺及其儿女、村人们的坚韧与豁达,勤劳与奉献,支撑着我们明朗的天空与大地。

审美上素有“使情成体”之说,《大漠祭》以雄浑的自然生态为背景,以人情美、人性美为结构内核。老顺有三个儿子,老大憨头因救人而阳痿,家里换亲把妹妹兰兰换了出去,给他换来了莹儿做媳妇;老二猛子,蛮勇任性,与某大款备受冷落的妻子有染;老三灵官,带有作者的影子,他有文化,灵心善感,在特殊境遇里,与嫂子莹儿发生了恋情。这么说,只是勾勒了最简略的人物关系。事实上,作品的动人力量,全在于超越了这个故事层面,指向了精神的高度。在灵官与莹儿的关系中,可提供寻味的东西更多,在乡村,真正伟大的多是女性,她们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给生活注入了欢欣,又承当起巨大苦痛,从容面对一切。

《大漠祭》的语言鲜活、有质感,既形象又幽默,常有对西部方言改造后的新词妙句。随手可拎出这样的句子:“风最猛的时候,太阳就瘦、小、惨白,在风中瑟缩。满天黄沙,沙粒都疯了,成一支支箭,射到肌肤上,死痛。空中弥漫着很稠的土,呼吸一阵,肺便如浆了似的难受”--没有切肤体验和观察是写不出的。这是状景,写入的妙语就更多了。长期以来,不少自以为是乡土小说的作家,过不了乡土语言关,因为语言的滞后,他们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乡土生活中许多有生命力、启示力的东西,包括某些生存哲学和禅意。这不禁使我想起,《大漠祭》在审美上与新疆散文作家刘亮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人说,刘“在一头牛、一只鸟、一阵风、一片落叶、一个小蚂蚁、一把铁锨中,倾注了自己和所有的生命”。雪漠何尝不如此。

当代文学太需要精神钙片了,《大漠祭》正是一部充满钙质的作品。我以为,经济的欠发达,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化的欠发达,而文化的欠发达,又不必然地意味着艺术感觉的欠发达。西部的生存诗意,可以滋润我们这个浮躁时代的地方太多了,只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不管高科技发展到何等地步,人类永远有解不开的乡土情结,永远需要乡土情感的抚慰。《大漠祭》告诉我们,乡土文学不会完结,新的乡土文学正在涌现。如果说,过去的“农村题材”的提法有某种观念化、狭窄化倾向,把不少本真的、美的、善的和诗意的东西遮蔽了,那么,“感受土地的神力”(王安忆),在乡土生活中寻觅精神的资源,甚至源头,已成为当今许多作家的共识。《大漠祭》崭新的审美风貌是区别于以往同类创作的--这或许是我想要在另一篇文章中着重论述的问题。

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

盛夏已经过去,书摊上的“《废都》热”却还不见降温,从北国到南方,尽管物候、风尚、方言、服饰大异其趣,但就《废都》的畅销而言,却没有两样,它那熟悉的封面到处在招摇,好像妖冶的女子哪里都不会拒绝。它甚至悄悄地把王朔从书摊上挤了下来,同时似乎不无讽刺地告白着,文学的轰动效应并没有过去。据不可能准确的统计,此书发行已逾白万,盗印本也四面出没。至十读过这本书的人究竟有多少,那就谁也说不清楚了。这可是新时期以来,甚至整个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

奇观之奇更在于,人们不但争相阅读,而且意见决不一致。其分歧之大,争执之剧烈,虽未到“几挥老拳”的地步,也已激昂得空前。在读者和评论界,有人说它堕落,有人说它变态,有人说它是明清艳情、狭邪小说的仿制品,并无创新价值,有人说它是狡猾的商业策略,一笔早就预谋好的赚钱生意,当然,也有人对它推崇备至,视为深沉之作,传世之作,几近绝响。因而听不进批评意见。

面对《废都》,面对它的恣肆和复杂,我一时尚难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价,也很难用“好”或“坏”来简单判断。我对上述每一种看法似乎都不完全地认同,但也不敢抱说服他人的奢望,我知道那将是徒劳。我只想将之纳入文学研究的范围,尽量冷静、客观地研诘它的得失。我将循着作家创作个性的线索,作品人物和结构的线索,文学传统的线索,说一说我初步认识的《废都》。

这本书为什么要叫《废都》呢?从这个书名可否透露一些作者创作心态和倾向上的消息呢?贾平凹是很钟爱这个名字的,他先前的一部中篇小说即以此名之,现在的长篇仍用此名,可见寄托之深。看到这个名字,我立刻想到了新感觉派大师川端康成,想到了他的《雪国》、《千鹤》、《古都》三部长篇。在语词结构和命名方式上,《废都》确乎与之相近。诚然,《废都》的内容与川氏的小说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在作家的气质和情调上呢,就不能说没有沟通和默契了。贾平凹祟尚川端康成是众所周知的,但与其说在创作手法上崇尚、借鉴,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川端康成是以写女性、写颓废美而着称的,由于身世的不幸,他离群索居,落落寡合,气质阴郁,常常深陷在世事无常、人生幻化的精神危机之中,终至于自杀。贾平凹当然没有感伤得这般严重,但他创作个性中的孤独、自悲,他那极其敏感,极其脆弱的性格,实与川氏心有灵犀,所以,《废都》的取名,未必没有川端康成颓废美的影子,未必不是一种连作者也不自觉的偶合。

由书名而提到川端康成,并不是出于索陷的兴趣,而是想探知贾平凹何以会突然写了《废都》。有人说他走火入魔了,无法理喻他创作此书的动因。的确,《废都》在贾的创作中前所未有,这倒不在他首次描写了都市知识分子的生活,而在于剖露灵魂的大胆,性描写的肆无忌惮,由审美走向审丑,由美文走向“丑”文,以及那透骨的悲凉,彻底的绝望。我倒不认为作者自言的“痛苦”有何矫饰,或竞以痛苦为幌子诲淫诲盗,更不以为作者是被金钱煎熬,早早打定了赚钱的主意。这些都不是真实的贾平凹,真实的贾平凹确实被痛苦的重负折磨着,无法解脱。他在《后记》里说,这些年来他的个人生活可谓大故迭起,灾难接踵,疾病、父丧、亲亡、离异、官司、流言……使他深怀悲抑,觉得“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病毒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其实,关于他的名人之累,本能之困,找不到精神归宿之苦,他还没有细说。像丧亲和离异之类,倘若放到平常人身上,大多自认晦气罢了,放到脆弱而感伤的贾平凹身上,就可能影响和触动他对整个宇宙人生的情绪反应。我们推想他因自身遭际的不幸特别能品尝川端康成式的悲凉,特别沉溺于颓废美,大约不是毫无道理。

其实,这些终究只是外在的、直接的诱因,真正深刻的根源早就存在于他复杂的创作个性中。他的创作从来都在两种倾向之间摆荡,《废都》不过是其中一种倾向的走向极端罢了。这两种倾向是:积极进取与感伤迷惘,注重社会现实与注重自我精神矛盾,审美与审丑,温柔敦厚与放纵狂躁,现实主义的执着与现代主义的虚无等等的对立。就他的小说而言,十多年间走过了一条曲折多变的历程。早期的《山地笔记》,单纯稚嫩,清新流丽,追求的是乡野的自然美,心灵美;后来,他阅历渐深,流露出困惑、迷惘的情绪,遂有《好了歌》、《沙地》、《二月杏》等作;80年代中期,他以《商州初录》发端,以长篇《浮躁》为其总汇,中经《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等作,积极投身改革大潮,介入政治经济变革,以强烈的时代感和文化精神为人称道,将现实性与文化寻根巧妙融合;80年代中后期,他由热情转入冷静,由关注外部世界转入探索人性的复杂,悲剧意识增长,连续发表了《冰炭》、《黑氏》、《古堡》等作;近年来,他的心态有些紊乱,笔致飘忽无定,既有《太白山记》式的诡谲神秘,又有《美穴地》、《五魁》式的土匪系列,到了中篇《废都》再到长篇《废都》,他的精神逐渐被一种面对现实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沉沦感、悲伤感所左右。从这样的简约回顾中,不难看出他的摇摆幅度之大。这使人真想提出一个问题:到底哪一个贾平凹更真实?窃以为,写《废都》的贾平凹比写《浮躁》的贾平凹,要更真实,更接近他的本来面目。事实上,《废都》式的悲凉和幻灭,早就在他的心胸中潜伏着,若注意他的散文《闲人》、《名人》、《人病》诸篇,可发见《废都》的雏形和胚胎。当他晚近的创作中出现了以生存意义的追寻为核心、以性意识为焦点、以女性为中心的突出特点以后,其悲剧意识和幻灭感就愈发浓重,终以《废都》的方式来了个总爆发。所以,平心而论,《废都》的创作实为贾平凹创作发展的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