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我从事人权教育，认为要改变中华民族的气质，绝不能仰仗大人物动手，应由小人民做起，从新婚夫妇开始，从呱呱落地的孩子开始。一对新婚夫妇从结婚那天起，就提醒他们，要建立一个有理性的家庭，新郎、新娘除了是夫妻之外还必须是朋友。家庭中绝不允许有任何语言和肢体暴力。尤其是要尊重孩子，孩子们在受到尊重的家庭里成长，他会充满自信。希望由质变到量变，现在，中国正在正规的航道上前进，文明的提升或进步，不怕慢，就怕站！
要想使全民素质有根本性提高，人人都具有相当理性水准的程度，恐怕还得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即经过3一5代人的努力方可初步达到。这主要是不仅今天中国人的文明习惯不够，而且自老祖宗到今天，打在基因里的封建主义的烙印实在太深了，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得过来的。就像一个吐痰的习惯，在非典时期人们不敢吐了，大家以为这下很好，这个习惯终于有治了，谁知非典过去依然故我，我们仍然是一个随地吐痰的大国。
提升中国人的博弈档次
要是我们承认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头脑里都存在着两大司令部，一是理智的司令部，二是情绪的病态的司令部，那么，我们可以说，纯情绪的博弈是一种低档次的博弈，完全理性的博弈才是一种高档次的博弈。我们的努力，就是提升自己的博弈档次。
这还是从理论层面上说的，事实上，即使是一个理性的人，即使是一次标准和理性的博弈，恐怕在一个博弈的全过程中，或者当这个过程走向矛盾的激化和混沌状态的时候，很可能在某一个时段时，情绪突然发作起来，激动起来，控制了局面，干扰了你应当那样做而不应该这样做的行为大方向，从而功亏一篑。
如此说来，在整个博弈的过程中，我们对自己情绪控制的水平，也反映出这个人的理性水平就像我们常讲一个官员的政策水平一样。
自然，对情绪的控制不仅仅决定这个人的修养程度，还与他的年龄、性格、外来因素的刺激等原因相关，为什么未成年人的行为是那样没有准头，就是他的情绪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这里面我们可以画出两条曲线来，一条是一个博弈过程中，理性与情绪的百分比变化比例：另一条是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时人的成熟程度即理性对于情绪的控制程度。
美国伯克利大学的科学家最近发表了有关个性的五大特征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作出的结论与我们中国理学的老祖宗孔子的说法一样：人，三十而立。
三十而立，这个年龄的人坦然而安详，显得有点肚子。他们很少显得神经质，很少凑热闹，很少大喊大叫，有时候他们佩侃而谈，而且言之有物，内容连贯而科学，就像讲课一样。尽管他们自认为非常成熟，但并不了解他们的个性正处于成熟之中。研究人员在对132万名年龄在21一60岁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进行跟踪调查后起草了这份报告。报告谈到了人个性的五大特点：正直、亲切、神经质、直率和外向。研究人员发现，个性的主要变化是从30岁开始的。
人过了20岁，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步意识到，正直意味着自己是有组织和应有自制力的，亲切的含义是对别人热情和慷慨。该大学的科学家桑贾伊斯里瓦斯塔瓦说：并不是所有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个性都趋于完美，一般来说，老年人变得更加负责任，更信守承诺，更加热情和更加亲切。
青年人自认为像他们这个年龄已知道了一切。但报告反驳了个性是在青春期形成的这一观点。个性是在30岁左右开始确立的。
瑞典哥德堡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女性的情况略微不同，因为雌性激素调整了她们的个性。雌性激素在很大程度上与新生儿大脑的发育密切相关，以及与大脑功能的其他方面，如竞争性和性欲有关系。
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伯克利大学的研究报告结果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人仍是逐步成熟的，并非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从遗传角度来说个性是已设制好了的，从成年开始只有轻微的变化。
精神病专家认为，伯克利大学的研究报告所谈到的个性变化取决于文化层次，在下层家庭，年轻人的个性成熟得早，因为家长从孩子很小的时候起就为他找工作。在上层家庭，孩子成年后仍生活在家里，他的个性的形成需要更长的时间。
这个研究结果支持了中国的那些老话：三十而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艰难玉成等等，由文化层次、思想修养、个性、处理事情的经验，以及这个是否有神经质等等综合起来的人的理性，也成熟于30岁左右。
如果说，文化层次与思想修养算作是因素之一，个性为因素之二，是否有处理复杂事务的经验为因素之三，是否有疾病或神经质为因素之四，而当时当地的小环境、氛围为因素之五，那么，是这五个因素决定了我们是否有理性的行为。因此，我们若要提升自己的理性水平，也必须重视这些因素的综合。
要举出这样的例子是十分容易的，例如有报道说，中国浙江民企的老板，大都是没有后台的穷苦人出身：鲁冠球一一打铁匠；徐文荣一农民；南存辉一一修鞋匠；胡成中一一裁缝；楼忠福一一建筑工人；李如成一农民；郑坚江汽车修理工；江力成一丝厂临时工……每个人的出身都相当寒微。这样的人没有靠山，没有资金支持，全靠自己个人奋斗，因此他们比富有人家的子弟更节俭、勤勉、精于计算，也成熟得早。
例如小环境对人的影响，可以举出日本的例子来，这个国家的青少年正经历着新一轮的自杀潮。这种现象，正是小环境小氛围影响造成的。
在日本，有很多青少年不上学，家长没有一点办法，管严了就离家出走，和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在涩谷、原宿等青年聚集的地方可以经常看到这类不良青少年。他们有的化妆成鬼脸，有的在嘴唇上穿几个洞戴着金属环，有的把头发染成黄色后弄得奇形怪状，有的7恤背后写着无责任三个大字，有的抹成一张白脸之后用红笔画一个问号，这些人在一起做的事情也很无聊。
日本人本来就有自杀的文化根源，即日本人有一种赞美剖腹和自杀的传统，并且他们对自杀不但没的负罪感，还认为死后可以成神。
赞美自杀不但成为日本文学的一个常写的内容，而且在大名鼎鼎的文人里面自杀者最多，如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太宰治、三岛由纪夫等等。再加上日本还有许多邪教，宣扬世界末日的来临，要人们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又加上网上的联络和鼓动，身在其中的青少年，自然而然也受到了自杀的传染。
我们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既然一个人理性的形成需要五个要素的综合，要培养它就得从这五个方面去努力，同时，当你看到与你的对弈者如果在这五个方面存在着某些缺陷，那么，这其中薄弱的一处也便成了他的软肋。
把整个人生说白了，那就是一个人生下来，经历幼年、少年和学校的阶段，最后走上社会，就是为着博弈来的，就是为进入社会的博弈场，并想获得博弈的胜利成就功业的，因此，在走向社会之前，培植好各种博弈的技能，适应好社会的博弈环境，调整好博弈的心态，就是我们的最大任务，这就有点像我们中国参加世贸组织，就必须学习和适应在那样的国际环境中与别国博弈一样。但是，说实在的，在北大教育学院新近完成的一项企业眼中的学校教育调查中，中国学生的得分不高。这说明，中国青年面对着社会和世界的挑战，他们的博弈技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从外企和民企的角度看，我国学生学校教育在对学生的社会技能培养上表现最差，外企和民企的人力资源部门反映，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缺乏与人合作的能力、尊重他人的能力、顾全大局的能力、自我规划的能力，缺乏主动性，缺乏对于自己行为的责任感，缺乏诚实的能力，必须在监督下认真工作。这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王蓉教授在研究外企和民企如何看待我国学校教育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王蓉教授在北京教科院举办的教育论坛上呼吁，教育是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建立具有国际竞争的教育体系已经迫在眉睫。
王蓉教授就企业如何看待我国的学校教育的研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课题，她走访了几家外企和民企，请访谈人员针对学校在学生52项能力培养上逐一亮分，然后得出来的这个结论。
这位教授根据美国学者麦克尔，波特的钻石理论分析，由于学校教育上的失误，人才结构的失衡，导致了企业生产率下降、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而一切的一切，学校教育是一个源头。还有一个源头，那就是家庭教育，这也可想而知，因为现在中国家庭多的是独生子女，或是离婚后的单亲家庭，他们不是娇宠子女而不让他们早些独立，就是无力教育自己的儿女，所以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此看来，我们中国人想要冲向世界的前列，成为一个经济强国，是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的。因为我们除了劳动力贱，劳动力过剩之外，就单个人员的素质而言，都难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匹敌。
要是打一个比方，那就像中国的男子足球队，用同样的人数组成球队，去与世界各国踢球，恐怕冲出亚洲都难，就是在东亚，也还有韩国与日本两只老虎在拦路。这是在世界范围内博弈的先天不足，要是不及早认识，及早调整，及早补救，终将成为中国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愿望的软肋和瓶颈。
2003年国庆节定稿于中关村南大街2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