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的基础是相互信任
人类相互之间的关系就只有这样两个类型：合作，不合作背叛。
要是矛盾尖锐到了非要动家伙，拳脚相加，放大到国与国之间就是战争的时候，那么，前面所说的战略战术就只好无所不用其极了。但是，话得说回来，从理论上言之，合作与不合作这两者比较起来，合作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最有利的选择。
英国《新科学家》周刊发表了肯，格里姆斯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信任是人性》，这篇文章指出：信任是人的本性，因此合作得以存在。科学家做了这样一个实验，选择了两个参试者。第一号参试者虽然不知道有这样一句意大利的谚语：信任当然好，但不这么做最好。但是，在决定是否从10美元赌金中拿出一部分送给二号参试者的时候，她多半会有类似的想法。如果她从10美元中拿出一部分送给二号，这部分钱会增加三倍；而她的匿名伙伴有三种选择：分文不还，还一部分，全部归还。但是，二号为什么要把钱还回来呢？而一号起初为什么要给别人钱呢？尽管这套论调理由充足，一号还是输入指令，给二号一部分钱。过了一会儿，她笑了，因为她从屏幕上看到，二号还回一笔数量可观的钱，使双方同时牟利。
这种结果不仅嘲笑了众所周知的行为智慧，而且对经济学理论做了鬼脸。经济学里所说的纳什均衡就基于被一号参试者摒弃的冷静推理。这种理论预言，在陌生者之间进行的经济交易中，当一方要根据另一方的反应做决定时，最适当的信任水平为零。尽管这是正统的经济理论，一号参试者和二号参试者的行为却并不罕见。其实，在成百成千次类似的试验中，大约有一半的一号参试者会送出一部分钱；在收到钱的二号参试者中，四分之三会归还于一部分钱。
这些实验的带头人，加利福尼亚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的保罗扎克说：经济学家之所以无法解释实验室中出现的这种高信任率，其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考虑到信任的神经学因素。扎克指出，进化已经使我们的大脑适应群体生活。因此，在所谓的马基雅弗利智力即为赢得配偶、食物和地位而不择手段之外我们的社会性大脑也适于合作。个体可以通过合作获益。但是，这需要信任。扎克认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彼此信任的本能需要。
扎克等人所做的这个实验证实了生活教给我们的东西：在经济交易中，人们常常选择合作、信任和慷慨。现在，这类研究要进一步发掘这种行为的生物机制。比如，扎克最近开展的研究试图把基于信任的各种行为与八种激素的水平变化联系起来。结果发现，催产素是人类信任化学物质最有力的候选者。催产素是一种生殖激素，主要作用是促进雌性哺乳动物的宫缩和乳汁分泌。对动物开展的研究表明，催产素与某些社会行为有关，比如对后代的亲情和某些哺乳动物的一夫一妻式生活。
扎克进行的实验中，有两个结果非常重要。当二号参试者从一号参试者那里获得较大数量的钱款时，他们返回的钱款也会增加。此外二号参试者血液中的催产素的水平也明显增加，而一号参试者的催产素水平却没有什么变化。扎克指出，一号参试者送出的钱数是信任的量度，而二号参试者返还的钱则是是否值得信任的量度。扎克说：这项实验表明，催产素与值得信任的程度密切相关。
更加叫人有些困惑的是，当别人向我们表示信任时，我们想要回报别人的愿望是无法控制的。扎克说：根据基本的神经系统解剖学，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催产素对人类信任的影响方式基本上不在意识感知的范围内，因为剌激催产素活动的结构不在额皮层。因此，人类信任似乎是由感觉而非意志支配，显示文明的信任却出自大脑中相对的原始区域：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扎克对这些研究成果的解释对纳什均衡一类经济学信条提出了挑战。纳什等经济学家和他们创建的模式认为，人类的动机是明确无误的贪婪，我们自己和他人都可以通过自省认识到这一点。根据这种理论，合作只是社会和教化的特质，是在人类天生的自私动机之外强加的东西。但是，扎克的研究认为，社会合作也许是大脑中古老区域产生的原始冲动：这种冲动能够战胜更新进化的大脑区域产生的贪婪。神经经济学家一致认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会在信任别人对自己有利的时候选择信任，因为信任只有能给个体生存和繁殖优势时，才可能作为适应群体生活的特质得到发展进化。信任显然是适应社会生活的特质。扎克说：在我们的实验中，那些选择信任的人都得到了较好的结局。
适用于个体的规律也适用于国家。正如扎克的合作伙伴、世界银行的史蒂夫，奈克所指出的：信任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健康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在信任程度较低的时候，个人和组织在参与经济交易时就会更警惕，这可能会抑制国家经济。
各国之间的信任水平也大不相同。密歇根大学《世界价值观考察》对世界各国人提出同样的问题：你认为一般来说陌生人都可以信任吗？肯定回答的比率相差甚远。从挪威的约65直到巴西的5%左右。那些信任率低于309的国家南美和非洲的大部分国家都在这一范围可能落入因为怀疑而导致永久贫困。扎克说：这些国家的决策者或许会对那些能使国民信任率提高的机制产生急切的兴趣。
根据扎克的研究，能提高国民彼此之间信任的因素包括：独立的媒体、决策过程的透明度、法制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外提供大家教育、保护环境、加强公共卫生措施、消除贫困和提高电话覆盖率等也是增加信任程度的有力措施。
要想使双方的合作能够进行下去，它的前提就是相互信任，要是相互不信任，合作就不可能产生。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常理。如果甲要与乙合作，有不少的人向乙介绍说：甲这种人没有信誉，向我借了好几次钱，就没有还过，他的话，十句相信他两句就不错了。像这样一个人，乙如何会答应合作呢？要是还坚持同这样的人合作，岂不等于把钱丢到水坑里去吗？
国与国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道理。
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大国，人口占世界最多，但这两个国家过去较长时间相互不大信任，在1962年时两个国家在边界还发生过纠纷。虽然在很长的时间里边界还算平静，但相互之间的疙瘩始终没有消除。尤其是一个叫费尔南德斯的人，他当过印度的国防部长，曾经数次发表过中国威胁论。按照常理推论，他说中国在威胁印度，那么印度也肯定害怕中国而不信任中国了。
但是，就是这位政要，后来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不仅不再说中国威胁了，而且主动地亲近中国，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中国前驻印度大使程瑞声先生曾发表文章说道：
那是在1999年1月，我率领中国学者代表团到印度新德里参加中印学者对话。一天上午在会议休息喝茶时，印度联络员给我送来了几份请帖，我打开一看，原来是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邀请我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参加他在1月28曰晚为参加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主办安全研究会的各国代表举行的招待会。
一开始，我对出席这次招待会有些犹豫。我过去同费尔南德斯从未见过面，只知道他信天主教，过去是一位社会党人，从事工人运动，在西藏问题上曾抨击过中国。1998年3月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获胜之后，费尔南德斯领导的平等党参加了执政联盟，他本人出任国防部长。在1998年印度核试验前后，他曾多次发表宣扬中国威胁论的言论。因此，我们如果婉拒邀请，是有理由的。
然而，我又想，在当时中印关系因印度核试验遭受挫折，但正在重新出现转机的情况下，费尔南德斯邀请我们出席他的招待会，毕竟是一种友好的表示。特别是回想起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亚非会议期间曾主动同那些对中国有较大疑虑的各国人士进行接触并欢迎他们访华时，我感到在处理这件事上应该学习周总理多做工作的精神。因此，我当即果断做出接受邀请的决定，请印方学者宣布此事，赢得他们热烈的掌声。
原来费尔南德斯邀请中国人与会的是目的，他是想访问中国，程大使并不知道，结果，进了他的套子。
在握手寒暄后，我表示：费尔南德斯先生，我很高兴能见到你。由于你发表过不少有关中国的言论，你在中国很有名。从你的言论看，你对中国确实很不了解，希望你能有机会访问中国，亲自去看一看。
我接着说：在我担任驻印度大使期间，当时的国防部长帕瓦尔曾到过中国访问，他归来后对印度记者表示，他在中国到处都看到人民在埋头进行建设，使他相信中国对包括印度在内的任何邻国都没有扩张的野心。如果阁下有机会访问中国，我相信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费尔南德斯的答复给了我一个新的惊奇。他说：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中国的长城和古老文化，一直向往能有朝一日去中国。你欢迎我去中国访问，我希望现在就去，行不行？
这下可把我难住了。我欢迎他访华是我个人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国内的授权。我当即表示：我愿意将阁下这种迫切访华愿望转告国内的有关部门，希望你的愿望能很快实现。
中国方面同意了，费尔南德斯也成行了，回到国内，他对中国的认识有了彻底的改观，请再看大使的文章：
又过了一段时间，约瑟夫告诉我，从印度报纸的报道看，费尔南德斯关于中国言论已有明显的变化，更多谈中印友好了。其后，我也十分注意阅读有关报道。确实，随着中印关系的不断改善，费尔南德斯发表了不少对中国友好的言论。2002年，他曾公开赞扬中国经济建设成就，表示印度应该向中国学习。今年2003年1月底，他在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安全与中国研讨会上发表讲话说，印中1962年边境事件只是一场冲突，他本人过去在对华问题上的表态也常被人误解；印中两囯互不构成威胁，这一点在最高层得到重申；印中两国重新安排相互关系的时刻已经来临。
在访华期间，费尔南德斯于4月26日接受印报记者釆访时表示，中国不会阻碍印度在2020年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说：印中纠纷已有购9%得到解决，目前只剩下一些次要问题还需要双方继续努力，三年来双方在印中边界实际控制线没有射出过一颗子弹。
费尔南德斯的转变代表着印度高层对中国看法的改变，表示着这两个大国在外交关系上由原来的相互猜忌转化成相互信任。在这种转变下，两国的友好往来和经济建设上的相互学习将给两国带来许许多的实惠和互利。
合作为什么比不合作要好
若是我们把行为结果分成输无利与羸有利这两种类型，则整个行为就可以作如下划分：
八输局单输局与双输局；平局；赢局单赢局与双赢局。
两个势均力敌的国家发生冲突甚至战争，斗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即使是没有发生战争，但一直处于冷战状态，在相互比试的军备竞赛中使国家变得贫穷了。
以上的意思是，如果没有战争，甲、乙双方的财产各为4。一方先发动侵略战争，抢夺了别国的财物、奴隶，对方的财物变0，他则增加到了8，如果大家互不相让，同时对抗，打将起来，那么，不但别国的财物没有抢到，连自己也损失了一半。
各占4份的和平局面是双赢局；同时打将起来的结局是双输局；一方先发动战争的局面是单赢或单输局。
以上是纳什派学者的结论。但是，对于扎克而言，他的输赢矩阵就不是这样了。
甲、乙无论是处于冷战状态，还是同时进行战争，双方的财产损失是其中一部分，更为主要是会带来无穷无尽的后患，带来心灵上的创伤，而且还会引起被侵略国家人民的不断反抗，因此，他们获得的并没有那么多。而如果两国坚持和平友好交往，那是1+2=3，还会在合作中创造财富，建立友谊，相互获得感情上的快感，因此还得加上一倍的收获。
我们不妨看一看今天的中东局势就知道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长期处于非战似战状态，巴勒斯坦的某些组织用人肉炸弹对付以色列，以色列就采取报复，用坦克和导弹袭击巴勒斯坦民居，双方的财物与人员尤其是普通的老百姓都在不断损失，谁也不会认为以色列或巴勒斯坦会得到很多报偿。这种情况延续下去绝对是一种双输结局。
而美国、英国攻打伊拉克，如果能够控制局面，那么伊拉克的石油会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报偿，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只从石油一项来看问题。到目前为止，由于伊拉克游击队的袭击，美国士兵战后的死亡人数已超过了战争期间的死亡人数。随着美国继续占领伊拉克，恐怕带来的负效应还会增加。因此我们觉得，扎克的说法更加贴近实际情况一些。
这里面的主要问题是，纳什等人完全从经济学的观点在看待问题，经济上的得失看成了博弈的全部内容。其实不然，我们都知道在一个四合院里，如果两家人家相处很好，今天甲家包了饺子，给乙家送了去，过几天乙家送来一兜亲戚从农村捎来的地瓜。按照双方钱物的价值计算，恐怕花的钱是一样的，因为中国人都讲究平衡，除非是一家托另一家办事。因此，在零和游戏中，双方的收益都为0，但是，邻里的关系却融洽了，双方都感到住在这个四合院里很舒服。反之，要是两家关系不好，这家把自家的垃圾故意扫到他家的门前，那家看到后指桑骂槐地发泄一通，从经济利益言之，双方没有发生什么交换，也谈不到有什么损失，仍然是零和游戏，但是这两家人生活在一地总是感到别扭、压抑，家里出现一些小事如孩子吃坏了肚子，都怀疑是否是邻居下的毒，长期的相互不说一句话，说不定还会使人憋出什么病来。在这样两种情况下，经济上的支付都为0，但感情上的支付却可以。
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博弈例子，在生活中甚至可以认为是不可思议的。
有一家拍卖行，要拍卖一件古文物，起价从10万元喊起。谁叫高价超过别家，谁就能买到它，但是，对不起，所有输家叫到的钱数都得给羸家或者交给拍卖行。
再具体一点说，乙买主叫到了1000万，而甲买主叫到了1200万，再也没人敢同他拼高了。文物便为甲所得，而乙手中的那1000万，也归了甲，即使不归甲，他也没有了。这可能吗？不可能，其实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