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初，有人写匿名信告江青。根据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公安部罗瑞卿部长，徐子荣、杨奇清、凌云副部长进行侦察工作。有关部门查阅了30年代上海出版的一些报纸杂志，接触到江青的一些历史问题。1959年罗瑞卿部长调离公安部时，向接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作了详细的交代，要他办好这个案件。谢富治亲自参加了政治局讨论这个案件的会议，亲自听到毛主席对此案放手调查的指示。在谢富治主持下，公安部于1960年查到了写匿名信的人。案件侦破后，公安部将所有调查材料整理封存在公安部档案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为了掩盖自己曾经叛变的历史，诬陷公安机关整她的黑材料。江青先是指使红卫兵造反派上街贴大字报，说谢富治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打倒，后又联合康生、陈伯达等人拉拢主持司法工作的谢富治。有一天，江青请谢富治来参加汇报会，在会上，江青指着谢富治对红卫兵造反派的头目说，你们不要再给谢部长贴大字报了，谢部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经过这样一打一拉，谢富治迅速转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
若是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盘大棋局，那么谢富治也可以说是转到了另一博弈方去了，他的这种转变是有着自己的思想基础的，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的懊悔就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坚持真理的人，而是一株跟风摇摆的墙头草。其时，许多的老帅老将都坚持自己的信仰和节气，与江青、林彪集团斗争到底，宁要玉碎，不要瓦全，而谢富治，却卖掉了自己的灵魂。所以，从他个人的人生博弈看，他是转到了另一边或另一个局中去了，在这个局中，虽然他曾一时得势，却终究会被历史所否定，被人民唾弃。
这是转坏了的例子，还有一个是转好了的例子。在台湾基隆地方法院，最近出了一位相当有名的巫律师，自接100多件案子，几乎还没有输过1场官司。但这位巫律师并非科班出身，也没有什么背景后台，30年前，这位仁兄曾是基隆地方黑道势力的一霸，人称番薯大仔。
巫律师原名巫廷风，现年50岁，父亲曾是基隆码头工人，他小学没有毕业，14岁就跟随父亲在码头上打工。16岁时辗转到菜市场卖菜。在那个人迹混杂的地方，他为了生存，曾经拉帮结派，过着打打杀杀的江湖生活。他以凶狠闻名，得黑道名番薯大仔。1965年，他因持刀伤人被判了5年徒刑，从牢里出来后，他又因土地中介纠纷砍伤对方的手和脚，被判了5年徒刑。又一次从牢里出来以后，巫廷风决心洗心革面，做起生意来。
凭着巫廷风在地方的关系，他经营起了食品公司，包下了各个餐厅、酒店的瓜子、花生等干果生意，赚了不少钱。他后来改行做房屋中介，把行头也换掉了，脱下了布鞋、穿上了西装、打起了领带，没有人再叫他番薯大仔，而是改称巫董。
巫廷风最风光的时候，有数千万的身家，开名车，手戴价值百万的镶着钻石的劳力士金表，他还是基隆最有名的红玫瑰酒店的座上客。
但好景不长，一次豪赌之后，巫廷风输掉了两三千万的家产，连公司也拱手让人了。谁知屋漏偏逢连夜雨，一次前往红玫瑰酒店时，店里的陈老板获悉他破产后，竟也露出了本来面目，他要巫廷风把以前欠下的70万酒债马上还清。巫廷风认为自己以前开过支票给他，应该够了。但陈老板说不够，于是动手将他手上的那块钻石手表取下来，企图以此抵债。巫廷风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他向台湾法务部及警政署检举陈老板涉嫌经营色情酒店。但陈老板陈祥葳来头大，他是前警察大学的教授，他的弟弟也在刑事局任职，仅凭二人在警界的关系，巫廷风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巫廷风检举之事被陈祥葳获悉后，兄弟两个立即联手捏造不实罪证，暗中寻找秘密证人，于1998年1月20日，将巫廷风列为基隆田寮帮首恶，并在当年台湾大扫黑行动中，提报为治平现象逮捕归案。此案经法官讯问后，因罪证不足，当庭以8万元交保候传。
巫廷风是一个敢作敢当的人，但绝对不受平白之冤。当时在没有请律师的情况下，巫廷风下定决心，一切靠自己，从那时开始，他每天一定出现在基隆地方法院，旁听法官审理案件的过程，了解司法制度、熟悉法律条文。他勤做笔记，认真听庭。那种早到晚退的学习态度，使得地方法院的法警无一不认识他，连法官也对他印象深刻。每听完一个案子，他回到家里一定会再翻阅相关法律书籍对照一下，然后问自己：如果我是律师，我会怎么打这个官司？如果我是法官，我会怎么判？
就这样4年如一日地学习着，在此期间，巫廷风自己写诉状持续向各个有关单位陈情，直到1999年，才经治安法庭洗脱了他流氓的冤屈。后经监察院着手调查后，将诬陷他的陈祥葳兄弟依渎职罪移送法办。
这以后，他办起了法律事务所，专门为弱势群体寻找公正，并且创下了帮人打了100多场官司，无一败绩的诉讼全胜纪录。
巫廷风的历程，很好地说明了人是会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转移博弈局的。他经历了黑道的打打杀杀没有前途，到酒店里去享受，无钱就被人欺侮的困境。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力求自救，慢慢开始熟悉了律法，就转向了依靠法律决胜负的律师生涯。尤其我们看到，他破产后到红玫瑰大酒店里去消费，碰上了无赖的老板，这才与诉讼、法院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要硬打不行，靠告状也不行，反而把自己陷进去了，这就是说，在前两个博弈局中，他只有输没有赢，于是他苦苦钻研法律，利用法律这个武器去战胜对手。这是一个新的博弈局，在这个局里，谁精通法律谁就羸得胜利，而他4年的刻苦钻研为他羸得了优势。在这个新局中，他的力量指数就比其他人大得多，因为他懂法。
巫廷风无疑是个极有毅力极有志气的人，他不像有些小青年那样乱来，感到自己受了委屈就动刀子棍子，用拳脚去拼胜负。虽然得到暂时的胜利，却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他的转局是充满理智的，他转局的成功，为他蠃得了一个崭新的人生。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们人总是这样的，追求最大的利益值，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做一个人上人。因此，我们自觉还是不自觉地，总是经常在改变自己的博弈局，从一个博弈局跃向另一个博弈局。
仍可以拿那个奥迪的四环标志来做比喻，当我们从一个博弈局转向另一个博弈局的时候，我们的胜算如果是不断上升的，即一个比一个情况要好，那么这条路你是走对了，要是情况愈来愈坏，即从生局走向了死局，那肯定是走错了，应当尽快脱离这种局面，想方设法跃向新的局面中去。
不断转移赌局
然而，我们也知道，有两个问题总会困扰着我们，其一是人经常会受到情绪的干扰，一时情绪发烧，就可能干出傻事来，明知前面是一个火坑，也一定要往那里面跳；其二是人的理智有限，面对着不明前景的既模糊又两难的境地，我们失去了选择的明智。很可能自己所选的那一条人生道路，再走几步是一条死路。因此，人经常会做傻事，也就不奇怪了。
人是有着七情六欲的高级动物，没有感情而仅凭理智活着的人几乎不存在，同时也不可能像诸葛亮那样，事事算计，事事有先见之明，这是人每每在面临博弈选择的时候永远也解决不了的死结。试想，要是那个巫廷风能够更理智一些，有了几千万的钱后不去进行那一场豪赌，或者输了钱之后不那样脸红脖子粗地要求翻本，而是见坏就收，他就不可能破产，也就不会受到那个陈老板的凌辱了。但是，不可能的，赌徒与酒鬼所以不可救药，是因为他们有着更为深刻的生物学原因。
话说回来，我们的博弈能否取得胜利，我们的人生能否攀登更高的境地，就是由两个简单的因素构成的，一个是自身的因素，另一个是环境的因素。而所谓环境的因素，自然也包括这个人的朋友关系和对手的关系。
自身的性格、教养和理智的程度，是自己能否获得博弈胜利的内在条件，对于环境的估测，看自己的力量指数是否能超过对手，这是外部条件。经过估测之后，发现自己的力量指数远远小于在这环境中的对手的时候，硬要死打硬拼，只能是头破血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军队在南昌起义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处于敌强我弱的恶劣形势之下，中国共产党所以会赢得胜利，并不是硬拼硬杀，而是执行了以毛泽东为首的诸多军事家共同创导的游击战的方针，那就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打我时叫他打不着，我打敌时把他打痛打死。这种战法就是在前面说到的战国时代孙膑的战法，避开力量指数比我大得多的敌人与战场，专门寻找力量指数比我小的敌人攻击之，然后积小胜成大胜。
不管到什么样的时代，这也许仍是一种博弈的根本胜利之法，这种方法可以用博弈论的数字去说明问题：当敌我双方相遇于一个战场，小环境之中，一发现我敌的力量指数大致是7：3的时候，就可以发起攻击；在力量指数是3口的时候，那只有避开逃跑的份儿了。而战争中的跑路学问，在博弈学中就是从一个不利于自己的博弈局中主动离开，去寻找或挑选对自己有利的博弈局。
因此，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并不是战败计中的最后一计，实际上应当排名到最前面，成为战胜计中最妙的一计。
有一个11岁的男孩叫张博，他有一个不幸的家庭，父亲赌博成性，母亲对生活绝望，跳楼自杀。小张博同父亲生活了10年。但是他的父亲改不掉嗜赌的恶习，大败亏输之后，将他抵押给了赢家，说自己去取钱，就逃得无影无踪了。赌徒们将小张博扣押在缅甸境内，小张博不是被赌徒们弄死，就是等待父亲拿钱来赎他，而后一种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个穷光蛋。结果呢，这个孩子运用自己的机智，摆脱了歹徒的监视，逃回了国内，这个小张博成了孩子中聪明智慧的榜样。在这个例子里，除了逃跑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而逃跑正是他摆脱死局的最佳选择。
在武汉，有一个20来岁的青年叫张亚军，他花了4元钱买彩票，中了500万元的大奖，对于他，是大幸还是不幸呢？让我们看一看他的故事。
张家老二中了500万元大奖！张亚军中奖的消息犹如长了翅膀在凤凰镇炸开了。而且消息迅速扩散，当地的人们便三三两两前往张家询问彩票的情况，讨喜烟抽的乡邻络绎不绝。就在乡邻的穿来走去贺喜当中，烦恼也接踵而至。有的提出要借钱，有的提出要请客，更可气的是有的人眼红竟非法敲诈。
2002年1月6日上午10时许，张亚军家突然响起了电话铃声，张亚军父亲张志文拿起话筒，还未来得及分清是谁，就听话简里有人恶狠狠地说遒：姓张的，老子手头紧，你给我准备20万，否则，小心你儿子的性命！还未等父亲插话，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一家人都惶惑不安起来，经过商讨，最终决定去报案。派出所对此高度重视，当天，警方通过侦查很快锁定了敲诈者系该村村长郭元生。
5天后，张亚军父亲按照三次恐吓电话中要求的时间和接头暗语，将3万元现金送到郭元生手上。此时，埋伏的民警一拥而上，将郭元生擒获。经突审，郭元生对作案事实供认不讳。
而接下来的事情更让张亚军心烦意乱。以前挺融洽的邻里关系也让人琢磨不透。不是异常冷淡，就是热情得让人受不了。而且更哭笑不得的是，因为他家穷，以前几乎没有乡邻关注过他的个人问题，但是自从中奖后，到他家提亲的人快踏破了门槛。
这些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让张亚军真的体会到了人性中虚伪丑恶的一面，让他心灵再也平静不下来。于是他萌发了到外面去生活的打算。
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张亚军花了65万佘元在武汉买了一栋别墅，随后举家迁往武汉，在这里，张家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
但不久新的矛盾出现了，父母不适应大都市的生活，感觉很孤独，没住上两个月，一再表示要回乡下去，张亚军只好随父母搬回乡下。
回到老家，父母高兴了，但张亚军却高兴不起来。回想自己中奖后的忘乎所以，到后来遭乡邻敲诈，整天提心吊胆，最终未能过上平静而充实的生活，张亚军不禁迷惑了：一个人没钱时，日子过得安安稳稳，有情有义，可一旦有钱了，可怎么就什么都没有了呢？
他开始反思：我才23岁，难道今后的生活就这样虚度？2002年11月中旬，报纸上的一则消息吸引了张亚军：我国交通建设者正在雪域高原对青藏公路进行第4次改建……
2002年11月底，血气方刚的他毅然从老家开着桑塔纳轿车，直奔青藏高原……几经周折，他承接到了青藏公路改建工程中100万元的路基土石方建设工程。现在，张亚军雄心勃勃奔忙在青藏公路的建设工地上。
原环境已经不适合张亚军的生存，如果他继续住下去，很可能还会带来许多的麻烦，甚至连小命也得丢掉，他通过得奖虽然得了几百万元钱，却认识了中国这个社会。中国这个丑陋的民众心理和劣质的文化传统，逼得他只有逃跑，搬到极遥远的地方去工作，这样便可躲开原来的不和谐的人际关系，为自己赢得一个宁静而充实的空间。这样的做法是明智的，有效的，是避免被人敲诈、骚扰的最好办法。
如此说来，当原来居住的小环境已经不适合我们生活，或者说在原来的博弈场上已经没有胜利的希望的时候，调换一个博弈场所不失为是一个好的方法。
人活在世上的确有不容易的一面。学会规避麻烦和风险，寻找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而不是在老地方硬性地赖活下去，这应当是我们理性人进行人生博弈时行之有效的方法。
让我们借用写文章需要转折的一番评论，来为博弈的转局作一个注脚吧：文忌直，转则曲；文忌弱，转则健；文忌腐，转则新；文忌平，转则峭；文忌窘，转则宽；文忌散，转则聚；文忌松，转则紧；文忌复，转则开；文忌熟，转则生；文忌板，转则活；文忌硬，转则圆；文忌浅，转则深；文忌涩，转则畅；文忌闷，转则醒。这段话的原来意思是，一篇文章，在总体上需要起承转合，在具体的细节和语言上也要有转折才好，一切本来生涩、呆板、松散、沉闷的地方，一经转折就发生了化腐朽为神奇的转变。而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一旦这个人在某一个地方被齿轮卡住了，形成了僵局和死局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赶快的转局，重新开始新一番的博弈，这样，不但此一轮的博弈可能有新的收获，甚至会带动起原来的那个输局也有了起死回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