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群雄逐鹿的纷乱年代结束了，一个统一的、集权的、多民族的国家在世界的东方出现了，这就是秦王朝。
秦王赢政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卓有成效的一个帝王。他统一中国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而且他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使他以后的历朝帝王都为之黯然失色，正像台湾作家柏杨所说的那样：“无论后世的人高兴或不高兴，赞美或诅咒，却几乎件件都影响中国历史至少两千年之久。”赢政一改过去“国王”的称谓，而改称为皇帝；秦始皇还规定，今后皇帝的命令一律称为诏书；秦始皇又规定，用一个特殊的字“朕”作为自己的代名词……虽然这只是在一些小事情上采取的改革措施，但是这些改革却一直为历朝历代所沿用。与此同时，秦始皇还做了很多在历史上名垂千古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统一了文字，统一了货币，统一了度量衡制度，还统一了所有马车的轮距。同时，秦始皇还建立了很多丰功伟业，开凿运河、修筑公路、建设长城、种植行道树……
在创立了不胜枚举的丰功与伟业之后，赢政这个飘飘然的始皇帝可能有一点沉醉了，也开始犯起了糊涂。他先是相信起了那些炼丹方士的胡说八道，并且期望依靠那些乱七八糟的“仙丹”而长生不老，甚至派徐福率领五百名童男童女到蓬莱仙山寻求不老药；他还不断地到外面出巡，每次出巡浩浩荡荡，威风凛凛，每到一处大张旗鼓地竖立功德碑……
然而，就是这个功德碑给儒家带来了一场无妄之灾：
秦始皇的功德碑上极尽美誉之词，夸耀征服六国、统一天下的伟业，而这些东西正是儒家最擅长的手段。公元前二百一十九年，立在泰山上的功德碑就是儒家学派的博士与鲁国的儒家学者共同携手创造的杰作，秦始皇看了非常高兴。
龙颜大悦进一步刺激了儒家的学者们，他们决心在秦始皇面前再露一手。公元前二百一十三年，儒家的着名博士淳于越上书说：“从前商周两个王朝，立国都近千年，主要原因在于分封儿子兄弟做诸侯国的国王，现在陛下虽然统一了中国，可是您的儿子们却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一旦到了国家危急的时候，便没有人可以救急。凡事不效法古人，就不能长久。”真是一派胡言乱语，也算秦始皇英明没有相信他们的鬼话。
当时的宰相李斯是着名的法家代表，他完全不同意儒家博士淳于越的建议，奋起反对儒家的一派谰言，他说：
“五帝的制度不相重复，三代的制度也不相抄袭，他们各自制定自己的制度，并不是故意反古，而是时代在前进，不得不如此。陛下创立了统一六国的宏伟大业，这是流芳百世的事业，儒家学者真是孤陋寡闻，对眼前的形势竟然不能领略。淳于越所说的是两千年前三代时期的事情，怎么能够效法呢？你们儒家学者不向时代学习，不能与时俱进，而一心一意地是古非今，真是扰乱民心啊！”秦始皇绝对是一个创新者，从内心深处来说他是一个“非古是今”的人，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领导者。如果按着儒家所说的那一套去立国的话，那秦始皇的一切改革不都付之东流了吗？社会不就倒退了吗？所以，赢政根本不听儒家那一套，而采纳了宰相李斯的意见，这还不算，为了防止儒家学者那一套迂腐理论的广泛流播，他对儒家采取了异常粗暴的手段。他甚至下令焚烧了儒家的诗书，超过六十天仍然不焚烧的要处以黥刑，罚出苦力；赢政还下令，两个人以上谈论儒书的一律处决；凡认为古代的东西才是好的，现代的东西都是错的，这样的人要全家斩首……
所幸，秦始皇在打击儒家的同时，并没有赶尽杀绝，政府图书馆收藏的各种儒家学术着作并不在焚烧之列。而且赢政对儒家学者也保持了一种宽容的态度，仍然保留了他们的职务，允许他们继续从事各种学术研究。
但是，在发生焚书事件的第二年，又发生了一个“方士事件”，这一次可真的惹恼了秦始皇。
“方士事件”是这样的：
侯生、卢生两位方士宣称自己有绝世法术，结果在演示法术的时候，他们的法术屡试屡爽，侯生、卢生担心被砍头，就悄悄跑掉了。临走的时候侯生和卢生散布说：
“赢政这个人，天生凶恶，只信任自己手下的官吏，博士虽然有七十余人，不过吃吃闲饭，受不到重视。他又喜欢杀人，拒绝改正自己的过失。方士们的法术偶尔不灵验就被处死。他只知道炼丹求药，没有人会那么傻，把长生不老药送给他。”秦始皇听到了这样的话勃然大怒：“我请来这些有文化、有知识的人，目的就是给大家创造和平与幸福的生活，他们向我夸口说可以炼仙丹祈求长生不老，像徐福之流，浪费了我无数的银子，什么结果都没有。再说这个侯生、卢生，我非常尊重他们，他们竟然把毛病都推到了我一个人的身上，真是可恶之极！”赢政终于对知识分子失去了忍耐，下令把咸阳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逮捕起来，调查他们平日里的言论，看有没有对始皇帝的讽刺与诋毁。结果有四百六十人被确认曾经发表过讽刺、诋毁始皇帝的言论。后来，这四百六十人全部被残忍地活埋。这其中多数是道家的方士，但是因为秦始皇对崇古也非常痛恨，所以这里面也包括了很多儒家的学者。
后来人们就将“焚书”和“坑儒”合称为“焚书坑儒”。
焚书与坑儒的导火索缘于淳于越的是古非今以及侯生、卢生对秦始皇的诽谤。但是，这两件事真的就能够引起秦始皇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皇帝如此激烈的反应吗？
其实不然。
淳于越的是古非今，侯生、卢生对秦始皇的无端诽谤，不过是秦始皇的一个借口而已，这些事件的发生其实另有隐情。
从春秋时代开始，奴隶制度逐渐没落，土地所有权开始从国君和贵族手中滑落，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出现。在这种社会剧烈变革的黄金时代，思想界、学术界也相应的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历史奇观，其中，最主要的有四大学派，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而这其中儒家和法家又是两个最有影响的和针锋相对的两个门派。儒家思想是保守的，认为社会是不断退化的，古代的东西是最好的，现在不如过去；法家思想是一种统御术，认为崇古是一种罪恶，最好的时代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只有君主严厉地实行法治，才能治理好国家。但是法家也好，儒家也好，这些各种各样的家其实都是文弱的书生，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主张要得到发扬光大必须依靠皇权的支持，因此他们必然要想方设法在皇帝面前游说，以期自己的主张得到皇权的认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焚书坑儒”正是法家和儒家竞争的结果。
可以说，这种竞争正是一种特殊的博弈--“零和博弈”。
什么样的博弈是“零和博弈”呢？
所谓零和博弈，是指博弈一方所得到利益的正是博弈另一方所失去的利益。我们看，假设博弈一方得到的收益是1，那么博弈的另一方所获得的收益必将是，两个人所获得的收益之和为零，所以这种博弈被称为“零和博弈”。生活中的零和博弈非常多，任何一场游戏都是一场零和博弈。比如一场足球比赛，假设规则为取胜的一方得1分，失败的一方失一分，为-1，总和为零；如果双方打个平手，双方都得零分，总和仍然为零。
现在我们再来看法家和儒家的竞争。当法家和儒家成为两个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的时候，这很有点类似于现代市场中的双头竞争。法家和儒家为了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彼此都要使出浑身的解数，竞争的结果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彼此勾结，实现双赢。但是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儒家和法家的思想是针锋相对的；因此他们之间的竞争注定了必然是你死我活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竞争是一场“零和博弈”。法家和儒家谁的主张获得了皇帝的认可，谁的主张就可能在全国推而广之，谁就能获得最大的收益。同时，获得皇帝认可的一方就必然要不择手段地封杀和他对立的一方。
竞争使儒家得到封杀，被坑杀，儒家逐渐失去了“市场”，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不利于法家的各种儒家思想的传播，最后导致了信息的不对称。儒家的思想、是古非今的主张在社会上的影响范围更小了，这就使秦始皇的统治更稳定；法家思想的传播更加深入人心，这样法家占据了主导地位的人们管理社会的成本也变得更小了，实现了管理者利益的最大化。儒家的市场占有率下降，而与此同时法家成为稀缺的资源，奇货可居，他们在皇帝面前的要价就变得更高，他们比以往更加受到皇帝的重用，获得升迁，享尽荣华富贵。
不要小看学术问题、思想问题、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和一个人的经济利益，一个集团的经济利益，一个民族的经济利益，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有的问题最后都将毫无疑问地被归结为经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