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首评：《窥词管见》的贡献和地位
《窥词管见》二十二则，原刊于康熙十七年（1678）翼圣堂刻李渔词集《耐歌词》之卷首；雍正八年（1730）芥子园主人重新编次《笠翁一家言全集》将《耐歌词》改称《笠翁馀集》，而《窥词管见》仍刊之。
笠翁之词集，最早收入康熙九年（1670）《笠翁一家言》“初集”（翼圣堂刻），标为“诗馀”，约370首，以年编次，各调错杂；康熙十二年（1673）又编成《笠翁一家言》“二集”（翼圣堂刻），将词集重新修订，改以词调长短为序，共119调，并命为“耐歌词”；康熙十七年（1678）编成《笠翁一家言全集》（翼圣堂刻），词集仍以《耐歌词》命之，卷首有《窥词管见》。并且，李渔生前最后这次编印《笠翁一家言全集》时刊行的《耐歌词》前加了一篇《自序》，序末署“时康熙戊午中秋前十日，湖上笠翁李渔漫题”，一年多之后，李渔辞世。按：“康熙戊午”即康熙十七年（1678），我在国家图书馆所看到的《窥词管见》，正是康熙十七年《笠翁一家言全集·耐歌词》卷首的这个版本。以上是李渔在世时刊行的词集版本。李渔死后，雍正八年（1730）芥子园主人重新编辑出版了《笠翁一家言全集》，其卷之八为词集，并标为“笠翁馀集”。
李渔，刘世德先生在为《闲情偶寄·窥词管见》校注本作的序中称之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大家”：“我心目中的大家，是那些文坛上的多面手。在他们生前，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他们身后，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李渔是名副其实的多面手，除了他在戏曲上获得世所公认的重大成就之外，在小说、园林、诗词等等方面也都有值得称道的贡献。而且他不但勤于创作，还善于理论思考，对于戏曲、园林、仪容等等的理论阐发主要见于《闲情偶寄》，而关于词，则集中体现于《窥词管见》和《耐歌词·自序》。
遗憾的是，对李渔《窥词管见》这部重要的词学理论着作，过去关注较少，据我所知，只有少数几篇专题论文涉及它，如发表于1927年《燕大月刊》上的顾敦鍒《李笠翁词学》，近年邬国平《李渔对文学特性的认识--兼论【窥词管见】》，武俊红《论李渔【窥词管见】》，等等。还有一些论着，如方智范、邓乔彬等四人合着的《中国词学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下编第一章的“概况”和第一节，俞为民《李渔评传》第四章之三（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朱崇才《词话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九章《清前期词话》等，对《窥词管见》作了简介和简评；周振甫先生《诗词例话》也引用了《窥词管见》的一些话，提到《窥词管见》批评“红杏枝头春意闹”的意见。但是，对《窥词管见》的研究水平，总的说不高；且个别论着还有常识性错误，如有的学者甚至将《窥词管见》误为袁枚所作。
现在是认真研究《窥词管见》并给予词学史上适当地位的时候了。
关于词的起源、发展、成熟、繁盛、衰落、复兴等等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各种说法自有一定的道理。我赞成这样一种看法（这也是相当多的人所持的占主流地位的观点）：词孕生于隋唐，成熟于五代，盛于两宋，衰于元明，复兴于清（持此类意见者又有许多细微的不同，此处恕不详说）。自从有了文学上的新品种“词”（或曰“长短句”、“诗馀”等等），也就有了对它的研究和评论--探讨它的源流，界定它的性质、特点，研究它的创作规律。最初的词论只是零星的片言只语，散见于各种文章、信札之中，或在论着的序跋里附带提及。譬如北宋苏东坡关于词“自是一家”的观点，就见于给朋友的信中--苏东坡40岁知密州时曾作《江城子·密州出猎》，并就此给好友鲜于侁写信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主要从苏词与柳词比较中谈两个词家不同的艺术风味。后来有了专门的“词话”之类的着作。唐圭璋先生《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5年修订版），共收集、整理了自北宋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至近代陈匪石《声执》的词话着作85种，其中包括李渔的《窥词管见》--从时间顺序上，它被排在清代之第一位。这85种，我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李渔《窥词管见》之前的，约十七种：宋代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一卷、杨湜《古今词话》一卷、鲖阳居士《复雅歌词》一卷、王灼《碧鸡漫志》五卷、吴曾《能改斋词话》二卷、胡仔《苕溪渔隐词话》二卷、张侃《拙轩词话》一卷、魏庆之《魏庆之词话》一卷、周密《浩然斋词话》一卷、张炎《词源》二卷、沈义父《乐府指迷》一卷，元代吴师道《吴礼部词话》一卷、陆辅之《词旨》一卷，明代陈霆《渚山堂词话》三卷、王世贞《艺苑巵言》一卷、俞彦《爰园词话》一卷、杨慎《词品六卷拾遗》一卷。第二类是与李渔《窥词管见》同时、或其作者活跃于词坛时李渔仍在世的，约八种（不包括《窥词管见》）：毛奇龄《西河词话》二卷、王又华《古今词论》一卷、刘体仁《七颂堂词绎》一卷、沈谦《填词杂说》一卷、邹祗谟《远志斋词衷》一卷、王士祯《花草蒙拾》一卷、贺裳《皱水轩词筌》一卷、彭孙遹《金粟词话》一卷。第三类是其余五十九种，它们都是李渔去世之后的作品。
就第一类情况看，李渔《窥词管见》较之前辈论着，有所发展、有所创造、有所深入。前十七种词话着作在论述词的起源、性质、特点、音韵等等方面取得许多开创性成果，它们所论及的一系列重要词学问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有的词话如《魏庆之词话·李易安评》保留了李清照关于词“别是一家”的理论阐述，十分可贵。但是，总体而言，多数词话重在本事记述和掌故、趣闻之描绘，它们虽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而理论性不强；一些词话大量篇幅都用在对词作“警策”之鉴赏，有的还绘声绘色描述片时片刻对词作字句的审美印象和体验，虽常常使人觉得其精彩如颗颗珠宝，然究竟大都是散金碎玉，缺乏系统。李渔《窥词管见》二十二则，较之大多数前辈词话，具有更强的理论性和系统性。其第一至第三则从词与诗、曲的比较中论词之特性，第四则谈如何取法古人，第五、六则论创新，第七至第十七则论词的创作特点和规律，最后五则涉及词的音韵问题。它虽不具有现代文艺学、美学论文之清晰逻辑系统，但大体已经具备相当高的理论完整性；而且在某些理论问题的把握上，也较前人有所进展，更为深入和细致，如关于“情景”关系，关于好词当“一气如话”，等等，都有精彩见解。这些问题后面再细说。
就第二类而言，较之他的同辈，李渔词论也有自己的特点，在他同时代的许多词话中，《窥词管见》是理论色彩比较浓厚、系统性比较强的作品。与李渔《窥词管见》在时间上最为接近的，大概属毛奇龄《西河词话》了。西河有些段落（如“沈去矜词韵失古意”、“古乐府语近”、“词之声调不在语句”、“词曲转变”等等）对词韵、声调、词的创作等等问题的论述也自有贡献；但其多数段落仍如以前词话重在本事、掌故、趣闻，而不在理论阐发。就此而言，它不及李渔、或至少没有超越李渔。有的词话如王又华《古今词论》，主要摘录前人词论着作辑而成书，虽然在保存以往词论遗产方面有其价值，但毕竟缺少自己的创造，与李渔比，不能算是好的理论着作。沈谦《填词杂说》也有不少精彩见解，但是显得零碎；有的观点，如谈词与诗和曲的关系的一条：“承诗启曲者，词也，上不可似诗，下不可似曲。然诗曲又俱可入词，贵人自运”，与李渔所论相近（见《窥词管见》第一则），但又说得不如李渔深细。其他词论着作也都各有优长，但是并不能掩盖《窥词管见》的精彩。
第三类，李渔之后的数十部词话着作，在理论视野，理论深度和广度，理论观念等等方面，都有较大进展。像浙西词派（朱彝尊、汪森等）和常州词派（张惠言、周济等），既有创作实践，又有理论主张，他们的词学理论相当精彩--浙西词派自称“家白石而户玉田”，标榜醇雅、清空，填词“必崇尔雅，斥淫畦，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朱彝尊《静惕堂词序》）；常州词派强调比兴寄托，“感物而发”﹑“缘情造端”（张惠言），认为“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周济《介存斋论词杂着》）。到十九世纪，像刘熙载《词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张德瀛《词徴》、谭献《复堂词话》等等，都有独到之处。到近代，像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况周颐《蕙风词话》、朱祖谟《强村老人评词》等等，自有诸多建树；像王国维《人间词话》引进了西方的一些美学观念如“理想”、“写实”、“主观”、“客观”等等，李渔与之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清是词复兴的时代，优秀词人云集，词论着作接踵问世。李渔不仅是杰出的戏曲家、小说家，而且善于填词，并有不少优秀作品；当时许多着名词人如吴伟业、陈维崧、毛奇龄、毛先舒等等也与李渔交好，并对《耐歌词》和《窥词管见》做过眉批，有的还相唱和。但李渔毕竟主要不是以词作和词论名世。人们更为称赞的是李渔的传奇作品、小说作品和《闲情偶寄》。李渔之后，某些论家虽有许多词学观点与李渔相同或相近，或许受到过李渔的影响；但专门赞扬李渔词作、词论者不多，直接引述李渔词论者更少（我印象中只有王又华《古今词论》有“李笠翁词论”一节）。所以不能不说，李渔在词的创作和词学理论方面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
然而，如果我们今天从词学学术史的总体看，用历史主义的标准来评价李渔词论，我要说《窥词管见》在中国词学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把《窥词管见》放回它那个时代，可以看到它仍然发着自己异样的光彩。李渔的词学思想同他的戏剧美学、园林美学、仪容美学一样，有许多精彩之处值得重视、值得借鉴、值得发扬。
现代以来研究李渔《窥词管见》者，以八十一年前（1927）顾敦鍒那篇发表在《燕大月刊》一卷二至四期上的《李笠翁词学》最好。该文比较全面地考察了《窥词管见》的主要思想观点，列表总结李渔词学在“词的界说”、“词料运用”、“词贵创新”、“词须明白”、“词须一贯”、“词须后劲”、“词的音韵”等七个方面的内容，指出它“成为一个颇有系统的组织；与随想随写，杂乱无章的笔记文字不同”，甚至说“看表中加的标题，笠翁居然像一个现代的新文学理论家”（这过誉了）；在评述李渔词学观点时还能以李渔自己的词作为例证，结合作品进行分析，增加了说服力。但是该文没有把李渔词学放在中国词学思想理论史和学术史上来考察，缺乏历史意识，所以不能见出《窥词管见》和李渔词学的真正学术史价值、理论贡献、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如果有哪位学者重写中国词学史，请把李渔在中国词学史上本来应有的光彩擦亮。不知读者诸君是否认同我的这个意见。
“第一则”评：词的特性和坐标点
第一则【原文】
作词之难，难于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立于二者之中。大约空疏者作词，无意肖曲，而不觉彷佛乎曲。有学问人作词，尽力避诗，而究竟不离于诗。一则苦于习久难变，一则迫于舍此实无也。欲为天下词人去此二弊，当令浅者深之，高者下之，一俯一仰，而处于才不才之间，词之三昧得矣。（毛稚黄评：词学少薪传，作者皆于暗中摸索。笠翁童而习此，老犹不衰，今尽出底蕴以公世，几于暗室一灯，真可谓大公无我。是书一出，此道昌矣。）
【评】
《窥词管见》作为李渔最重要的词学着作，提出了许多今天仍有价值的思想，其中将诗、词、曲三者进行比较的文字，十分精彩。前三则即在比较中讲词与诗和曲的关系及区别，对词的性质、特点、位置进行界说。
唐圭璋先生《词话丛编》将《窥词管见》每一则下都加了小标题，点出本则主旨。第一则小标题是：“词立于诗曲二者之间”。
李渔一贯善于从比较之中找出所论事物的特点。如何比？要找最相近的两个事物相互考量。就词而言，如果将词与古文、小说等等明显不同的文体放在一起，很容易看出差别，那对于真切把握词的特征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差别大的东西，人们一眼即可见出各自特点，而差别小的东西才最易相混，把最易相混的东西区分开来，即能抓住它的本质特性。词与什么文体相近？诗与曲也。所以李渔界定词的特点，开宗明义，第一则即拿词与诗和曲比较，说它“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立于二者之中”。李渔这里以“上”、“中”、“下”摆放诗、词、曲的位置，而词居其“中”。在李渔看来，诗更高雅一些，曲则浅俗一些，词则在雅俗之间。故李渔告诉填词者：“当令浅者深之，高者下之，一俯一仰，而处于才不才之间，词之三昧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