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载群书者片言不赘，非补未逮之论，即传自验之方。欲睹陈言，请翻诸集。）
文首小言：“性灵”小品的传统
读“种植部”各篇，深感李渔继承了明代“性灵”小品的传统。
大家知道，明代中晚期之王阳明、李贽、汤显祖、三袁等，在思想上富有反传统精神；在文学上也反传统。以袁氏三兄弟（袁宏道和他的哥哥袁宗道、弟弟袁中道）为代表的文学家，无视道学文统，不是像以往那样大讲“文以载道”，而是倡导“独抒性灵”，把“情”放在一个突出位置上来。袁氏稍前的李贽、汤显祖，袁氏稍后的“竟陵”诸人（钟惺、谭元春等），都是如此。受他们的影响，李渔思想也具有反传统精神，他在《论唐太宗以弓矢、建屋喻治道》一文中说到魏征对唐太宗的辅佐时赞曰：“观其（指魏征）‘原为良臣，勿为忠臣’、‘乱民易化，治民难化’、‘天下未定，专取取才；天下既定，兼取取德’诸论，皆是开荒僻昧语，无一字经人道过，然俱有至理存焉。后人明知取是而强欲非之，不过依傍圣贤，袭取现成字句，到处攻人之短，凡有意同于圣贤而词别于经史者，即呼为叛道离经，不可取法。殊不知天下之名理无穷，圣贤之论述有限，若定要从圣贤口中说过，方是至理，须得生几千百个圣贤，将天下万事万物尽皆评论一过，使后世说话者如蒙童背书、梨园演戏，一字不差，始无可议之人矣。”这话拿到改革开放的今天，极富现实意义。在文学上，李渔也明确主张抒发性灵。在《论唐太宗以弓矢、建屋喻治道》中他赞扬唐太宗时说：“三代以后之人君，舍德勿论而专论其才与识，则未有出唐太宗之右者矣。观其论乐，论周秦修短，论弓矢建屋，无一不本人情。不合至理、不可垂训将来。盖人主能言治道者，无代不有，然皆本于《诗》《书》，得之闻见，皆言人所既言者也；若太宗之言，皆《诗》《书》所不载，闻见所未经，字字从性灵中发出，不但不与世俗雷同，亦且耻与《诗》《书》附合，真帝王中间出之才也！”。在《论纲目书张良博浪之击与荆轲聂政之事一褒一贬》中说张良“既非激于人言，又非迫于时势，乃自性灵所发”李渔为友人《覆瓿草》作序，称其诗“自抒性灵，不屑依傍门户”。李渔的包括《闲情偶寄》在内的许多散文，多与“性灵”小品的格调相近，不着意于“载道”，而努力于言事、抒情。不过，比起他的前辈，李渔多了一些“市井”气、“江湖”气，少了一些“雅”气、“文”气；多了一些圆滑、媚俗，少了一些狂狷、尖锐。之所以如此者，不是或主要不是个人性情所致，乃时代、社会使然。
《闲情偶寄》是一部用生动活泼的小品形式、以轻松愉快的笔调写的艺术美学和生活美学着作。《闲情偶寄》的绝大部分文字，既可以作为理论文章来读，也可以作为情趣盎然的小品文来读。当然，李渔和他的《闲情偶寄》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历史局限。其中个别地方发着封建腐朽的气味，有些东西不科学，有些东西已经过时。
《木本第一·小序》原文并评：一部小品文集
木本第一·小序【原文】
草木之种类极杂，而别其大较有三，木本、藤本、草本是也。木本坚而难痿，其岁较长者，根深故也。藤本之为根略浅，故弱而待扶，其岁犹以年纪。草本之根愈浅，故经霜辄坏，为寿止能及岁。是根也者，万物短长之数也，欲丰其得，先固其根，吾于老农老圃之事，而得养生处世之方焉。人能虑后计长，事事求为木本，则见雨露不喜，而睹霜雪不惊；其为身也，挺然独立，至于斧斤之来，则天数也，岂灵椿古柏之所能避哉？如其植德不力，而务为苟且，则是藤本其身，止可因人成事，人立而我立，人仆而我亦仆矣。至于木槿其生，不为明日计者，彼且不知根为何物，遑计入土之浅深，藏荄厚薄哉？是即草木之流亚也。噫，世岂乏草木之行，而反木其天年，藤其后裔者哉？此造物偶然之失，非天地处人待物之常也。
【评】
李渔之前，我国早已有不少讲花木的书，但像李渔这样的文字却不多见。童嶲教授《江南园林志》中说：“吾国自古花木之书，或主通经，或详治疗。《尔雅》及《本草纲目》，其着者也。他若旨在农桑，词关风月，则去造园渐远。”童先生提到的其他着作还有：唐贾耽《百花谱》；宋范成大《菊谱》、《梅谱》，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赵时庚《金漳兰谱》，王贵学《王氏兰谱》，王观《芍药谱》，陈思《海棠谱》；明王象晋《群芳谱》，清初增为《广群芳谱》，等等。
李渔《闲情偶寄·种植部》，既不是一部植物学的书，也不是一部博物志的书，而且也不是一部纯粹讲园林美学的理论着作；在我看来，它更像一部小品文集，里面的一篇篇文章，都是以花木为题材，构思奇特、笔调轻松、文字优美、诙谐幽雅、情趣盎然的性灵小品。譬如《木本第一》的这篇小序，从草木性格讲到人生哲理，启人情致，发人深思，怡情益智，给人以美的享受。该部所载，几乎篇篇如此。
《牡丹》原文并评：王于群花
牡丹【原文】
牡丹得王于群花，予初不服是论，谓其色其香，去芍药有几？择其绝胜者与角雌雄，正未知鹿死谁手。及睹《事物纪原》，谓武后冬月游后苑，花俱开而牡丹独迟，遂贬洛阳，因大悟曰：“强项若此，得贬固宜，然不加九五之尊，奚洗八千之辱乎？”（韩诗“夕贬潮阳路八千”）物生有候，葭动以时，苟非其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后系人主，可强鸡人使昼鸣乎？如其有识，当尽贬诸卉而独崇牡丹。花王之封，允宜肇于此日，惜其所见不逮，而且倒行逆施。诚哉！其为武后也。予自秦之巩昌，载牡丹十数本而归，同人嘲予以诗，有“群芳应怪人情热，千里趋迎富贵花”之句。予曰：“彼以守拙得贬，予载之归，是趋冷非趋热也。”兹得此论，更发明矣。艺植之法，载于名人谱帙者，纤发无遗，予倘及之，又是拾人牙后矣。但有吃紧一着，花谱偶载而未之悉者，请畅言之。是花皆有正面，有反面，有侧面。正面宜向阳，此种花通义也。然他种或能委曲，独牡丹不肯通融，处以南面既生，俾之他向则死，此其肮脏不回之本性，人主不能屈之，谁能屈之？予尝执此语同人，有迂其说者。予曰：“匪特士民之家，即以帝王之尊，欲植此花，亦不能不循此例。”同人诘予曰：“有所本乎？”予曰：“有本。吾家太白诗云：‘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倚栏杆者向北，则花非南面而何？”同人笑而是之。斯言得无定论？
【评】
李渔通过武后将牡丹从长安贬逐到洛阳的故事，塑造了牡丹倔强不屈的性格。人们当然不会把故事当作实事，但故事中牡丹形象的这种不畏强权、特立独行的品行，着实令人肃然起敬。此文叙事说理，诙谐其表，庄重其里。文章一开头，作者现身说法，谓自己起初也对牡丹的花王地位不服，等到知晓牡丹因违抗帝王意旨在人间遭受贬斥的不幸境遇之后，遂大悟，牡丹被尊为花中之王理所当然：不加“九五之尊（花王），奚洗八千之辱”（牡丹从长安贬至洛阳，走了八千屈辱之路）？并且李渔自己还不远数千里，从“秦（陕西）之巩昌，载牡丹十数本而归”（至居住地南京），以表示对牡丹“守拙得贬”品行的赞赏、理解和同情。这段幽默中带点儿酸楚的叙述，充满着人生况味的深切体验，字里行间，既流露着对王者呵天呼地、以“人”害“天”的霸权行径的不满；又表现出对权势面前不低头的“强项”品格的崇敬和钦佩，大胆地喊出：“物生有候，葭动以时，苟非其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后系人主，可强鸡人使昼鸣乎？”
如果说李渔从巩昌携牡丹数本回南京乃是处于对牡丹花“守拙得贬”品行的赞赏，那么稍早于李渔的一位奇人、明末大旅行家徐霞客从太和山（武当）携“榔梅”回家（江阴），则完全出于孝心--“为老母寿”。榔梅非梅也。据徐霞客在《游太和山日记》中描绘：“度岭，谒榔仙祠。旁多榔梅树，亦高耸，花色深浅如桃杏，蒂垂丝作海棠状。梅与榔本山中两种，相传玄帝插梅寄榔，成此异种云。”随后徐霞客继续写到求榔梅之难，颇有点传奇意味：“……其旁榔梅数株，大皆合抱，花色浮空映山，绚烂岩际。地既幽绝，景复殊异。予求榔梅实，观中道士噤不敢答，既而曰：‘此系禁物，前有人携出三四枚，道流株连破家者数人。’余不信，求之益力，出畀数枚，皆已黝烂，且订无令人知。及趋中琼台，余复求之，主观乃谢无有。因念由下琼台而出，可往玉虚岩，便失南岩、紫霄，奈何得一失二，不若仍由旧径上。至路旁泉溢处，左越蜡烛峰，去南岩应较近。忽后有追呼者，则中琼台小黄冠，以师命促余返。观主握手曰：‘公渴求珍植，幸得两枚，少慰公怀，但一泄于人，罪立至矣。’出而视之，形侔金橘，漉以蜂液，金相玉质，非凡品也。”徐霞客赶在清明节回家，“以太和榔梅为老母寿”。
《梅》原文并评：中国人怎样爱梅
梅【原文】
花之最先者梅，果之最先者樱桃。若以次序定尊卑，则梅当王于花，樱桃王于果，犹瓜之最先者曰王瓜，于义理未尝不合，奈何别置品题，使后来居上。首出者不得为圣人，则辟草昧致文明者，谁之力欤？虽然，以梅冠群芳，料舆情必协；但以樱桃冠群果，吾恐主持公道者，又不免为荔枝号屈矣。姑仍旧贯，以免抵牾。种梅之法，亦备群书，无庸置吻，但言领略之法而已。花时苦寒，即有妻梅之心，当筹寝处之法。否则衾枕不备，露宿为难，乘兴而来者，无不尽兴而返，即求为驴背浩然，不数得也。观梅之具有二：山游者必带帐房，实三面而虚其前，制同汤网，其中多设炉炭，既可致温，复备暖酒之用。此一法也。园居者设纸屏数扇，覆以平顶，四面设窗，尽可开闭，随花所在，撑而就之。此屏不止观梅，是花皆然，可备终岁之用。立一小匾，名曰“就花居”。花间竖一旗帜，不论何花，概以总名曰“缩地花”。此一法也。若家居所植者，近在身畔，远亦不出眼前，是花能就人，无俟人为蜂蝶矣。然而爱梅之人，缺陷有二：凡到梅开之时，人之好恶不齐，天之功过亦不等，风送香来，香来而寒亦至，令人开户不得，闭户不得，是可爱者风，而可憎者亦风也。雪助花妍，雪冻而花亦冻，令人去之不可，留之不可，是有功者雪，有过者亦雪也。其有功无过，可爱而不可憎者惟日，既可养花，又堪曝背，是诚天之循吏也。使止有日而无风雪，则无时无日不在花间，布帐纸屏皆可不设，岂非梅花之至幸，而生人之极乐也哉！然而为之天者，则甚难矣。
蜡梅者，梅之别种，殆亦共姓而通谱者欤？然而有此令德，亦乐与联宗。吾又谓别有一花，当为蜡梅之异姓兄弟，玫瑰是也。气味相孚，皆造浓艳之极致，殆不留余地待人者矣。人谓过犹不及，当务适中，然资性所在，一往而深，求为适中，不可得也。
【评】
你想知道中国人怎样爱梅、怎样赏梅吗？请看李渔在本文中的描绘：山游者必带帐篷，实三面而虚其前，帐中设炭火，既可取暖又可温酒，可以一边饮酒，一边赏梅；园居者设纸屏数扇，覆以平顶，四面设窗，随花所在，撑而就之。你看，爱梅爱得多么投入！赏梅赏得多么优雅！倘若爱梅、赏梅能达到这种地步，梅如有知，应感激涕零矣。
在中国，通常一说到梅花就想到它的傲视霜雪、高洁自重的品格，它也因此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其实，远在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梅就被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先是采集梅果用于祭祀，并且在烹调时以之增加酸味；大约到魏晋南北朝，人们才开始对梅花进行审美欣赏；到宋元，梅花之审美文化达到鼎盛时期，一直延续至今。
对梅花进行了专门研究的程杰教授在其所着《中国梅花审美文化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中说，梅与梅花是中国原生态的，最富于中国文化特色的植物，是华夏民族精神的典型载体。梅与梅花也是一个开发历史跨度较大，文化年轮丰富、完整的植物，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文化积淀，是解剖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演变轨迹一个重要的意象标本。梅花被中国古代文人志士赋予三种情趣，即清气、骨气与生气。
程教授所言甚是。
毛泽东词云：“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此即言其傲视霜雪；陆游词云：“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此即言其高洁自重。
梅花的这种品性，在中国古代特别受到某些文人雅士的推崇，林逋“梅妻鹤子”的故事是其典型表现。据宋代沈括《梦溪笔谈》等书载，宋代钱塘人林逋（和靖），置荣利于度外，隐居于西湖的孤山，所住的房子周围，植梅蓄鹤，每有客来，则放鹤致之。这就是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如果一个人能够视梅为妻，那么，其爱梅达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
《桃》原文并评：酷似美人之面
桃【原文】
凡言草木之花，矢口即称桃李，是桃李二物，领袖群芳者也。其所以领袖群芳者，以色之大都不出红白二种，桃色为红之极纯，李色为白之至洁，“桃花能红李能白”一语，足尽二物之能事。然今人所重之桃，非古人所爱之桃；今人所重者为口腹计，未尝究及观览。大率桃之为物，可目者未尝可口，不能执两端事人。凡欲桃实之佳者，必以他树接之，不知桃实之佳，佳于接，桃色之坏，亦坏于接。桃之未经接者，其色极娇，酷似美人之面，所谓“桃腮”、“桃靥”者，皆指天然未接之桃，非今时所谓碧桃、绛桃、金桃、银桃之类也。即今诗人所咏，画图所绘者，亦是此种。此种不得于名园，不得于胜地，惟乡村篱落之间，牧童樵叟所居之地，能富有之。欲看桃花者，必策蹇郊行，听其所至，如武陵人之偶入桃源，始能复有其乐。如仅载酒园亭，携姬院落，为当春行乐计者，谓赏他卉则可，谓看桃花而能得其真趣，吾不信也。噫，色之极媚者莫过于桃，而寿之极短者亦莫过于桃，“红颜薄命”之说，单为此种。凡见妇人面与相似而色泽不分者，即当以花魂视之，谓别形体不久也。然勿明言，至生涕泣。
【评】
桃有两种：一种以其果实满足人的口腹之欲；一种以其美色令人悦目赏心。前者是物质的，后者是精神的。李渔所重，在后者。
桃色之美，酷似美人。酷似美人的什么呢？酷似美人之面，尤其酷似醉美人之面，又尤其酷似会见情郎时的美人之面。唐崔护《题都城南庄》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按：崔护，唐朝博陵（郡治在今河北省定县）人，字殷功，贞元进士，官岭南节度使。试想，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儿家，朝思暮想会见自己的心上人，一旦相见，激动、羞怯、喜悦，话难于启口，手无处可放，白皙皙的脸上，泛起两片红晕，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酷似两片桃红。此时恐怕是她一生最漂亮的时候。
关于桃花，李渔还有一比：“色之极媚者莫过于桃，而寿之极短者亦莫过于桃，‘红颜薄命’之说，单为此种。”在男权主义的社会里，一般说女人的“命”是苦的。愈是漂亮的女人，“命”往往愈是苦。于是有“红颜薄命”之说。李渔自己，一方面是个男权主义者，另方面又表现出对女人的深切同情，从桃花想到“红颜薄命”的比喻，即是这种同情的流露。人真是最复杂的矛盾体。
《李》评：李渔善为小品文者如是
李【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