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侗序》评：尤、余、李比较
尤侗序【原文】
声色者，才人之寄旅；文章者，造物之工师。我思古人，如子胥吹箫，正平挝鼓，叔夜弹琴，季长弄笛，王维为“琵琶弟子”，和凝称“曲子相公”，以至京兆画眉，幼舆折齿，子建傅粉，相如挂冠，子京之半臂忍寒，熙载之纳衣乞食，此皆绝世才人，落魄无聊，有所托而逃焉。犹之行百里者，车殆马烦，寄宿旅舍已尔，其视宜春院里画鼓三千，梓泽园中金钗十二，雅俗之别，奚翅径庭哉！然是物也，虽自然之妙丽，借文章而始传。前人如《琴》、《笛》、《洞箫》诸赋，固已分刌节度，穷极幼眇；乃至《巫山》陈兰若之芳，《洛浦》写瑶碧之饰，东家之子比其赤白，上宫之女状其艳光，数行之内若拂馨香，尺幅之中如亲巧笑，岂非笔精墨妙，为选声之金管，练色之宝镜乎？抑有进焉，江淹有云：“蓝朱成彩，错杂之变无穷；宫商为音，靡曼之态不极。”蛾眉岂同貌而俱动于魄？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故相其体裁，既家妍而户媚；考其程式，亦日异而月新。假使飞燕、太真生在今时，则必不奏《归风》之歌，播《羽衣》之舞；文君、孙寿来于此地，则必不扫远山之黛，施堕马之妆。何也？数见不鲜也。客有歌于郢中者，《阳春》、《白雪》，和者不过数人。非曲高而和寡也，和者日多，则歌者日卑，《阳春》、《白雪》，何异于《巴人》、《下里》乎？西子捧心而颦，丑妇效之，见者却走。其妇未必丑也，使西子效颦，亦同嫫姆矣。由此观之，声色之道千变万化。造物者有时而穷，物不可以终穷也。故受之以才，天地炉锤，铸之不尽；吾心橐龠，动而愈出。三寸不律，能凿混沌之窍；五色赫蹄，可炼女娲之石。则斯人者，诚宫闺之刀尺而帷簿之班输。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矣。读笠翁先生之书，吾惊焉。所着《闲情偶寄》若干卷，用狡狯伎俩，作游戏神通。入公子行以当场，现美人身而说法。洎乎平章土木，勾当烟花，哺啜之事亦复可观，屐履之间皆得其任。虽才人三昧，笔补天工，而镂空绘影，索隐钓奇，窃恐犯造物之忌矣。乃笠翁不徒托诸空言，遂已演为本事。家居长干，山楼水阁，药栏花砌辄引人着胜地。薄游吴市，集名优数辈，度其梨园法曲，红弦翠袖，烛影参差，望者疑为神仙中人。若是乎笠翁之才，造物不惟不忌，而且惜其劳，美其报焉。人生百年，为乐苦不足也，笠翁何以得此于天哉！仆本恨人，幸逢良宴，正如秦穆睹《钧天》之乐，赵武听孟姚之歌，非不醉心，仿佛梦中而已矣。
吴门同学弟尤侗拜撰
【评】
尤侗此序原载于翼圣堂本《闲情偶寄》，而芥子园本则无。
尤侗（1618～1704），字同人，更字展成，别字悔庵，又曰艮斋，晚自号西堂老人，长洲人。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词，授检讨，历官侍讲。有《西堂集》。尤侗小余怀2岁，小李渔7岁。余怀活了80岁，而尤侗更高寿，活了86岁，他俩都可算得上是清初文坛上的寿星。李渔、余怀、尤侗虽是文友，但三人又有某些不同：李渔、余怀是布衣，作为明之遗民，其思想倾向也有某些不完全合于清代统治者的“异调”，用今天的话说是“体制外”的人；而尤侗则是“体制内”的人。在明朝末年，尤侗就是诸生，入清，他又成为副榜贡生，那是顺治三年（1646）的事情。到康熙十八年（1679），他又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参与修《明史》，并且受到两位皇上（顺治帝、康熙帝）赏识--先是以《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制义以及《读离骚》乐府流传禁中，受顺治帝赏识；后又在史馆时进呈《平蜀赋》，受康熙帝赏识，颇受恩礼。细品三位清初才子的作品，也许约略感受到些许差别：尤侗究竟是体制内的人，故其思想更收敛一些；而余怀、李渔，为生存计，虽然也不得不对清代统治者说了许多顺耳的话；但是他们（尤其是余怀）也常有“出格”之处，这在充满明代遗民情结的《板桥杂记》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但是尤侗《西堂杂俎》，在乾隆时被列为禁书；所以尤侗的思想也并非完全驯服。
《凡例七则·四期三戒》评：闲情·闲书·庄论
凡例七则·四期三戒【原文】
一期点缀太平
圣主当阳，力崇文教。庙堂既陈诗赋，草野合奏风谣，所谓上行而下效也。武士之戈矛，文人之笔墨，乃治乱均需之物：乱则以之削平反侧，治则以之点缀太平。方今海甸澄清，太平有象，正文人点缀之秋也，故于暇日抽毫，以代康衢鼓腹。所言八事无一事不新，所着万言无一言稍故者，以鼎新之盛世，应有一二未睹之事、未闻之言以扩耳目，犹之美厦告成，非残朱剩碧所能涂饰榱楹者也。草莽微臣，敢辞粉藻之力！
一期崇尚俭朴
创立新制，最忌导人以奢。奢则贫者难行，而使富贵之家日流于侈，是败坏风俗之书，非扶持名教之书也。是集惟《演习》、《声容》二种为显者陶情之事，欲俭不能，然亦节去靡费之半；其余如《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诸部，皆寓节俭于制度之中，黜奢靡于绳墨之外，富有天下者可行，贫无卓锥者亦可行。盖缘身处极贫之地，知物力之最艰，谬谓天下之贫皆同于我，我所不欲，勿施于人，故不觉其言之似吝也。然靡荡世风，或反因之有裨。
－期规正风俗
风俗之靡，日甚一日。究其日甚之故，则以喜新而尚异也。新异不诡于法，但须新之有道，异之有方。有道有方，总期不失情理之正。以索隐行怪之俗，而责其全返中庸，必不得之数也。不若以有道之新易无道之新，以有方之异变无方之异，庶彼乐于从事，而吾点缀太平之念为不虚矣。是集所载，皆极新极异之谈，然无一不轨于正道；其可告无罪于世者，此耳。
一期警惕人心
风俗之靡，犹于人心之坏，正俗必先正心。然近日人情喜读闲书，畏听庄论。有心劝世者，正告则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是集也，纯以劝惩为心，而又不标劝惩之目。名曰《闲情偶寄》者，虑人目为庄论而避之也。劝惩之语，下半居多，前数帙俱谈风雅。正论不载于始而丽于终者，冀人由雅及庄，渐入渐深，而不觉其可畏也。劝惩之意，绝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虫之微、或借活命养生之大以寓之者，即所谓正告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也。实具婆心，非同客语，正人奇土，当共谅之。
【评】
《闲情偶寄》是一部所谓寓“庄论”于“闲情”的“闲书”。作者所谓“风俗之靡，犹于人心之坏，正俗必先正心。近日人情喜读闲书，畏听庄论，有心劝世者正告则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是集也，纯以劝惩为心，而又不标劝惩之目，名曰《闲情偶寄》者，虑人目为庄论而避之也。”又说：“劝惩之意，绝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虫之微、或借活命养生之大以寓之者，即所谓正告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也。”我看，李渔的这段表白，半是矫情、半是真言。
所谓矫情者，是指李渔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故意说给当政者和正人君子者流听。因为李渔的着作文章在当时已经受到某些人的指责。李渔的友人余澹心（怀）在为《闲情偶寄》作序时就说：“而世之腐儒，犹谓李子不为经国之大业，而为破道之小言者。”所以，李渔预先就表白：我这本书虽名为“闲情”，可并不是胡扯淡，也无半点“犯规”行为；表面看我说的虽是些戏曲、园林、饮食、男女，可里面所包含的是微言大义，有益“世道人心”。李渔这么说，对于当时的统治者和满口“仁义道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腐儒”们，不无讨好之意。当然，《闲情偶寄》中所言，也并非没有出于真心维护封建思想道德者；但是，书中大量关于观剧听曲、赏花弄月、园林山石、品茗饮酒、服饰修容、选姬买妾、饮食男女、活命养生等等的论述描绘，难道其中真有那么多微言大义吗？明眼人一看便知，李渔所说的，大半是些“聪明人”的“聪明话”而已。正如李渔的另一友人尤展成（侗）在为《闲情偶寄》所作的序中说的：“所着《闲情偶寄》若干卷，用狡狯伎俩，作游戏神通。”不管作序者这几句话的原意如何，但用“狡狯伎俩”来形容我们在《闲情偶寄》中所看到的李渔，还是贴切的。在统治者对舆论钳制得比较紧、时有文字狱发生的清代，李渔以及像李渔那样的文人耍点小聪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文革”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做法不也是如此吗？
所谓真言者，除了上面所说李渔确有自觉维护封建思想道德的一面之外，从艺术形式和文章的审美作用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李渔也真想避免“庄论”、“正告”而采用轻松愉快的“闲情”笔调来增加文章的吸引力。也就是说，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大谈“草木昆虫”、“活命养生”的“闲情”是他的真心话。他深知那些正襟危坐、板着面孔讲大道理的文章，令人望而生畏，令人厌倦，不会有多少打动人的力量。现代的情况也是如此。“文革”时报纸上那些冷似铁、硬似钢、字字绝对真理的大块文章，有几个人真心要读？所以，李渔有意识地寓“庄论”于“闲情”，使这本书变得有趣、有味，可读性强。单就这个方面而言，李渔的确获得了成功。从总体上说，他的文章，他的书，绝不枯燥、乏味，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只是有的地方世俗气太重，有的地方略显油滑，有的地方有点媚俗，这是不足。然而，优点是，绝不板着面孔教训人、讲大道理。即使本来十分枯燥的理论问题，如《闲情偶寄》的《词曲部》和《演习部》等专讲戏曲理论的部分，他也能讲得有滋有味，风趣盎然，没有一般理论文字的那种书卷气，更没有道学气。这是《闲情偶寄》的一个突出特点。
一戒剽窃陈言
不佞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一字。空疏自愧者有之，诞妄贻讥者有之，至于剿窠袭臼，嚼前人唾余，而谓舌花新发者，则不特自信其无，而海内名贤亦尽知其不屑有也。然从前杂刻，新则新矣，犹是一岁一生之草，非百年一伐之木。草之青也可爱，枯则可焚；木即不堪为栋为梁，然欲刈而薪之，则人有不忍于心者矣。故知是集也者，其初出则为乍生之草，即其既陈既腐，犹可比于不忍为薪之木，以其可斫可雕而适于用也。以较邺架名编则不足，以角奚囊旧着则有余。阅是编者，请由始迄终验其是新是旧。如觅得一语为他书所现载，人口所既言者，则作者非他，即武库之穿窬，词场之大盗也。
一戒网罗旧集
数十年来，述作名家皆有着书捷径，以只字片言之少，可酿为连篇累牍之繁；如有连篇累牍之繁，即可变为汗牛充栋之富。何也？以其制作新言缀于简首，随集古今名论附而益之。如说天文，即纂天文所有诸往事及前人所作诸词赋以实之；地理亦然，人物、鸟兽、草木诸类尽然。作而兼之以述，有事半功倍之能，真良法也。鄙见则谓着则成着，述则成述，不应首鼠二端。宁捉襟肘以露贫，不借丧马以彰富。有则还吾故有，无则安其本无。不载旧本之一言，以补新书之偶缺；不借前人之只字，以证后事之不经。观者于诸项之中，幸勿事事求全，言言责备。此新耳目之书，非备考核之书也。
一戒支离补凑
有怪此书立法未备者，谓既有心作古，当使物物尽有成规，胡一类之中止言数事？予应之曰：医贵专门，忌其杂也，杂则有验有不验矣。史贵能缺，“夏五”“郭公”之不增一字、不正其讹者，以示能缺；缺斯可信，备则开天下后世之疑矣。使如子言而求诸事皆备，一物不遗，则支离补凑之病见，人将疑其可疑，而并疑其可信。是故良法不行于世，皆求全一念误之也。予以一人而僭陈八事，由词曲、演习以及种植、颐养，虽曰多能鄙事，贱者之常，然犹自病其太杂，终不得比于专门之医，奈何欲举星相、医卜、堪舆、日者之事，而并责之一人乎？其人否否而退。八事之中，事事立法者只有六种，至《饮馔》、《种植》二部之所言者，不尽是法，多以评论间之，宁以支离二字立论，不敢以之立法者，恐误天下之人也。然自谓立论之长，犹胜于立法。请质之海内名公，果能免于支离之诮否？
湖上笠翁李渔识
评点者小言：李渔其人
“湖上笠翁”是李渔着作中常用的落款。他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后改号笠翁。其着作上常署名还用随庵主人、觉世俾官、新亭客樵、伊园主人、觉道人、笠道人、回道人等等。他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或三十九年（1610或1611），卒于清康熙十八年或十九年（1679或1680），一生跨明清两代，饱受时代动荡和战乱之苦。中年家道败落，穷愁坎坷半世，靠卖诗文和带领家庭剧团到处演戏维持生计。他一生着述甚丰，作为文学家、戏剧理论家和美学家，主要着作有《笠翁一家言全集》，包括文集四卷，诗集三卷，词集一卷，史论两卷，《闲情偶寄》六卷；作为戏剧作家，李渔着有传奇十几种，常见的有《笠翁十种曲》传世；作为小说家，他写过评话小说《无声戏》、《连城璧》、《十二楼》、《合锦回文传》等等，有人认为，长篇小说《肉蒲团》也可能是他的手笔。而他自己则把《闲情偶寄》视为得意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