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1939年年底至1940年年初，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正宁等五个县。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进攻抗战决死队，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40年二三月间，蒋介石国民党九十七军朱怀冰纠合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墉等匪部，进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总部。在警告和劝阻无效的情况下，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办法，集中部队狠狠地教训了敢于来犯的敌人。最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向世界人民揭露国民党进行反共投降行动的全部阴谋，并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要求国民党：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并宣布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等等。
一共是十二条的严正要求，针锋相对，刚柔相济，使蒋介石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进，则会遭到入民更加强烈的反对；退，即如果蒋介石承认错误，就会在全国人民面前大丢面子。共产党的力量不但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吓倒，而且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也抗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在这次斗争胜利后又起草了《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他指出，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于从属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客观存在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而他们既然在抗日，其对我党既然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
请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实践中得出来的行之有效的策略，与爱克斯罗德等美国政治科学家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得出来的结论，竟然如此的相同，这再一次证明了这个策略，的确是人类经常使用的行之有效的主要策略，也是一种最佳的策略。
针锋相对背后的长远利益原则
我们知道，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出于一个利益的原则，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就是为着集团或国家的利益，而在集团和国家的利益里，也包含着个人的利益。
这个原则几乎是与动物共有的，它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或更早一些时候。
当一只老虎或狮子去觅食，在独自完不成任务的时候，就必须两只或三只一起共同来完成，一旦杀死了对手，那么就必须让合作者也饱食一顿，而不会自己独吞猎到的食物。因此，合作是在共同完成一桩不可能由单独一人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发生的。
就像刘备与孙权合作对抗曹操，凭着曹操有那么多的兵马，来势汹汹，光靠刘备一支弱旅或光靠孙权的六郡之兵似乎都不可能取胜，他们如果放弃了合作就等于自杀。
而一旦威胁解除，那么在发展各自利益的情况下，就可能与这个合作者的利益相碰撞，就会发生新的矛盾与斗争，原来的合作就会受到破坏。
孙刘两家的合作与斗争，是交替进行着的，他们之间的关系经历了结盟（合作）一叛盟（不合作并对抗）一再重新结盟这样一条路径行进的，这就如同爱克斯罗德的竞赛一样，以合作开局，结果出现了不合作的局面，然后看来还是合作为佳，就再度修复关系，进行第二次合作。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漫长的斗争过程中，也有三次的合作过程。看来，我们画出的孙刘两家的合作过程，代表的是全人类在长期斗争过程中的普遍策略。
正如这些科学所说的，要是一次交手，一次打交道，那当然是骗你没商量，我骗了你一次就走，再也不见面了，那当然是能骗多少就是多少。我们承认这样的情况也是存在的，现在街面上有许许多多的骗子，骗一把就走的情况屡屡发生。不过，大多数的情况都是住在一村一个城市的熟悉的人，或者是大家都熟悉知名的人士，就像今天的香港富商李嘉诚、霍英东等人物，或是一些已经打出名牌来的企业和企业家，他们的名声已经造就，地位已经确立，我们随时随地都能找得到他们。对于这样的人，不可能同他打一次交道，他自己的企业与集团也不可能只做一次生意就歇业不做了。他们的生意，包括他们的企业还将一代甚至两代三代地生存下去。凡是这样的企业，都不得不顾及名声和诚信。他们所顾及的不是捞一把就跑，而是自己的长期利益，即要与其他的买卖人打几十次几百次的交道，做上几百次几千次的生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会考虑到：如果我在这次生意中欺骗了对手，那么对方必定会在另一个时间与场合里反啬，自己就会在下一次交易中蒙受损失，即使万不得已坑害了对方，也需要极力地进行补救，极力地进行挽回，以修复他们原来的良好关系。不这样做，就不可能再如愿地挣钱了，很可能就掉人别人设下的陷阱，造成自己的破产。
因此，即使是进行商业活动，这些名家商人也都会遵从这样一个原则的：合作一合作一更好地合作，或者是合作一背叛一再修复关系，进行长远的合作。
最为明显的就是孙权与刘备的关系。
孙、刘在赤壁之战中打败了曹操，北方的威胁解除之后，由于荆州之地的归属问题未定，荆州便成了刘备与孙权争夺的焦点，这两家合作“单位”的矛盾就此升级。
其实，孙权与刘备“翻脸”成仇，由结盟到背盟，有着各种各样的实际原因。而不是无端生出来的是非。这是因为双方都知道孙、刘的联盟，是关乎他们生存发展的“命脉”，是不可以随随便便割断的。
当初，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是在强敌曹操的威胁面前，为了对抗曹操的暂时措施。赤壁之战后，曹操战败，退出了荆州，但仍占据着荆州北部的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和南郡北部的襄阳、樊城一带。孙权占据着南郡南部的江陵及沿江一带，刘备占据荆州南部的四郡。所谓“借荆州”，实际上是孙权将所占据的南郡南部，特别是重镇江陵借给刘备。
东汉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取得益州。第二年，孙权便派出使者向刘备索还荆州，刘备以取得凉州（治所在今甘肃张家川）后再归还荆州为辞，加以拒绝。孙权十分恼火，便派吕蒙率兵袭击了刘备手中的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均在今湖南境内）。刘备亲自下至公安，督关羽领兵争夺三郡。孙权进驻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为诸军节度。刘备得知曹操进攻汉中张鲁，恐益州有失，便主动向孙权求和。孙权也准备集中力量进攻淮南，同意和谈。结果双方协议重新瓜分荆州，保持联盟关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刘备借荆州不还，理屈的是刘备，所以是刘备先破环了他们之间的约定--刘备先采取了不合作的策略。
孙权因此气愤，还以颜色，开始组织反击，用武力来抢夺三郡地盘--联盟几乎破裂，这就是针锋相对的行动。
但是，由于各有意外的原因，他们重新修复关系，使联盟能够继续下去。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率众向曹操占据的襄阳、樊城发动了进攻，关羽得势，孙权不安，因为如果关羽打败了曹操，那么荆州之地肯定永远不会回到孙权的手里了。所以他从自己的利益考虑，并不希望关羽打败曹操。这时曹操提出要与他合作，要他从后面袭击关羽，他同意了。因为曹操开给了他更好的条件，即如果打败了关羽，曹操就把整个江南封给他，他可以自然而然地收复荆州了。因此，孙刘联盟彻底破裂，孙权捕杀了关羽。
孙权取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然而他的心中是害怕的，因为这样就彻底得罪了刘备，刘备必然会用针锋相对的办法进行报复。所以孙权采取了几个补救的办法：
一是把关羽的人头送给曹操，以证明他杀关羽是曹操的旨意，而不是他主动的行为。
二是向刘备求和，以避免两面受敌，同时他又派出使节去向曹操称臣。
刘备报仇心切，不允许孙权求和，于是两者的联盟完全破裂，这样才发生了夷陵之战--刘备与孙权之间的战争。
我们设想，如果刘备主动归还荆州，或者孙权捕到了关羽之后不把关羽杀死，主动送还给刘备，那么，他们之间的结盟关系还不会破裂。
这次联盟关系的破裂对于刘备而言损失巨大，因为夷陵之战打败了，丧失了许多的实力。刘备死后，由诸葛亮掌握着蜀国的实权，两国的盟约才开始重新得到了修复。
这使我们悟出了如下的道理：
首先，在各自为着利益而努力的过程中，合作会给双方带来更大的利益，而如果反目成仇，则对任何一方都不会有好处，于是便需要用各自的妥协办法来重新结盟。
其次，如果一方开始破坏这种联盟，那么另一方就会实行报复，即以针锋相对的方洼给予惩戒。你来我就往，而且报复的力度往往是大于对方给自己伤害的程度。
最后，这种报复是有限的，不能把对方治死。因为诚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还有长期的利益需要考虑，“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谁把事情做绝了，谁就把今后合作的路堵死了，那么，他就再无转圜的余地，自己也可能遭受灭顶之灾。例如，如果刘备失败之后，孙权痛下决心，出兵益州，那么，他等于给了曹操（其后是曹操的儿子曹丕接位）从后面偷袭的机会。这就是说，在他与刘备集团拼得两败俱伤的时候，他也会被曹丕消灭。所以他应该给自己留下再次合作的余地，留下了这个余地，也就等于给了自己一条活路。
我们想，从刘备与孙权的合作与背叛的例子中，我们同样可以窥见到人类这种人际关系中普遍的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