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忌打算直接领兵到赵国去救援，孙膑认为不妥，他说：“要解开纷乱的丝线，不能强拉硬扯，要劝解双方停止搏斗，不能直接参加进去帮着打。派兵解围的道理也正是如此，不能硬碰硬，而要运用避实就虚的策略，使形势对敌人不利，让他们产生后顾之忧。这样一来，赵国自然会解除被围困的态势。眼下魏国围困赵国，他们的精锐部队已经在外面打得精疲力竭了，他们的老弱残兵也在国内累得疲惫不堪。因此，你不如率军直取魏国的都城大梁，断绝它的交通要道，攻击其防卫空虚的地方。这样，我们既可解除赵国之围，又可坐收魏军自败的效果。”田忌采纳了孙膑的意见，派兵攻打大梁。果然，魏军放弃了包围圈，离开邯郸，回兵营救本国。此时魏兵已经疲惫不堪，在长途回兵的路上又遭到齐军的阻击，双方在桂陵一战，齐军把魏军打得落花流水。
凡国家统一被破坏，全国分裂成若干个诸侯国，各诸侯国为了生存与发展部想要称霸神州的时候，就是谋略术运用密度最大、发展最迅速的时候。从这个观念上说，中国的战国时代，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都是中国谋略学的高峰期。
《三国演义》之所以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力和众多的中外渎者，其中的一个吸引点就是其中所蕴涵的谋略学。就拿“券壁之战”的这个过程来说，“诸葛亮舌战群儒”、“苦肉计”、“连环计”、“借东风”、“蒋干盗书”、“草船借箭”、“华容道”……无处不显示出谋略的高下与谋略所产生的效果。因此，我们觉得，只需彻底解剖像“赤壁之战”这样一个情节，就能够完整地体现中国谋略的全部精髓。无论是博弈论，还是谋略学，其实都源于一个目的，那就是在双方--我方与敌方（对手方）相对时，在游戏规则允许的前提下，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赢得对方，以获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谋略学，其实就是西方的博弈论。
“博弈论”与“谋略学”的区别在哪里
虽然我们可以说，西方的“博弈论”就是中国的“谋略学”，而且无论是博弈论学者还是研究商战的经济学家，都很重视像《孙子兵法》之类的着作，学以致用，把它们运用于经济学领域，但是，我们仍然觉得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区别。
两者的最大区别还得从东西方文化观念的不同说起。
1992年，李政道先生在上海复旦大学演讲时说过这样的话：“可是科学的发展在西方和中国并不完全一样。在西方，尤其是如果把希腊文化也算做西方文化的话，可以说，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和古希腊有更密切的联系。古希腊时也和现代的想法基本相似，即觉得要了解宇宙的构造，就追问最后的元素是什么。大的物质是由小的元素组成的，小的元素是由更小的粒子构造的，所以从大到小，从小到更小，这个观念是古希腊时就有的（Aom就是希腊字），一直到近代。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略有不同。我们是从一开始就感觉到，微观的元素与宏观的天体是分不开的，所以中国人从开始就把五行与天体联系起来。五行的一个很原始的看法，就是金、木、水、火、土。”
我们对两种文化稍加研究，就可以发现它们的不同。中国文化总是在大的方面去把握总体概念，并且只作定性而不作定量分析；丽西方文化则总是从细微之处人手，并从具体的细节去组合它们的概念。这也像两种文字，中国人的“月”“日”就是月亮和太阳的象形文字，讲的是“月”与“日”的整体，而西方的文字则是像“元素”的拼接，用几个字母来表示一个词。而且，中国人记载时间也是从大处人手，年、月、日、时，西方人则倒过来，把时间放在了前头，把年放在最后。
这种区别可以进行这样的归纳，东方文化属于一种整体思维的方法，只讲整体概念，只作定性分析，而西方文化则是一种“还原法”，每观察一个事物，它总是把这一事物分割到不能再分时为止，然后将它组装起来再加以认识。
我们承认，这两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各有优劣，但是当一个事物需要掰开来更深入地认识时，东方文化就缺乏某种力量了。例如，在历史上，炼丹士搞“炼丹术”，这恐怕在东方和西方都出现得很早，我们中国说不定还更早一些，但从16、17世纪起，在西方的炼丹士开始转变为化学家开始研究起分子、原子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仍停留在炼“长生不老丹”、服丹可以成仙的迷信境地，于是中国的科学发展受到了思想文化的掣肘。
中国的谋略学与西方的博弈论也同样如此。用定理、方程式和运算手段武装起来的西方数学家开始用数学的手段去武装智谋，解开智谋背后的本质性的东西，并且锱铢必较地运算采取哪一种方法能增加利润、而哪一种方法就会赔个底朝天的时候，中国的智谋学还停留在原地，没有进步。
这个问题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今天讲到中国的谋略学的时候，我们所举的绝大部分例子都是古代的例证，像“二桃杀三士”、“杯酒释兵权”、“请君入瓮”等的成语典故都取自古代的事例，尤其是中国的几部古书--《三国演义》、《水浒传》几乎被我们看成了智谋的集大成。而讲究定量分析的西方（尤其是英美等发达国家）却歼始试解人际关系学中的智能“方程”，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苏联把导弹运到古巴以后，苏美及全世界都有可能被卷入了一场核威胁的事件。
1962年10月，赫鲁晓夫偷偷地将核导弹运送到古巴，以对付美国。苏联的核导弹这时距美国大陆仅只145千米，等于摆到了美国的家门口，美国人急了，立即要求苏联运走这些导弹，否则将采取相应的行动。
这些导弹是肯尼迪总统无法忽视的严重威胁，然而他知道这时候稍有不慎，采取一点错误的做法就可能导致核大战的爆发，使两个核大国尸横遍野、一片焦土。这时，在他的助手中有一部分人主张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空中打击，炸毁古巴几十枚已经指向美国的导弹，然而这可能导致苏联的反击；另一些人想采取军舰封锁的策略，以防止苏联在古巴部署更多的导弹，同时要求苏军撤走已经部署的导弹；还有一些人担心这些策略都没有实效。
在决定命运的关键几天里，两个超级大国都挣扎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之中，它们都非常清楚，作出错误的决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肯尼迪最后的选择是军舰封锁策略，同时准备对古巴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不过，最后的结局是赫鲁晓夫撤走了导弹，让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
古巴的导弹危机是历史的转折点之一，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的典型范例，即当我们不能确定对方在怎样想怎样做，而且双方都骑虎难下的时候，将如何选择最佳的策略。
这就像好莱坞那个电影中的情节，吉姆和巴兹同时较上了劲，看谁先退下来放弃比赛。不退，就车毁人亡，谁先退，谁就输了面子，就是“孬种”！
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不胜枚举，如与老板铆上了劲，要求增加薪金，不加就将罢工坚持到底的雇员；思考是下大赌注吓退对手还是放下扑克牌退出游戏的玩牌者等。
再打一个比方，那就是两只公鸡被投放在一个斗鸡场中，让它们相互搏斗，缚只公鸡都会有两个选择：或是坚决斗下去，或是退出斗场，自我认输。如果两只公鸡是势均力敌，那么斗下去只会两败俱伤；如果一只公鸡先行退却，那它就是被认为孬种的那一只；只有两只同时撤退，才算是一个平手，无所谓谁有面子谁没有面子。
这个博弈论课题可以用这样一个矩阵来表达：
-2表示它们强斗要付出的总代价，-1表示一方退出要付出的代价，1则表示胜利一方获得的收益。当然，这只是一个模型，一个示意。在-2之中，自己身上的伤痕（也表示两国战斗若真的打了起来受到的损失）表示为-1；面子的丢失（或输了比赛）表示为-1。
在这个矩阵中，最好的结局是对方先退出而自己获胜，其次是共同退出，再就是自己认输退却，这三种情况都比斗得两败俱伤要好得多。
如果按中国的谋略学来分析，最后的分析结果也是一样的，那就叫做和（合）则双利，战则两伤。我们拿曹操兵抵长江准备进行“赤壁之战”这个情形来分析，刘备与孙权联合抗击曹操，是为上策（得分可以写成2）；大家都坐山观虎斗，即曹操打刘备，孙权坐视不救，或者反之，是为中策（得分是0）；孙刘两家相互先打了起来是最坏的结果（得分是-2）。这样的情况是可以估算出来的，只是我们没有进入到运用数学分析的程度。这就是博弈论与中国谋略学不同的地方。
说清了西方的博弈论与东方的谋略学之后，我们甚至便可以“混为一谈”地运用这种方法来解剖魏、蜀、吴三国之间的“赤壁之战”了，通过对中国的这座谋略高峰的领略，或者说是对谋略宝库的勘探，广大读者在掌握了谋略术的精髓之后，一定还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早在一千甚至两千年前，中国就已经攀登上了外国人无人企及的“珠穆朗玛峰”--谋略高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