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满脸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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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序

从做中学生的时候起,我就立志把生命作为诗,或者把诗作为生命。大学毕业后经过差不多十年的努力,我居然和一个朋友合出过一个诗集,那是1978年的事,当时出一本诗集是很不容易的,正在为自己走上了诗歌的康庄大道而得意,突然舒婷、北岛出现了,自己感觉到而不敢表达,而且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已经被别人表现出来了,年过四十,再追随已经晚了;当时我想改写小说,试笔之后感觉还不错,在福建省巳以在评委会上得了奖,不幸的是,由于我为朦胧诗摇旗呐喊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遭到全国性的围攻,连累到我的小说,被一位评论家扣上了写人格分裂的帽子弄得我兴致全无。加上教学任务繁重,就暂时把创作丢开,去认真研究文学创作上的一些基本问题。没想到一发而不可收,出了上百万字的书,不久又因为一个偶然的约稿,参加了当时颇为轰动的主体论论战。这么一来二去,突然发现自己居然被目为新派理论家了。

这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

在大学时代,我的外号是猴子,我自己和我最要好的同学都认为我不是研究学问的料,以后又因为反右派中有一笔帐,在北大呆不下去,等于是发配到福建前线一个连校舍都没有的华侨大学。文革期间华侨大学又解散了。我就到乡下去当西哈努克(下放干部)了。利用时间胡乱念了一点书,没有什么系统,

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不过是一种爱好吧,过瘾吧,根本就没有想到当理论家什么的。

没想到阴差阳错,居然成了理论家,而且还是新派的。我自己也觉得好笑,但是并没有表示坚决反对。因为总是受压抑,被人歧视,瞧不起,现在弄顶桂冠戴戴也不错,至少可以像《水浒传》上所说的出一口鸟气。

到了九十年代,水平并没有多大提高,却到处被奉为学者。我又有点惊讶起来,我有什么学问呀?是不是调侃我呀?但是,人家一脸真诚,如果当场就谦虚起来,倒可能被误解为虚伪,沉默就成为承认了。但是,我自知,从最高的意义上,以我景仰的老师为准则来衡量,我这样的学者,虽然不能算是假冒伪劣,但也很难说得上货真价实。

不管从学养上,还是从个性上讲,我更像个文人。虽然从九十年代以来,教授的地位大提高,可是我还是很珍爱我年青的时候作家梦。

既然小说诗歌都似乎不适合我,散文如何呢?我时常不禁住写作的冲动,这个冲动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转化为实践。那时我旅居德国,德国人的古板,使我寂寞得发疯。正好我年青时代在华侨大学的难兄难弟辜健先生在香港一家报纸当文学版的编辑,在他的支持鼓励下,我开始了散文的写作。

我几乎是本能地以幽默去反抗德国式的古板。

我长期以来厌恶滥情,不想以异国情调取胜,就釆取叙事方法来写人。我天性有些诙谐的成分,在那极左时代,在左到了发昏的华侨大学,为了两句开玩笑的话被整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改革开放了,我本性不改,又放任起我的天性来,常常信口胡柴,我不知道那就是幽默。来德国之前,有一个出版社组织写一本幽默的书,许多人自告奋勇,都被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你们自己讲话都不幽默。经过一番遴选,我被认为是言谈幽默,富于谐趣的,在一个学生的怂勇下,我全凭感性经验用了四十五天的时间,写了一本幽默的小册子,没想到出版以后,甚为畅销,在香港还轰动了起来。中央电视台的一位领导在香港看到这本书,就让现在巳经是大人物的张海潮把我追踪到了。请我去做了二十节的《幽默漫谈》。

而我写散文,恰似就在这一段时期。

华慈华斯说过,一切好诗都是强烈的(powerful)感情的自然流再(spontaneouslyoverflow),我却体会到一切的幽默散文都是自我调侃的有意无意的流露。

不久以后,我在美国一所大学英语系工作之余,又关心了一下相当发达的美国幽默理论。更加对于幽默散文情有独钟。后来又在香港居住了五个月,因为要写学术论文,我接触了大量梁实秋、林语堂、钱钟书、王了一、余光中、梁锡华先生幽默散文。

有了丰富的感性,又自以为有了一点理论,当然就产生了自觉的幽默的追求。

理论研究对于幽默风格起了推动作用,幽默散文的创作,又促进了我的理论研究。近来有些研究幽默理论的博士生和我通信,说我的幽默理论,具有难得的操作性和特点,我想这是对的,我的许多理论灵感,包括二重错位逻辑律并不是从经典理念的阐释中演绎出来的,而是在写作和作电视节目的时候不期而至,脱口而出的,而我在理论上提出的歪理歪推,逻辑空白等等一系列观念,在我写幽默散文的过程中都经历过十年以上的实践检验。

也许正是因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比较紧密罢,我的幽默着作在香港和台湾和内地一样,畅销的时间比较长。而我的幽默散文,得益于有明确的理论指导,构成了某种风格。当然,这种风格是不断发展的。从最初的诙谐叙事,到稍后的自我调侃,到近期文化在诡辩中加深文化批判内涵,都是某种理论逼迫和驱遣的结果。也许这是我与其它散文家大不相同的一个原因。

广东旅游出版社提出为我出版三卷本幽默文集,这实在是从来都不敢指望的荣幸。

文集的第一卷是幽默散文,第二卷是操作性比较强的幽默自我训练,第三卷的理论性就比较强一些;为了避免过分抽象,在文集的下半部分加强了具体感性材料(包括故事和漫画)的分析。

这套书得以及时出版,除了感谢广东旅游出版社的魄力以外,还要感谢我的朋友汤化为我整理散乱的存稿,此外,还要感谢我的老同学楼笔明先生为文集第三卷写了深刻的序言。

孙绍振2002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