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的论述，不但突出了“因衍”过程中的感情因素和心态，而且企图进一步揭示“衍化”过程本身的机制。按照方以智的分析，“衍”化首先以睡前事先“投入”一定的印象材料为条件。没有投人一定的印象材料，即不会“衍”化，所谓“不投不入”。然而如果投入一定的印象材料，在睡眠中必同原来储存的其他印象材料相“粘接”。粘接的结果，自然会在梦中出现“未尝所闻，未尝所见”的形象。其次，“衍”化活动还必须以某种激发因素为条件，所谓“不激不出”。这种激发因素就是睡前一定的心态。要是没有一定的心态所激发，梦里绝不会出现那些奇离怪诞的形象。“衍”化一旦出现新的现象，这些梦象则常常出乎人的意料，所谓“一出即横”。这样的梦象、梦境如果直言不讳地告诉别人，人们大多笑而不信。如果要详细地寻求这些梦的具体的梦因，那可是一件累人的差事。
清代学者纪昀，认为除“意识所造之梦”和“气机所感之梦”外，还有“意想歧出”之梦和“气机旁召”之梦。我们觉得，后两类梦，亦同“因衍”多少有一定的联系。他说：“或心绪瞀乱，精神恍惚，心无定主，遂现种种幻形，如病者之见鬼，眩者之生花，此意想之歧出者也；或吉凶未著，鬼神前知，以象显示，以言微寓，此气机之旁召也。”以“病者之见鬼，眩者之生花”解释梦幻，非常狭隘，而且前人早已言之，不值得称道。认为有些梦“鬼神前知，以象显示”，纯系占梦迷信，更是无所取焉。不过，“意想歧出”和“气机旁召”这两个想法，我们倒认为自有新意。“意想歧出”是说，意想不是沿着正常的思路或逻辑而运动，而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这虽在清醒时的想像中也存在，但在睡眠时的梦象中则更常见、更典型。梦中的“衍”化，不是一种逻辑推理。“衍”化的过程和结果都会出现“意想歧出”的现象。“气机旁召”的本义是，肉体的生理活动离开了正常的路线，而在其“旁”受到某种东西的引诱。这个提法，给人的启示就在于，“衍”化不但同睡前的心理状态有关，也同睡前的生理状态有关。这一点王廷相没有注意，他只把“因衍”同“思念之感”联系起来。其实，在他所讲的“魄识之感”中，由“系带”而梦“迷蛇之扰”，由“鼓响”而梦“雷之震耳”，这不也是由“因”而“衍”吗？方以智所谓“阴贼善斗，汗漫善惊”，虽有所触及亦重视不够。当然，纪昀自己并没有直接讲到这一点，但他所给予的启示，仍然是有意义的。
现代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解释一些离奇之梦时，曾提到潜意识的“浓缩”、“转移”、“化装”、“润饰”等等梦的工作。他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些地方还很玄乎，因此至今许多人仍是将信将疑。王廷相比弗洛伊德早四个世纪，他所创造的“因衍”概念，朴实具体，明白晓畅。遗憾的是，中外许多专家还不知道中国人早就有此一说。弗洛伊德如果生前有知，他一定会惊奇不已。
3．梦与职业、性格的关系
人们的职业不同，经常接触的事物则不同。人们的性格不同，平时所注意的事情则不同。职业、性格不同，其心理的追求和烦恼亦不同。既然这些因素长期制约着人们所积存的各种印象材料，又影响着人们的精神心理状态，人们的梦象也必然会显示相应的差异。
中国古代最注意到职业、性格制约梦象的，是道教所推崇的《关尹子》一书。《关尹子·六匕篇》指出，人们在生活中，“我思异彼思”，“我痛异彼痛”，“我梦异彼梦”。其中职业和性格对于梦的影响，尤其显著：“好仁者多梦松柏桃李，好义者多梦兵刀金铁，好礼者多梦簋笾豆，好智者多梦江湖川泽，好信者多梦山岳原野。”仁、义、礼、智、信，本来是道德品质上的一种标志，但所好有不同，则显出性格上的差异。而这些品德、性格同职业也有一定的关系。例如，从事道德教化者多好仁，从事技艺传授者则多好智。由好仁、好义、好礼、好智、好信，所列的五类梦象，诚然同平时积累材料有关，主查文化心理上的象征意义。好仁者，多以天下为己任，处事公平正直。在古人的心理中，松柏桃李则是这种精神的象征。松柏属百木之长，人们常把仁者喻为国家栋梁之才。桃木在民俗中有避邪驱鬼的功能。李不单指李木，而且是古代刑狱之官名。因而桃李都有反对不仁的意义。心理上有所向慕，睡眠中则必形之于梦。好义者敢作敢为，路见不平，拔刀而起。刀兵金铁正是他们打抱不平的武器。刀兵金铁，平时常不离身，夜间休息当然常见于构。好礼者喜欢讲究礼仪程式。簋笾豆则是古代常用的礼器。方日笾，圆日簋，内盛黍稷谷物；笾用木制，豆用铜制，分盛干湿食品。簋笾豆均为祭祀宴会所不可少。好礼者由于经常摆弄这些礼器，所以这些礼器经常在梦中出现。好智者多闻多见，江湖川泽正象征着知识渊博，思路流畅。信者诚也、实也。好信者言行一致，任之不疑，犹如山岳原野之可依可赖、坚实而不可移。这些象征的意义，主要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梦者虽不一定意识到，可是在民族文化的传统中，这些已经历史地赋予了某些自然对象以人格的和社会的意义。这正如中国人称松、梅、竹、菊为“四君子”一样。《关尹子·五鉴篇》还指出：捕蛇师心不怖蛇，彼虽梦蛇，而不怖畏。
捕蛇是一种职业。捕蛇师是捕蛇的专家。一般人见蛇总是惊慌失措，梦里见蛇可能还会惊叫起来。捕蛇师则由于经常捕蛇，了解蛇的习性，了解蛇毒伤人的方式，并且掌握了一套制服蛇的办法，因此不但见蛇不怕，而且要到处去找蛇捕蛇。捕蛇这种特殊的职业，使捕蛇师对蛇产生一种特殊的印象，对蛇形成一种特殊的心理，即使在梦中他们也不会怕蛇。“捕蛇师梦蛇不怕蛇”，简直可以作为一个警句。它生动地说明，职业不但可以制约梦象的差异，而且可以影响梦境的心理。
北宋文学家张耒特别注意到，在梦象同职业中间，志向是一个重要环节。他说：“好射得梦良弓，好乐者梦奇声。何则？志固在是也。”
志向是一种心理因素。志向的差异往往来自职业的差异。好射者以射为职业，以射艺为追求。由于“良弓”是射艺超人的重要条件，必在好射者的追求之中，因而好射常常在梦中得到良弓。同样的道理，好乐者以音乐为职业，以乐声为追求，奇妙的声调、旅律必在追求之中，因而常常梦中听到奇妙的乐曲，甚至有些乐曲也正是根据梦中“奇声”而创作的。反过来，好射者对“奇声”没有什么兴趣，好乐者对“良弓”没有什么兴趣，因而好射者一般不梦“奇声”，而好乐者一般不梦“良弓”，这也是由于职业的差异所产生的。清初熊伯龙所举的一些梦例也很有趣，对于说明梦象同职业的联系非常有力。他说：“男人不梦生产，妇人不梦弓马，吴人不梦楚事，小儿不楚寿庆，士不梦负担簦，农不梦治经读史，贾不梦樵采捕鱼。”
上述《关尹子》和张耒所举的梦例都是肯定式的。熊伯龙所举的梦例则全系否定式的。其中有几个梦例虽不完全是职业造成的差异，但亦属于事业所造成的差异。男人不能怀孕坐月子，从没有这样的体验和感受，也就不会有这样的要求，所以从不会做这样的梦。这些事情属于女人的活动，女人做这样的梦肯定是不少的。汉族的女人主要在家操持家务，弓马骑射则属男人的事情，所以汉族的女人一般不梦弓马。当然有些少数民族的妇女同男人一样擅长骑射，因而同男子一样会梦见弓马。吴人楚人因地域不同，事业亦有差异，梦象亦有差异。小孩子关心的是吃喝玩耍，惟有追求长寿的老人才梦寿庆活动。以下士、农、贾属于典型的三种职业。南方的农人经常挑着担子，搭着斗笠和草鞋。念书人不会这样打扮，这样行走，因而也不会做梦挑着斗笠和草鞋。念书人的活动主要是治经读史。生意人关心的是买卖交易，生活中一般不会自己去砍樵捕鱼，因而梦里一般也不会自己去砍樵捕鱼。造成这样差异的原因，同样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职业所积存的印象不同，一是职业追求的心理状态不同。
无论是《关尹子》，还是张耒和熊伯龙，在梦象和职业的关系问题上，他们都只是举出了一些梦例，并且注意到其间的联系，然而在理论上都缺乏弗洛伊德精密的分析和说明。（引至《梦与人生》．夜未眠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