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在《所染》篇中也提到，一个人的成长受环境影响的因素很大，而朋友就是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都知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朋友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因而墨家主张在君子贤士修身的过程中一定要慎交择友。
对于择友的标准，墨家给出了两方面的要求，一个是物质层面，应该和那些“以财分人”的人做朋友；一个道德修养层面，要和那些守信用、辨是非的人为友。
墨家认为“贤者有分财之义，朋友有通财之谊”，真正的贤士应该能够把自己的财富分给天下需要之人，真正的朋友应该在财物上互相帮助。
历史上传为美谈的管仲和鲍叔牙之间的友情就是朋友有财互济的典范：
管仲出身贫寒，在他没有涉足政治之前，曾经和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在分红利的时候，管仲常常多拿一些给自己，鲍叔牙并不以此为意，而且常常主动多分给他一些。因为鲍叔牙知道管仲多拿钱财不是因为贪婪，而是因为家庭贫困，而自己并无财物上的困窘。
后来鲍叔牙首先出仕做官，管仲就给鲍叔牙做部下，鲍叔牙并没有因此而歧视管仲，他认为这是机遇的问题。
管仲曾经三次被罢官驱逐，鲍叔牙也不认为这是因为管仲没有能力，而是劝他说是运气不佳。
管仲曾三次战败而逃，鲍叔牙也不认为管仲没有勇气，因为胆怯而临阵脱逃，而是认为管仲家有老母，这是为了尽孝；
管仲辅佐公子纠，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在争夺王位的过程中，公子纠败给小白，管仲被囚，而鲍叔牙在小白也就是齐桓公面前，极力推荐管仲的治国才能，齐桓公采纳了鲍叔牙的建议重用管仲，因而成就了一番霸业。
管仲也因此得以青史留名，而鲍叔牙却默默无闻，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却彪炳千古，成为后世的楷模。管仲在贫困时多取而无愧，就是因为他有鲍叔牙这样一个能够“以财分友”的朋友，也是因为相知，鲍叔牙在位居管仲之上时，两人可以坦然相交。正是鲍叔牙有“据财能以分人”的胸襟，才帮助管仲解决了生活的困顿；有举荐朋友之才的无私，才使得管仲有施展抱负的机会，管仲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鲍叔牙这个朋友。也因此，他们的友谊成为千古美谈。
古人说：“同门曰朋，同志曰友”，这是对朋友的一种注释，认为朋友更应该在道德志向上意趣相投。明朝的苏浚在《鸡鸣偶记》把朋友分为四种类型：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死生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利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认为在道义上能够相互指正对方过失的朋友是畏友，能够同甘共苦、生死相托的朋友是密友，而物质上的酒肉之交、共同享乐游玩的朋友是昵友，那些有利益就争夺、有灾祸就相弃的朋友是贼友。显而易见，真正的朋友是那些能让自己的道德修养得到提高、在危难来临之际能够不离不弃的朋友。
墨家也把这类人作为朋友的有限选择对象。墨子说：“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就是对朋友的道德素养和知识水平方面的要求。
首先，朋友之间的交往要以德为先、以道交友。和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在一起，我们会以他自勉，在相处过程中自己也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提升了自己的人生修养。而和那些不能坚持道义，识见浅薄，是非不分的人在一起，我们也会在不知不觉间趋同于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意识，进而是自身受到损害。因此，应该选择那些道德品行高尚的人为友，才对自己的发展有所帮助，所谓“与善友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
其次应该选择那些博闻广识的人做朋友。我们知道，在先秦时期，文化知识的传播依靠的方式就是口口相传，那时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发达的资讯技术，也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多的信息传递渠道，人们获取知识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老师的传授，所获得的相对有限。因而，交到博学多才的朋友对于一个人知识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可以把朋友的间接经验转化为自己的经验，多一个有知识的朋友就好像多了一套知识系统。因此孔子曾把“友多闻”当作人生益友的标准。即使在信息传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结交一个“多闻”的朋友对我们的生活也时很有帮助的，朋友的内涵可以充实我们的内涵，朋友的经验可以在我们彷徨无措时给我们以指点，朋友的广博知识可以扩充我们的知识积淀、甚至启发我们的思维灵感。
所谓“尺之木必有节，寸之玉必有瑕”，人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朋友来取长补短，只有从那些和自己旗鼓相当或者胜于自己的人身上，我们才能取其之长补己之短。那些在品行操守上有所欠缺的人，非但不能给我们以帮助，反而会损害我们已有的长处，因而交友不可不慎重。
选择一个益友，犹如选择了一面光洁的好镜子，我们的价值可以通过朋友得以体现，我们的缺点也可以得到朋友实的提醒。
我们选择朋友时，其实就是在选择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我们选择朋友的标准，就是我们要求自己的标准，因而，君子贤士要想修好身就应该慎交择友。
朴质无华
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故彼智无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修身》）
说话不图繁多而讲究富有智慧，不图文采而讲究明白。所以既无智慧又不能审察，加上自身又懒惰，则必背离正道而行了。
孔子和墨子是先秦时代中国思想界的巨匠，是儒家和墨家的创始人和精神导师。然而两家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着分歧。就文与质的关系问题而言，两家各持己见，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应该时先天才智和后天修饰、内在修养与外在行为的完美结合体，认为一个人“质”的方面超过了“文”就会变得粗俗，而如果文采多于质朴，就会流于虚伪、浮夸，只有质朴和文采配合恰当，才是君子的标准。因而儒家认为在注重人的内在本质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外在仪表的修行，尤其是礼乐文化方面的教化，认为一个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只有通过外在礼乐的引导，个人才能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按照道德的要求过理想的生活，为政者才能找到长治久安之道，实现天下大治的愿望。因而，应该重视质的修行。
而墨家与儒家的观点不同，墨子主张先质后文，注重人行为的功利实效性。他说：“故食必求饱，然后求美；衣必求暖，然后求丽；居必求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后文，圣人之务。”墨子认为只有实现了本质上的需要，才可以有能力去发展外在的因素，他的这种观点和自己的思想立足点是相吻合的。墨家的行为目的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因而他们更注重实际效果。
墨子曾在《非儒》中说：“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瞻其乐。繁饰淫术，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欺世，其学不可以导众。”认为孔子用盛容修饰来惑乱世人，用弦歌鼓舞招集弟子，用礼节来约束世人的行为，即使民众有学问也不允许他们言论世事，把累积的钱财花费在音乐上。用言辞华丽的邪说来迷惑当世的国君；用繁缛的礼节来惑乱愚笨的民众。墨子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儒家言辞的华丽和礼节的繁缛，批判它们是伤时害事的祸乱根源，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修身主张——朴质无华。
我们知道，墨子时是以上古时期的贤人大禹作为自己的效仿对象，以大禹吃苦耐劳、热心救世的精神与实践作为墨家学派行事的宗旨，因而在源头上可以追溯到质朴、节俭的“夏政”。从另一个层面上说，墨子出身与下层劳动人民，他所代表的是下层民众的利益，因而墨子和墨家子弟们无论在生活方式上还是物质消费上都比较简朴，墨家甚至要求自己的弟子必须穿粗布衣服。也正因为生活上的简朴，墨子自己著作中的语言也是质朴无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直观地呈现于墨子的价值取向。
“文质”之辨由来已久，一般说来“文”是指外在表现，而“质”是指道德品质。墨子认为，君子贤士修身的关键是道德品质方面的提升，不需要有华丽的外表，也不需要在言行上进行修饰。在墨家看来，语言不在于多寡而在于是否有见地；文章不在与华丽与否而在于是否见解透辟，语言多而无智就是废话连篇；文章华而不察就是华而不实。
因而要注重本质上的提高，而不是把精力放在外部的装饰上，这种思想在某一个侧面反映了墨家注重实际的思想。后世人在谈及墨子言辞的质朴时常常用两个事例来说明墨子言论上的无华：
从前秦伯把他的女儿嫁给晋国的公子，秦伯的女儿穿着简单的衣饰，而陪嫁去的婢女却穿着华丽衣服。来到晋国后，晋国人喜欢陪嫁的婢女，却看不起秦伯的女儿。这可以叫做善于嫁婢女，而不能说善于嫁女儿。
楚国人中有一个在郑国卖珍珠的，做了一个木兰的匣子，这匣子用肉桂花椒熏过，用珠子和宝玉点缀着，用红色的美玉装饰着，用绿色的翡翠环绕着。而郑国人再买了他的匣子之后把珍珠还给了楚国人。这可以说是善于卖匣子，而不能说是善于卖珍珠。
支持墨家学说的人认为，现在社会上的很多言论，仅仅是一些巧辩华丽的话，君主却只看重华美的言辞，而忽略了它们是否具有价值。墨子的学说是用先王的道理、圣人的话语，来宣传自己的救世主张，如果他注重言辞的修饰，就会让人把注意力放在文采上而忽略了它的价值，因为言辞而损害了实用，这和那个楚国人卖珍珠，秦伯嫁女儿完全一样，这正有价值的东西反而得不到重视。
墨家强调质朴无华，除了反对外在形式上的华而不实外，还讲究应该把道德品行的“质”根植在内心。他认为，暂时行为善言善行并不是真正的修养，因为在某些时候，人们会为了实现某些目的而作出一些善事，就像用华丽的文采来装饰自己的语言一样，这种善是不能持久的，只有养成乐善之心、并付诸自觉的行动中，才能永久为善，才是真正的根植于个性中，成为道德操守的一部分，用墨子的话说，就是“善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
在君子贤士的修身过程中，讲究质朴无华，可以陶冶素朴的气质，使人在简朴实用中趋向至善，趋向境界的崇高。在当今充斥着利益和物质的社会环境中，在物质生活愈来愈富有的情况下，质朴往往能帮我们守住人的精神家园，不为外界声色所诱惑、不苟取、不奢靡，保持自己的真性情生活。
四、要做到志功合一
墨子在《鲁问》中提出“合其志功而观焉”，把志功看作是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其中“志”指的是人的行为动机，而“功”指的是行为的实际效果。墨子重视动机，然而更注重实际的行动和效果。
一个人即使胸怀大志，然而不肯付诸实践，只把理想挂在嘴上而不去行动，肯定不会实现自己的“志”，而一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不择手段，甚至违背道德损害别人的利益，那么他即使实现了“功”也是为人所不齿的。
因而，墨家主张君子贤人在修身是，要做到志功合一，用力行务实来实现自己的“志”，用义予义取来得到自己的“功”。
义取义予
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修身》）
君子之道包括如下方面：贫穷时表现出廉洁，富足时表现出恩义，对生者表示出慈爱，对死者表示出哀痛。这四种品行不是可以装出来的，而是必须自身具备的。
墨家在君子的修身标准中提出，贫穷时能够坚守自己的节操、廉洁自律；富足时能够把财物分给他人；对生者行仁爱之道；对死者真心哀悼。这就是君子应该具备的四种品行，而这些品行是无法伪装的，只有内心具备了这些真实的情感才能做到，因而，君子贤士修身，就必须在这些方面下功夫。
墨家的弟子们大都出于社会下层，墨子本人也是一个手工业者，因而他十分注重贫者的地位，他分很多主张就是从下层民众的角度出发而提出来的。在君子修身的诸多方面中，涉及到经济物质方面时，墨家主张义予义取，贫者要取之以“义”，富者要予之以“义”。
居贫有节操，不贪取他人之物。
墨家认为，君子在贫穷时能够坚守廉洁的节操、不贪图财物，是最应该具备的品质。在先秦时期，有“君子忧道不忧贫”的观点，认为生活上的困顿并不是真正的穷，真正的贤人君子不会因为生活的困苦而忧虑，相反，是为自身修养和道德的缺憾而忧虑。一个人身处贫穷的境地，虽屋舍简陋但能做到整齐清洁；虽衣食缺乏但能做到坚守节操，也获得了精神上的富有。
因而，贤士君子应该做到“居贫有节操”，不贪求他人之物、而因该廉洁自律，古人曾对廉洁之士进行了分类分类：一种是按照规则办事不妄自收取财物的人，一种是看重自己的名誉、节操不贪取财物的人，一种是害怕受到法律的惩罚、为保住自己的官职俸禄不敢收取财物的人。在这中间，按规则办事的人没有掺杂个人目的意图，因而是上等廉洁之士；不为利益而损坏自己名声的人是为了自己的荣誉因而是中等廉洁之士；为保住自己的官位俸禄而不敢收受财物的人，是为了不受惩罚勉强做到廉洁，因而是下等廉洁之士。
虽然廉洁的境界有高下之分，但所得到的结果是一样，因此，君子贤士在修身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到廉洁自律。
古话说“穷当益坚”，在我们的生活中祸福无门，任何人的一生都难免有时运不济的时候，因此越是身处困境也要坚强自己的意志和操守，越是身处贫穷低下，越要表现出人格的高尚，所谓的“人穷志不穷”一个人在贫穷的境地中丧失了自己的节操、为了钱财而失去了义，气才是真正的贫穷。
《后汉书·袁安传》记载的“袁安困雪”的故事就有力地证明了“居贫有节操”的贤士修养。
有一年冬天，大雪一连下了十余天，地上积雪有一丈多厚，封路堵门。洛阳令到州里巡视灾情，访贫问苦，看见家家户户都扫雪开路，出门谋食。而来到袁安家门口时，大雪封门，无路可通，洛阳令以为袁安已经困顿冻馁无力清雪，就派人铲除积雪挖出一条道路，只见屋内袁安奄奄一息。洛阳令忙给他喂粥，然后问他为什么不出门乞食，袁安答道：“雪灾时人人饥饿，我不应该再去打扰他们。”洛阳令对他这种居贫不改节操的品德十分嘉许，就举他为孝廉。
在后来楚王英的谋反之乱时，朝廷因为袁安执法严明，就拜他为楚郡太守。袁安在任十年，京师纲纪肃然，袁安也因为自己的政绩而步步高升，位至三公。袁安一家也成为世家望族，汉末三国初的一代枭雄袁绍、袁术皆出袁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