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写（修改）诗的时候，他倒是非常想找个机会，再来一趟大荒山，再看一看白云河，再找一找自己在此丢失的女儿。如果他没被发现，他就在胡安当年出资建造的小学里住下来，将自己的书稿从头再写一遍，也算是实现小时候的一个愿望，当个文人！你别笑，他就是这么说的，当个文人。他说，他没有想到，信发出没多久，他就去了二里岗。因为寡不敌众，他们被打散了。他虽然受了伤，可还是活着逃了出来。再后来，他就来到了白陂，隐姓埋名住了下来，幸亏原来的人都死光了，没有人能认出他，所以他总算过了几天安稳日子。说到这里，他着重向我强调，徐玉升一定跟别人一样，以为他死了，是个民族英雄，不然不会将那首诗发表出来的。为了证明自己所说属实，他还特意说明，白陂市（镇）现在还没有邮局，他想寄也没法寄啊。因为急于表白，他免不了有点画蛇添足。后来，我还真的派人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唁，西官庄就有个邮局，是国际红十字会建的。不过，那时候葛任已经死了，我无法和他当面对质了。我还记得，西官庄邮局里的工作人员是个瘸子。据他自己说，是被狗咬瘸的。我的部下好样的，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为了杜绝漏洞，为了安定团结，当然也为了把屁股擦干净，他把那个瘸子给宰了。什么，那部下叫什么名字？唉，毕竟上岁数了。
到了嘴边我又想不起来了。
可我跟葛任说话的时候，葛任却咬定是他来大荒山之前寄出的。我看他都有点急了，并且连连咳嗽，就拍着胸脯向他保证，0民，不管徐玉升知不知道你还健在，我都不会拿徐先生开刀。小姐，作为法学家，我这个人说话向来一诺千金。后来，我真的放了徐玉升一马。当然，后来他还是被弄死了，胸前中了九弹。不过，那可不是我干的，不关我屁事。
西官庄邮局
查《中国地方邮政史》（南方出版社，1998年版）可知，西官庄邮局是大荒山最早设立的邮局之一，时间是1935年的10月。范老的记忆力真好，它还真是红十字会的传教士们建的。顺便说一下，埃利斯牧师当年写给毕尔牧师的许多信件，就是从这里寄出的。从《邮政史》的插图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照片，那是一幢灰色的瓦房，门口有一株皂荚树。皂荚树现在还活着，因为它树冠很大，树下有一大片阴凉，所以一到夏天，那里就成了避暑胜地。我去的时候，看到树干上挂着一个标语牌，上面用红漆写着，“横下一条心，挑断两根筋”，下面的落款是“社精办”。经当地人提醒，我才知道那“两根筋”指的是输精管和输卵管，“社精办”指的是西官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办公室。站在那个标语牌前，我不由得想到，葛任或许就在这个树下，将《蚕豆花》一诗寄给徐玉升的。
当然，他究竟是在何时将它寄出的，到目前为止还难有定论。虽然按范老所说，葛任曾咬定他是在来大荒山之前寄出的，但我相信，那其实是出于对徐玉升先生的保护。如前所述，我倾向于认为，寄出的时间应该是在他到了大荒山之后。我的理由很简单：一、葛任既然找过蚕豆，那么一定到过西官庄，范继槐（或者其部下）也正是考虑到邮局的那个“瘸腿”有可能认识葛任，才杀了他以绝后患的；二、正如徐玉升在《钱塘梦录》中所说，他收到《蚕豆花》一诗的时间，是1942年底。如果葛任是从延安寄出的，那么最晚也应该是在1942年的5月底，即在他去宋庄（朝阳坡）之前。我的意思是说，尽管当时兵荒马乱，但一封信在路上足足走上半年，时间也未免太长了，有点不大可能。
如果我的推论可以成立，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葛任为何要将诗歌寄给徐玉升先生呢？是希望亲近的人知道，他并没有在二里岗战斗中成为民族英雄？还是想向世界预告，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真正的生活其实才刚刚开始如埃利斯牧师所转述的那样，这是“我成为我的开端”？对这些问题，我实在无力回答。我想读完本书的读者，每个人都会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
循序渐进
我们说话的时候，葛任面色红润，只是有点痩。他的脸刮得很干净，还像七海大学的那个教授。这么说吧，如果不咳嗽，不咯血，他一点都不像病人。问题是他咯血了，我就不得不表示一下关心。我问他贵体安康否？他说，他在梦中看到过自己的肺，就像一块酱豆腐，但白医生和牧师却说那不像豆腐，而是像干酪，干酪样结核。我劝他认真治病，病治好了好继续革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我记得很清楚，他点上一支烟，慢悠悠地说，白医生反对他抽烟，可反正已是将死之人了，还是接着抽吧。他让白医生给我泡了一杯茶，说茶叶是阿庆带来的，好茶。阿庆很机灵，连忙插了一句嘴，说那是我让他带的。姥姥！就这一次，他的表现还算符合领导要求。
你看，当天的会晤可以说是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外交惯例嘛。我记得葛任说过，老友相聚，莫谈国是。我说行，违者罚酒三盅。所以小姐，就像现在一样，刚开始我和葛任也只是寒暄而已。什么大贞丸啊、川田啊、川井啊、黄炎啊、胡安啊，有点海阔天空的意思。我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尽可以向组织上提出来。他说，这里很舒服，他对一切都很满意。他还反问我，你当初不是说过，这里比上海还舒服吗？你看，我多年前的话，他都还记得清清楚楚，脑子好使得很呢。尽管如此，我还是对阿庆、白医生说，都给我记住，服务工作要搞好，硬件、软件都要跟上。接着，我就问葛任，是否见到了蚕豆。他说，他到处找过，因为现在的人都是外来户，不熟悉那段历史，所以没能找到。我试图安慰他，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么多年了，蚕豆说不定已经嫁人了，她与你迎面走过，你也不一定能认出她。他说，这怎么可能呢，蚕豆从小就长得很像冰莹，只要见到她，他一准能把她认出来。我趁机对他说，蚕豆也可能被人带出了苏区。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她现在一定活得好好的，你不必担忧。他听了只是叹息。我就又劝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要养好了身体，你们父女团圆的日子多得很。
其实我本来是想对他说，蚕豆又不是你亲生的，姥姥，你费这么大劲犯得着吗？可我没说。因为说也没用。他到死都是个文人，摆脱不了儿女情长。我对他说的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等我忙完这一阵，我一定动用军统的关系网络，帮你找到蚕豆。可他说，他的日子不多了。他曾想在死前见女儿一面，一来弥补一下自己的过失，二来可以给冰莹有个交代。现在倒好，书写不成了，女儿也找不到了。他提到了冰莹，这正合我意。我本来也想借冰莹来劝降他的，可一直张不开口。我的孙女范晔常钻在卫生间里，唱什么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疼。谁让范晔胸口疼我不知道，可我知道葛任胸口疼是因为冰莹。还是那句话，儿女情长嘛。可出于外交礼节，我不便在他面前提冰莹。这会儿，是他自己先提起的，可不能怨我。我就赶紧对他说，我在陪都见到了冰莹。他听了一愣，问她到陪都做什么，是不是演出去了。我说了谎，说不是演出，而是为了打探他的消息。我给他点上一支烟，说，葛任啊葛任，你艳福不浅啊，看样子她依然爱着你呢。
他心有所动，这一点没能逃出我的法眼。我就趁热打铁，说，葛任兄，你何不随我到重庆去，与冰莹团聚呢。这么说着，我突然心头一亮，突然意识到，葛任之所以旧地重游，或许是为了追忆昔日的爱情。我前面不是说，他和冰莹在大荒山有过一段幸福生活吗？他笑了，说，范老（老范？）啊范老，你终于亮出了底牌，你是来劝降的吧？
姑祖母的顾虑
现在看来，对葛任为何来到大荒山，至少有几种看法：他“骨子里是个文人，大概是为了安静写书，要不就是为了养病。他有肺病，需要南方的湿润与阳光白圣韬）；“为了总结自己一生的革命经验，为革命提供理论根据赵耀庆现在，范老又假借葛任之口提出，葛任来此，除了写书，还为了寻找蚕豆及重温“昔日的爱情”。他们谁的说法符合事实，我自然难以分辨。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葛任在此之前，确实不知道蚕豆已经被人接走了。我的姑祖母谈到此事时，说：
到了1936年冬，见了尚仁给鲁迅的唁电，我得知尚仁还活着。我想，要不要把蚕豆的事告诉他呢？这不难。红十字会常有人到陕北去，捎一封口信就行了。可我没做。时过境迁，他或许巳淡忘了此事。若他知道了蚕豆巳病得不成样子，必定会自责万分。徒然地增加尚仁的痛苦，我于心不忍。我没告诉冰莹，也是这个道理。且，为蚕豆安全计，我也不便这么做。犹大无处不在，若有人知道她是共党分子葛任的女儿，她译会遭受讥诮和戏弄，说不定她还会被丟进衙门。若是那样，她便只有一死了。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也是守口如瓶。没有人知道她就是尚仁和冰莹的女儿。到“文革”时，在一篇批判陈独秀的文章中，有人提到了尚仁。当时若有人知道蚕豆是尚仁的女儿，上帝啊，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但是，如前所述，当初来大荒山寻找蚕豆的，除了我的姑祖母，还有埃利斯牧师。而在1943年的春天，范继槐到达大荒山之前，埃利斯牧师已经和葛任见面了，也就是说，他和葛任谈话的时候，很可能会提到蚕豆被救一事埃利斯牧师不会有姑祖母那样的顾虑，因为，他并不知道蚕豆到天津以后生病的事。但遗憾的是，对埃利斯牧师是否跟葛任谈到了我的母亲蚕豆，我没有看到任何文字记栽。按姑祖母的猜测，即便葛任从埃利斯牧师那里知道了蚕豆的下落，他也不可能离开大荒山来到天津。就像他预感到会有人来大荒山一样，他或许也能预感到，即便他到了天津，照样会有人找上门来，到时候死去的可就不仅是他一个人了，蚕豆，以及我的姑祖母，都将在劫难逃。
劝降
小姐，你都已经看到了，我这人有个优点，明人不说暗话。既然他把话挑明了，我也就豁出去了。我说，好吧，那就权当我是来劝降的。我给他斟上酒，点上烟，把离开重庆时戴笠讲到的成立新党的事给他讲了一下。我说，老蒋说了，只要你愿意到重庆去，你可以成立一个新党，并在国防参议会里占据六个议席，这可是天大的面子啊。六个？那不比陈独秀先生还多一个吗？他突然笑了起来。他说的没错。陈独秀死前，国民党也曾经许诺过，让他组织一个新党，并给他五个议席。老蒋说话算话吗？他问我。我看他似乎有了兴趣，立即和他碰了一杯，那还用说，最髙指示就是圣旨，一句顶一万句。
小姐，我来给你学学葛任的动作。把你的手递给我。你的手真软啊，比阮玲玉的还软。你别误会，我可没有拉女孩子手的习惯，我只是想给你做个示范。当我告诉葛任可以有六个议席的时候，葛任就这样捏着自己的手指头，挨个儿捏，捏了一会儿，说，范律师，六个太多了，一只手数不过来，还是算了吧。起初我还以为他是谦虚，后来才知道他对此真的毫无兴趣。他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无非要让民众知道，葛任还活着，二里岗战斗是瞎编的，是延安方面谎报军情，好向中央政府邀功请赏。
我不得不承认葛任聪明，是真聪明。他确实看透了政府的把戏。是的，戴笠确实是这么对我说的，这是劝降葛任的重要意义所在。但眼下在谈判桌上，我却得咬紧牙关，不能承认。我说，葛任，你过虑了，政府是因为敬仰你的学识，才派我来白陂接你到重庆去的，这都是为了你的前途。你猜猜，他是怎么回答我的。他说，抗日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然后就是内战，到时候老蒋会兵败如山倒，败在共产党手下。说实话，当时我有点不以为然，认为他在发髙烧说胡话，因为当时共军占据的地盘只有屁大一点。站在当时的反动立场上，我对他说，葛任啊葛任，还是现实一点吧，现在是国难当头，老蒋又是公认的抗战领袖，连张奚若都为政府效力了，你又何必搂着自己的信仰不放呢？信仰能当饭吃吗？不能嘛。你不要担心老蒋容不下你，你看人家张奚若，他虽然常和老蒋顶牛，可老蒋对他还是敬重三分。
我刚说到这里，葛任就打断了我，说自己并没有被信仰牵着鼻子走，这些话也和信仰没有关系。说到这里，他还顺便拿自己的名字做了一番解释。他说，他的名字与“个人”读音相同，他是以个人的身份讲这番话的，和党派之争无关。我说，老兄，这里又没有外人，你就不要谦虚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底细，你信仰共产主义，代表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我从骨子里尊敬你们，可人生如梦，为何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小姐，我没耍花腔吧，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吧？可他，可他却丝毫不为所动。
唉，我没能说服他倒罢了，他竟然还想说服我。出乎意料，太出乎意料了。我本来是来钓鱼的，没想到被鱼钓了一下。他劝我不要再回陪都了，不然，早晚会像秦始皇的兵马俑一样，成为老蒋的殉葬品。什么，那时候还没有兵马俑？看来，小姐真该搬到我那里，让我给你补补课了。秦朝时，就已经有兵马俑了，当时是世界第一大奇迹，现在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前两年，我还陪外宾去看过，看得他们目瞪口呆，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什么，葛任活着的时候，它们还没有出土？这我承认。好吧，我们就不要纠缠这些小问题了。反正葛任当时劝我，不要再回重庆了。我说，你也太好玩了，是不是想让我投降延安？葛任又笑了。他说，我不是在劝降你，我是个无权者，我是出于对朋友的感激才这么说的。随后，他告诉我，他早看出了我的良苦用心，我派阿庆和杨凤良来，无非是为了放他走。知我者，葛任也！我又和他拥抱了一下。接着，他就要求我不要怪罪阿庆和杨凤良，是他自己不愿走，怪不得阿庆和杨凤良。听他的口气，他还不知道杨凤良已经喂鱼了。我当即请他放心，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和那两个杂种也都是老朋友了，不会为难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