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花腔
21185100000004

第4章 有甚说甚(3)

过了几天,我们弄到了一个重要的情报。冈村宁茨的爱将,时任冀渤特别区司令的圾本少将,将于近期带领曰本代表团,前往一个叫宋庄的地方考察战事。还获悉,代表团里有个人名叫川田,川田是葛任在曰本留学时的房东,此时他是个少佐翻译官。我们需要把这个情报送到滹沱河南边的八路军手中,让他们早做提防,条件许可的话,可以捉上一两个代表团成员。情报部门征求我的意见,派谁去合适。我就想,何不让葛任跑一趟呢。可靠吗?人家问我。我说可靠,人家又问,葛任乃一文弱书生,万一路上遇见敌军,那该如何是好。我告诉人家,葛任与代表团里的川田是旧交。若真的与日军遭遇,他也会设法逃脱,并劝说川田与他一起逃脱,这样,我们日后还可以撬开川田的嘴巴,弄到更重要的情报。我的想法很简单,借这个行动让葛任暂时出去躲躲风头。因为那时候,整风运动就要开始了。当然,最坏的结果我也考虑到了:葛任可能会死。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就是死到日本人手里,总比被自己人冤屈强。唉,当时我也只是这么想想而巳,没想到后来真的如此。邪了,也真是邪了。

就这样,葛任去了宋庄。对,现在的宋庄改叫朝阳坡了,是搞土改的时候改的。后来有一部戏叫《朝阳坡》,说的就是那个地方。葛任是那一年5月底离开延安的。问题是,他还没到朝阳坡(宋庄),就在二里岗碰上了日本人。鬼子狡猾狡猾的有,代表团出来考察之前,坂本先派了一个精锐的小分队布防、扫雷。葛任他们碰上的就是那支小分队。日本人搞三光政策,遇到中国人就杀啊烧啊抢啊。反正我们的人都死了,葛任也死了。那一天是礼拜一,6月1号。这个日期很好记,儿童节嘛。当然,血债要用血来还,同志们的血不能白流。那年的6月20号,敌人撤退的时候,我们在朝阳坡(宋庄)设下埋伏,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敌人跑都跑不及,鬼哭狼嚎,只恨爹妈给他少生了两条腿。打扫战场时,我们俘虏了一个日本少佐。好啊,竟是川田!他叽叽喳喳,胡说什么他来中国是搞大东亚文化共荣研究的,还说他是藤野先生的弟子,跟鲁迅是师兄弟。怎么?拿鲁迅做挡箭牌就能饶了你?我掴了他一耳光。后来,他趁我们不留意,吞药自杀了。不,他没给自己开膛,因为他没刀!

我后来常想,葛任死得早,也就死得巧。你知道,没过多久,他在马列学院的同事王实味就被打成了托派,后来还被砍杀在一眼枯井里。而葛任呢,因为我的巧妙安排,漂亮地躲过了这一灾难。我可以拍着胸口告诉你,如果他不死,他不光会被打成托派,还会被打成特务,遗臭万年。小朱同志,你说说,这不是死得巧,又是什么?所以,听说他的死讯以后,我就为有这样的同乡而自豪。没错,我是流了泪。但是!泪跟泪不同。这么说吧,我的左眼流的是痛苦的泪,右眼流的是自豪的泪。

此次谈话是在1990年春天。朱旭东先生后来告诉我,田汗同志曾反复交代他我们是拉家常,家常话都是大实话,上不了桌面的,没必要讲去,没必要写进书中。”所以,在正式出版的《田汗自传》一书中,你看不到这段文字。它是另外单独发表的,题目就叫《与田汗拉家常》。顺便说一下,对于田汗提到的朝阳坡和川田之死,本书还将多次涉及。

早产儿

坐着毛驴车,我想,田汗真是心明眼亮。我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一来我和田汗、葛任都是老乡,二来我是个医生。如此重要、艰巨的任务,交给别人,还真不能让人放心。打虎还要亲兄弟呀,我和葛任虽说不是一家人,却是亲如兄弟。他还没有出生,我就见过他了,当然见的是他母亲的大肚子。葛任的母亲会填词,会作画,葛任后来喜欢写写画画,大概是受她的影响。想起来了,冰莹和葛任的母亲有几分相似,额头像,眼睛像,尤其是嘴角的笑纹,遽然一看,简直就像是一个人。有甚说甚,冰莹和葛任有那么多恩怨,扯不断,理还乱,实在是缘分。

好,不谈这个,还说葛任。我记得他是游行时生的,那是在己亥年(注:1899年)他是个早产儿,我的五婶就是他的接生婆。游甚么行呢?戊戌六君子的人头,已经落地一周年了,理当庆祝一番。当时传闻,葛任的父亲与六君子有过来往。为堵别人的口,他们一家人都上了街。队伍游到镇上的麒麟桥时,他的母亲遽然歪到了栏杆上。众人七手八脚把她抬到家,她就生了,生的是一对双生(即孪生子)。他是第一个出来的,第二个是女婴,生下来脐带就缠在脖子上,很快就死去了。后来在苏联,葛任有一次对我说,自他生下来那一刻起,死神就是他的伴侣。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五婶说,葛任生下来时胎衣很薄。照青埂镇人的说法,那叫“蓑衣胞”,长大后会有出息。不过,医学上对蓑衣胞另有说法。胎衣薄,是因为他是个早产儿。我想,他后来患上肺病,大概就因为他是早产儿。医书上讲,早产儿的肺组织分化不够完善,肺泡少,血管多,易于出血。将军,你知道葛任的乳名叫甚么?对,叫阿双。看来,你对他确实很了解,他的头顶确实有两个旋。但葛任后来说,母亲给他起那样一个名字,一定是想起了他的妹妹,即那个死去的女婴。但是我想,母亲叫他阿双可能还有别的意思。他的母亲太孤单了,别人都是夫妻恩爱,成双成对,惟有她是孤零零一个人。所以,她给他起名阿双,其实含有思念男人之意,盼着葛任的父亲早点回来,夫妻团圆。

葛任的父亲当时还逃在日本。葛任每次放学回来,都想替母亲干一点家务。可母亲只让他干一件事,就是上街买洋火(火柴夂在吸烟的人家,甚么东西都能缺,惟有洋火缺不得。吸烟的是葛任的祖父。他是个大烟鬼。我小时候见过他的烟枪,烟嘴是翡翠做成的,枪杆子上包着一层镂刻的银花。他躺着抽烟的时候,因为床榻不够深,他的脚底下还垫着一个矮凳。葛任的母亲用签子从瓷钵里挑取烟膏,就着烟灯为他烧烟。那烟灯一闪一闪的,就像地狱里的硫磺之火。俗话说,一家吸烟三家香,每当那股奇异的香味飘过墙头,吸过大烟的人都会把活儿停下来,像狗那样使劲嗅着鼻子。葛任的母亲劝他少吸,他就给她讲一通歪理,说他们的老祖宗葛洪之所以炼丹,就是因为没有烟吸,要有烟吸,还炼丹做甚么?

葛任每次买洋火回来,母亲都从中抽出两根,尔后细心地用小刀将洋火头上的红磷刮下来,装到一个空洋火盒里。她很聪明,每一次都绝不多取,免得给祖父发现。她母亲曾对葛任说:“阿双啊,这盒子装满了,你父亲就该回来了。”葛任也曾偷偷地往盒子里装过火柴头,他以为那样一来,父亲就会提前回家。可是后来,那个盒子装满了,他的母亲却死了。

她是用虎骨酒将那些红磷送服的。虎骨酒和红磷相互作用,就会毒性倍增。尽管如此,直到第二日的午后,她还没能咽下最后一口气。镇上的郎中来到家里,对葛任的祖父说,看在吸过你几个烟泡的分上,我如实说了吧,即便将她救活,她也是个半拉子废人。救与不救,你点个头。葛任的伯父那时还留在家里,他说救,当然要救。郎中说好,去茅房里给我目来几勺粪,听清了,只要稀的,不要稠的。”他对看热闹的人说,这样既能以毒攻毒,乂能逼她将尚未消化的红磷吐出。葛任的母亲头脑还清楚,紧咬嘴唇拒绝吞服。当葛任从学校赶回来的时候,郎中已被搞得浑身是粪。他吐了一口血,就晕倒在了母亲身边。唉,如今想起来,那应是他平生吐的第一口血。

葛任吐血的时候,我也在场。后来,也是我和五婶将他抬到我们家里,给他吃的,给他喝的,尔后又慢慢劝开的。那几天,我跟他寸步不离,每天都陪着他,生怕他寻了短见。过了些日子,他的情绪好些了,再谈起此事,他就对我说:“白兄啊,我日后定然报答你们。”他说到做到,不放空炮,日后我果然受了他许多恩惠。

葛任家谱

既然白圣韬提到了葛氏的先祖葛洪,我也就顺便做些补充。据葛氏家谱所记,东晋的葛洪,确为葛氏先祖。青埂镇一带的葛氏家族,均来自广东东江北岸的博罗县。博罗境内有罗浮山。史料记栽,葛洪少时即好神仙导养之法,后师从郑隐,学习炼丹。后来,带着儿子和侄子到了广东,在东江北岸的罗浮山炼丹,并著有《抱朴子》一书,凡七十卷:内篇二十卷,论神仙吐纳、禳邪却祸之术;外篇五十卷,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之事。葛洪积年而卒,死后就葬在罗浮山。

再往上、往远处推,据家谱记栽,葛洪的曾祖是葛玄,葛玄的先祖就是大禹。《尚书·尧典》里说,是时,“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于是有了大禹治水。葛任在上海时,与鲁迅先生有过交往。前面提到的日本人川田,在他早年所著的《回忆与鲁迅的一次晤面》一文中写道,1932年10月11号,葛任在与鲁迅先生的长谈中,也曾提到过葛洪是他的先祖。葛任说,他正在写作一部自传体小说,叫《行走的影子》,开头便要写他的先祖葛洪,“写葛洪,不犯王法吧?”鲁迅先生说:

可以写得油滑些。昔有共工与颛顼争帝,怒而触不周之山。

我正要写不周山,写的就是王法的来历,且要写得油滑,总之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据说大禹是葛洪的先祖,你何不写那大禹呢?我送你一个现成的题目,叫“理水”怎样?

众所周知,最后写出《理水》的是鲁迅,而不是葛任。1935年11月,鲁迅的《理水》完稿。又过了几个月,鲁迅病死于上海。葛任寄去了一份唁电人生知己,汤汤泪水;斯世同悲,浩浩怀山。”其中的“汤汤泪水,浩浩怀山”,即是对鲁迅《理水》开篇所引的《尚书-尧典》里的一句话的化用。

而往下、往近处数,二十代以内,青埂镇葛氏家族的谱名如下:“公义定天经,荣华居永清,福位传高贵,心德存行正”。葛任曾祖的谱名为葛心堂,祖父的谱名为葛德琛,父亲的谱名为葛存道。到葛任这一辈,为“行”字辈。因为在他的童年时期,父亲一直不在身边,祖父又不理家政,所以他没有起过正式的谱名。

白圣韬所说的那个被“脐带勒死”的女婴,当然也是“行”字辈。八月初七那天这是葛任的生日,当家人发现那个脖缠脐带的女孩不哭不闹,脸色青紫,就把她放进一个草篮里,扔到了济水河边。在这里,我要事先透露一点,那个女孩其实并没有死去,而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她就是我的姑祖母。而我的母亲,即葛任的女儿,应该是“正”字辈。

我曾两次到过葛任的出生地青埂镇。青埂镇因背靠青埂山而得名。它还像旧时图中所绘,没有什么变更。冬天,青埂山上点缀着朵朵白雪。春天,雪化了以后,山间小溪汇成一条小河,流经青埂镇和镇上的那个石桥麒麟桥,也就是葛任降生的地方。青埂镇还有葛任的侄子。按辈分,我应该叫他叔叔。他名叫葛正新。和别人一样,他也认为葛任死于1942年的二里岗。他向我讲述了葛任出生时的一些事情,以及我的姑祖母被当成死婴扔掉之事。不用说,这都是他从一些老人们那里听来的。他的说法与白圣韬的自述,基本相似:

听说,我叔叔(指葛任)是在游行时生的。这就是命。那家伙后来走南闯北,一会儿往日本跑,一会儿往苏联跑。对,现在叫独联体了。反正从来没有消停过,最后死也是死到了外地,叫什么二里岗。你不信命不行。

老人们都说,生他的时候是正晌午,地上的曰影比手指头还短。生完他,又生了一个,是个女孩。可她命贱,生下来就死了。我们这一带,孩子生下来,不能吃奶,得先尝“五味”。什么五味?醋、黄连、盐、钩藤和糖。吃得五斗醋,方能做宰相嘛。吃完醋,再吃黄连。小孩没牙,黄连是和盐、钩藤一起煮的,煮成一锅汤,捏着鼻孔灌下去。最后才是红糖水,先苦后甜嘛。吃五味时,老人们发现那女孩被脐带勒得青紫,她不吃醋,也不吃糖。普天之下,小孩哪有不爱吃糖的?要么是死人,要么是憨人。曾祖父就把那个女孩放到一个篮子里,上面盖着钩藤叶子,扔到了镇外的河边。

老人们说,我二奶奶(即葛任的母亲)在月子里也不安生,常偷偷往河边跑。她没能见着那死孩子。怎么能见着呢,早就叫狼叼跑了。可她的脑子就是转不过弯。家人找到她的时候,原本知书识礼的二奶奶,高一声低一声,哭得正欢呢。有一段曰子,她的脑子似乎出了问题。有时,她会冷不丁地冒一句,说她听到孩子在哭,眼都哭肿了,肿得跟枣一样。她说得活灵活现,有鼻子有眼,很吓人。好在她并不是常犯,家人也就不太在意。据老人们讲,她有时还燃烛焚香,和死去的女孩对话。她后来走绝路指自尽广保不准就是给这些稀奇古怪的念头害的。当然,我也只是瞎猜。这种事,老家伙们都说不清楚,我哪能说清楚。

事先交代一下,那个女婴,即我的姑祖母,是被一个外国传教士救活的。这一点,我后面还会提到。他就是毕尔牧师,当时在青埂山一带传教。葛任出生的那一天,他拍下了那个游行场面。这张照片后来收录在他和埃利斯牧师合著的《东方的盛典》一书中。姑祖母在世时,曾将这张照片翻拍、放大。虽然我不能从人群中辨认出葛任的母亲,但我依然如获至宝,把它放在我的案头。

帽子戏法

有甚说甚,为了来白陂接葛任,一路上可真遭罪了。我不想让老乡跟我遭罪,到察哈尔(注:旧省名,后并人内蒙、河北、山西〕地界时,我曾劝他回去。他不,说是拉下我一个人,路上太洒惶。我说,那我该如何谢你呢?他的脖子又缩了回去,嘿嘿笑了两声,说有酒喝就行。那时,天已擦黑,我们刚好走到一个镇子外头。四周都是土岗,上面长着一些稀稀拉拉的菜蔬。我们正谈着,遽然从岗上跑来一疯女人,披头散发,哇哇乱叫。另有一个穿着短褂的老人,拎着棍子在后面追打。我想与老人谈话,老人却不愿搭理我。我见他面黄肌瘦,就塞给他一个烧饼。他咬了一口烧饼,对着女人的背影喊了一声广好狗不死家。”我后来晓得,那女子是他的女儿,被鬼子奸污了,他觉得她辱没了家门,才要撵她出来。日本人可真孬啊。在上海时,有一个朋友说,日本人好淫,是因为他们是岛民,嗜食鱼虾,而此等水产之中,富含磷质,刺激生理,所以他们最见不得女人和酒。朋友还说,小日本想征服中国,就像蛇吞大象,而蛇就是最下流的东西。我的那位朋友善于讥讽,说他们连本人都要日,遑论他人。好,不说这个了。我说这些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你知道,来白陂途中有多么险恶,运气不好,还可能遇见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