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上海，葛任先领着俺吃了一顿，美美地吃了一顿，吃得俺直打嗝。吃不完兜着走，俺拎着一笼包子，摇摇晃晃往学校走。路上碰到几个瘪三，试图把包子抢走。俺飞起一脚，把那个瘪三打得屁滚尿流。继续往前走，又遇到一个人，病恹恹的，已经饿得走不动了，俺就把包子全都给了他。葛任同志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先问俺有啥打算。啥打算？跟着你继续读书呗。他想了想说，阿庆啊，你这个人心眼好，而且胆大心细，最适合当医生了，俺介绍你去学医吧，以后也好在社会上立足。对俺来说，他的每句话都是圣旨。俺二话没说，就说行，明天就去上学。就这样，葛任掏钱，送俺到上海医专旁听了好长时间。不是吹的，要是学完的话，俺一准成为一个好医生。但后来俺不想学了，因为学费太贵了，俺不想给葛任增加负担。
有一天俺放学回来，到上海大学找他。他夹着课本，正要出门。见俺来了，他就说他要带俺去见个人。俺们坐着黄包车就出去了。到了慕尔鸣路（注：现名茂名北路进了一个小院子，咚咚咚咚一敲门，走出来了一个人。你猜是谁？猜不着吧？对，是个女人。原来是冰莹啊，屁股后面还跟着一个女孩，长得像个洋娃娃，活脱脱一个小冰莹。她哇哇哇说着，可俺一句听不懂。原来，她说的是外语。
你说啥，那是谁的闺女？当然是冰莹的呀。好，既然同志们都知道了，那俺就招了吧。没错，那是冰莹和宗布合伙生的。问题是，这闺女从小就能分清敌友，搞清楚啥叫敌我矛盾。她根本不理宗布那一壶，把葛任当成自己的亲爸爸。所以说，她是不是葛任亲生的，并不要紧。同志们都看过《红灯记》，都知道李铁梅不是李玉和生的，李玉和也不是李奶奶生的，可他们还是比亲人还亲。所以，是不是亲生的并不要紧。你说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毛主席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吗？啥，这话是俺说的？那你就当俺放了个屁算了。
好，俺接着讲。李玉和能做到的事，葛任当然也能做到。连她的名字蚕豆，都是葛任给起的。对蚕豆，葛任真是捧在手里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都不知道怎么心疼才好。当时，蚕豆刚回来的时候，小脸黄黄的，活像一只梨。葛任就亲自动手，啥好吃给她做啥。蚕豆跟葛任也是亲得很，不管去哪，都要葛任带着她。连回杭州看她外公，也要葛任陪她一起去。葛任还给她写过一首儿歌。蚕豆花，蚕豆花，你是爸爸的心疙瘩；晚上睡觉哭又闹，早上起来笑哈哈。你说啥，俺唱得不对？那你说说，怎么唱才叫对。好吧，既然同志们说不对，那俺就再想想。瞎，想起来了，应该这样唱。乖蚕豆，蚕豆乖，八九点的太阳升起来；大海航行靠舵手，未来靠俺的乖蚕豆。反正他一唱儿歌，蚕豆就不闹人了。然后，葛任就开始看书了。冰莹呢，就开始做女红，纳鞋底。
对，纳鞋底，哄你是狗。俺本来已经忘了，可是前两天搞忆苦思甜的时候，俺突然又想起来了。当时队长命令大家吃糠咽菜。有人说刚吃过，能不能过几天再吃。队长就给大家做思想工作。他先问，毛主席平素都吃啥，你们知道吗？没人吭声。他就让一个叫张永胜的人出列回答问题。老张，你是学毛选积极分子，你说说看。老张这人胆子小，放个屁都害怕砸住脚后跟。他红着脸，不敢说，像是被嚼环勒住了嘴巴。问急了，他就说，队长，你上回不是说，毛主席的枕头边放了俩罐儿，一个罐儿放冰糖，一个罐儿放芝麻糖，想吃冰糖吃冰糖，想吃芝麻糖就吃芝麻糖。队长说，是啊，这话俺说过，可毛主席也带头忆苦思甜，吃窝窝头啊。他又问，你们知道江青同志平素干啥吗？这回他问的是俺。俺就说，那还用问，肯定是学习老三篇。他又问，学完老三篇干啥？俺说不知道。不光俺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队长说，鸡巴毛，这你们都不知道，江青同志平素学完老三篇，就坐在毛主席身边纳鞋底，可到了忆苦思甜的时候，她就不纳鞋底了，改打草鞋了。对，那会儿听队长一说，俺顿时就想起了冰莹纳鞋底的事。葛任看书时，冰莹就在旁边纳鞋底，打草鞋。至于葛任，他除了看书就是写书。他已经写了厚厚一摞，题目叫《行走的影子》。啥意思？这你还能不明白，说的是你走到哪，影子就跟到哪，身正不怕影子斜。俺老问他，喂，影子走到头没有啊？他说还早着呢。他一遍遍地写，一遍遍地改。俺催他睡觉，他也不睡。他说，你去睡吧，别管俺。冰莹叫他也不行。有时，冰莹就让蚕豆去叫他。他只好停下来，给蚕豆唱儿歌。怎么唱的？俺前面不是说过了吗？你说啥，刚才没有记上？是不是因为俺唱得太好了，同志们光顾着听了，忘掉记了？好吧，既然同志们喜欢，俺就再唱一遍。乖蚕豆，蚕豆乖，睡到太阳爬出来；太阳出来红彤彤，起床跟俺干革命。蚕豆一瞌睡，他就又写开了。
唁，再后来，他就没工夫写了。为啥？因为更重要的工作正等着他呢。他听从党的召唤，去了大荒山。那会儿，大荒山是个苏区。对，大荒山他去过两次，这是第一次。他走到哪里，俺就跟到哪里。对，俺就是他的影子。他去苏区，俺当然也要跟到苏区。同志们都看到了，俺是一步一个脚印，跟着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再后来为了革命事业，俺当上了表演，不得不和他分开了。可是，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不管走到哪里，俺的心都时刻和他连在一起。
行走的影子
我在第一部分曾经提到，五四运动以后，冰莹曾经从法国来到北京。可当时葛任还在狱中，他们没能见面。返回法国以后，因为迟迟得不到葛任的消息，她就随母亲去了英国，住在英国的沙士顿。沙士顿离著名的剑桥只有六英里，是个环境优美的小村子。为了写作《绝色》一书，安东尼·斯威特曾经到过沙士顿。据他所说，沙士顿只有一家小杂货店，店主的女儿至今还记得，有一个“美貌颀颀”的中国女子，常带着孩子来店里买香烟，“她披着镂空的披肩，面色忧郁”。冰莹的回忆，与此基本相符：
冰莹说，有一次她到杂货店买烟时，看到一封信。那是林徽因后来国徽的设计者一写给徐志摩的信，已经在那里存放很久了。她这才知道徐志摩以前也曾住在沙士顿，而沙士顿的信件都是通过杂货店转发的。她立即往巴黎写了一封信，让那里的友人把她的信转寄到沙士顿。就在那年的深秋，她收到了从巴黎转来的信件。信是国内寄来的。一个从事教会工作的女友（注：即我的姑祖母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那个地址，写信告诉她，葛任从俄国回来了，先在天津的育婴堂里帮助毕尔牧师处理一些事务，然后受于右任（注：时任上大校长）和共产党人邓中夏（时任上大教务长）的遨请，到上海大学教书去了。她告诉冰莹，葛任现在仍是孤单一人，他依然爱着她，就像鹿切慕溪水。
记忆是呼啸的栅栏，栅栏一旦打开，往事便涌上心头。记忆还是痛苦的嘴巴，她不停地向母亲诉说着这些年来她对葛任的担忧。她想立即回国与葛任团聚，她的整个胸房都被这种激情充满了。她辞别了母亲，带着女儿，来到了南安普顿港。她后来在日记中写道英格兰的深秋，天黑得早。上船时，天已经黑了，面前是英吉利海峡的万顷波涛。因为归心似箭，我总觉得邮轮好像一直在原地逡巡。后来，一切都沉寂了下来，远远望去，临着海峡的怀特岛上，巳是灯火阑珊。”
经过长途旅行，当她终于到达上海时，竟因为大风退潮而无法进港。在港外，她又呆了两天。盈盈一水，咫只千里，那才叫度曰如年。许多年前，她就是从这里送走葛任的。看着女儿那张幼稚的脸，忆及许多年前与葛任的分别，泪珠就从她的脸上流了下来。
这是1923年秋天的事。当时葛任正在上海大学教书，教的是俄语，与他同教一门课的是瞿秋白。他们在慕尔鸣路（现茂名北路）的寓所，也与瞿秋白和夫人王剑虹的寓所相邻。后来的著名作家丁玲，当时就是上海大学的学生，也住在慕尔鸣路。阿庆来到上海以后，也住在葛任和冰莹家里。葛任在上海大学呆到1927年，然后他辞去了教职，专事著译。除了翻译普希金、契诃夫、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他还从俄文转译了莎士比亚的剧本《麦克白》。许多年前，他就一直想从事文学创作。这个时候，他突然想以家史和自己的经历，写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并命名为《行走的影子》。而这个题目，就出自《麦克白》的第五幕第五场：
人生恰如行走的影子，映在帷幕上的笨拙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退下。它又如同痴人说梦，充满了喧哗与骚动。
当时，毕尔牧师曾到上海看望过葛任和冰莹。在《东方的盛典》一书中，毕尔牧师记录了葛任对这部作品的设想。他还声称自己曾看到过葛任的部分手稿：
一叠土黄色的纸上，写着他父亲的故事。在他眼里，葛存道先生便是一个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便像个影子似的悄然退下。写完父亲以后，他想写他自己，尔后写他的女儿蚕豆。他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写这部《行走的影子》。侧耳听比喻，用琴解谜语，我告诉他，这个书名很是妥帖，因为《诗篇》中说世人行动，实系幻影。”
现有资料表明，这部书葛任至死都没有完成。1932年，曰军进攻上海闸北。战争结束以后，葛任就去了大荒山苏区，随后又参加了长征。冰莹说，葛任到大荒山时，还特意带上了正在写作的书稿，“他带走了书稿，也带走了我和蚕豆。他说，我们可以在那里开始新的、自由的生活。”
杨凤良
俺这么一讲，同志们就心中有数了。只要设身处地一想，你们就明白了，多年以后，听到范继槐要俺去大荒山见葛任，俺心中有多么高兴。鸡巴毛，一颗红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对，俺前面说过，那会儿，范继槐对俺说，你去了之后，首要任务是要搞清楚，那人究竟是不是葛任。还说，不是，那就把他放了；是，那就搞清楚他在那里有何贵干。他这么说的时候，俺就想，最好是，这样俺就能和葛任见上一面。当他交代俺，不要轻举妄动，更不要伤他一根汗毛的时候，俺心里格格格笑个不停。蠢货，真他娘的蠢货！还用你说，俺当然不会伤他一根汗毛。
俺想拔脚就走，可范继槐拉住了俺。他说，已经有人去了大荒山，那人叫杨凤良。他要俺到了以后，先与杨凤良接上头，然后再做打算。鸡巴毛，杨凤良也去了？俺吃了一惊，想法一下子就变了。想，那人最好不是葛任，不然，俺可不敢做主把葛任放了。为啥呢，要是经俺手放走了葛任，俺在军统就呆不住了，地下组织就要遭到破坏了。俺对范继槐说，将军，你是否能派别人去。范继槐说，为啥？俺顺口胡诌，说俺和杨凤良闹过矛盾，无法精诚合作。范继槐这个人，真他娘的有毛病，一下子来了兴致。他说，啥矛盾呀，说说看。俺眉头一皱，计上心头，继续胡诌。说杨凤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俺好不容易弄了个女人，还没弄几天，就被杨凤良弄走了，搞得俺一穷二白，啥也没有了。哈哈哈，同志们俺这么一说，姓范的就上当了。他不光信以为真，还倒过来安慰俺。他说，一穷二白，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向毛主席保证，他真是这么说的，哄你是狗。他还说，女人多的是，杨凤良在大荒山有个相好，长得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来而不往非君子也，你可以和他展开劳动竞赛，大干快上，把她也弄到手嘛。
俺这样说行吗？好，那俺就接着讲。
那会儿，俺连忙说岂敢岂敢。他说，鸡巴毛，你平时不是很厉害嘛，怎么关键时刻就下了软蛋？俺说，将军，俺可不是要下软蛋，俺的条件不如他，他比俺排场，天生讨女人喜欢，俺争不过他呀。范继槐就给俺打气，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你这样说，俺很高兴。然后他就告诉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这么一说，俺就想，狗日的杨凤良也确实不是啥好东西，俺要真把那女人弄到手，也算是把她从水深火热中救了出来。
同志们千万不要认为，俺是因为和杨凤良争风吃醋，才说他不是好鸟的。他本来就不是好鸟。葛任在大荒山一带出现的情报，就是他递给范继槐的。那一年他爹死了，他回福建长汀奔丧。路过大荒山时，这狗日的想起了自己的老相好，就中途下了车，来到了白陂镇。他的老相好是个开茶馆的，给他生了一个小反革命分子。杨凤良在白陂镇住了三天，第四天早上，那个相好和儿子送他去车站。那个站叫尚庄车站，离白陂很近，骑马也就是吃碗面条的工夫。就在去尚庄的路上，他的儿子看到了葛任。那时候，葛任也正从尚庄回来。那个小狗日的一看见葛任，就跑了过去，向葛任鞠了一躬。那会儿，杨凤良并没有把葛任认出来，只是觉得葛任有点面熟。待葛任离去之后，杨凤良就问他的相好，那人是谁啊，小杂种见了他变得那么乖。那个臭婆娘说，这人姓尤，叫尤郁，是个教书匠。对，尤郁是葛任的一个化名。事情本来就这样过去了，但凑巧的是，那一天，在尚庄以北几十里远的地方，有人把铁路给炸掉了，要过几天才能修通，杨凤良只好在白陂镇又住了下来。后来他就搞清楚了，尤郁就是葛任。他说，他当时髙兴坏了，因为他想起蒋介石曾悬赏一万赏银索取葛任的首级。他没有立即将葛任打死，是因为他多长了个心眼：谁的首级越是值钱，就越是不能随便砍掉，因为那人肯定是党国争取的对象。他想，要是擅自行动，他不但得不到赏银，还可能丢掉小命。他赶紧向重庆方面报告了这一消息，并做好了在这里长期住下去的准备。这里俺要提前说一下，狗日的杨凤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还不知道，他认出葛任的时候，刀子其实就架到了他的脖子上。
到了大荒山，俺和杨凤良照了个头，顾不上吃饭，就去见了葛任。那会儿是正晌午，是杨凤良陪俺去的。你们猜一下，狗日的杨凤良把咱们的葛任关到了啥地方？娘那个X，亏他想得出来，他竟然把葛任关在枋口小学，这不是故意往葛任的伤口上撒盐吗？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小学还是人家的老丈人胡安出钱建的。那是在1934年，建的时候俺也忙乎过一阵，又是搬石头，又是抬木桩，又是打地基，又是垒院墙。这么说吧，直到现在，一看见那些小呀么小儿郎呀，背着书包上学堂，俺就会想起建学堂的情形。学堂建在白云河边，离小学不远处，还有一个小湖。因为河上有一个水闸，所以葛任给那个小学起名叫枋口小学。是东方红的“方”带“木”字边，意思是水闸。葛任这次来，又把房子修了一下。他本来打算在那里好好地培养一批革命接班人，可狗日的杨凤良却把它变成了葛任的囚室。
去学堂的路上，俺对杨凤良说，杨凤良，上面派俺来，是因为俺是葛任的老朋友，在他面前能说上话，可以劝降他，好让他为党国效劳。杨凤良听了，连连点头哈腰，是啊是啊。还说，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他对葛任很照顾，没有让葛任难堪。俺说，这就好，俺会向上面反映的，让他们知道你办事得体。俺这么一说，他又是上烟，又是点火。不，俺可不是向你们要烟抽。俺说的是杨凤良给俺点烟。好吧，那俺就再接一根。俺这样说行吗？好，那俺就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