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次上车的时候，娜佳的哥哥对刚才的那一幕并不生气。他好像很能理解那些路霸。他说，那些人一定把我们看成了逃难的智识阶级。他说，革命挑起了民众和智识阶级的对抗。革命伊始，智识阶级就谈起了自由、民主、宪法和面包，把民众的胃口都吊了起来。但时至今日，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些好东西连一个影子都没有，连镜中月水中花都不是。他们既惹恼了布尔塞维克，也惹恼了普通民众。就像中国人所说的，吃柿子要拣软的捏，民众只能将怒火烧到智识阶级头上。智识阶级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逃亡。现在，他们看着我们都戴着眼镜，就把我们看成了身带细软、企图逃亡的人。葛任问娜佳的哥哥，你属于哪个阶级。娜佳的哥哥说，他既不属于布尔塞维克，也不属于民众，现在也不属于智识阶级。他说，他是一个找不到阶级的人。
在清田村，因为担心马车被劫，我和娜佳的哥哥并没有进到托氏的宅邸。娜佳陪着尤郁进去了，但他们很快就从那铁栅门里走了出来。事后，我问葛任先生对托氏宅邸的印象，他说，他在那里看到了一本书，那是一本汉英对照的老子的《道德经》。他还特意提到，主人告诉他院中的那条小道，曾被托尔斯泰称为法国小径。葛任在说这话时，神情有些恍惚，我相信，冰莹的形象一定在他的脑子中盘旋。
回来的路上，我们再次经过。这次我们没有遭到拦截。出乎我们的预料，尤郁斯基坚持要在那里停下来。娜佳很紧张，但她故作轻松，有时正说着话，突然拍一下尤郁，随即又满脸通红。尤郁提议我们到附近的村子里过夜，没等我们表示反对，娜佳就鼓起掌来。等我们穿过花楸树林，来到一个村子外边的墓地时，我们果然又碰到了那批拦截者。他们一定以为我们带来了援兵，很快跃上了马背。那个曾经把生殖器晾到外面的人，现在反倒把腰带系了又系。葛任对他们喊道，他只是想和他们谈谈。为了表示诚意，他让我们留在后面，只有他一个人走到前面去。
他们谈了一会儿，葛任和那个首领走了过来，遨请我们到村子里做客。在那里，我们不光喝到了荞麦糊，还喝到了肉汤。汤的颜色是黑的，就像从床垫子里面挤出来的。里面泡着的那个小东西，若是不告诉你那是肉，你会以为那是土鳖。别生气，那些喝着残余肉汤的孩子的馋相告诉你，他们没有骗你，那确实是这家里最好的美食。他们说着，道歉着，突然，那个首领张着嘴哭了起来。由于满脸都是皱纹和胡子，那些泪珠简直流不下来，在脸上形成了一层明晃晃的水幕。我记得从那个村子里出来的时候，尤郁对娜佳的哥哥说，在来俄罗斯前，他和许多人都认为俄罗斯是“共产主义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布尔塞维克都是化学家，他们按照自己的革命理论，把俄罗斯人放在玻璃试管里，颠三倒四地弄两下，再倒出来，就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化合物。现在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我准备离开俄国的前几天，一天早上，娜佳来找我们。她一进门，就栽倒在地。她的哥哥亚历山大死了。晚上，他没有回来，当娜佳找到他的时候，才发现他躺在阿尔巴特街的一个小巷里，尸体巳经冻成了一块冰砖，和大地紧紧冻在一起。从他的太阳穴涌出来的血，凝结成了一个小小的圆球，晶莹透亮，就像个红櫻桃。那些血显然有过一次喷涌，因为他的脸上、脖子上都有血珠。那些血珠子也冻结了，一粒粒的，就像一串枸杞子。葛任说，在他的老家青埂，人们就把枸杞叫做死婴的念珠。亚历山大倒下的地方有一家餐厅，餐厅门前煤气灯的磨砂玻璃圆罩，也被子弹击碎了。我记得，第二天，警方便急忙公布了亚历山大的死因：畏罪自杀。但他究竟犯了何罪，警方却秘而不宣。
亚历山大死后，葛任就病倒了。我也不得不推迟了自己的行期。白圣韬说，他常看见葛任默默流泪。他的脸很光滑，所以那泪珠流起来毫无阻隔，流到下巴的时候，就像挂在房檐上的雨点。他常常一言不发。后来，他说他浑身发冷，就像掉进了冰窟。他干咳个不停，说自己的嘴里有股子异味。后来，他就开始吐血。“几天来，我没有吐过一口白痰。”他说。毫无疑问，他的肺病加重了。但他不承认这一点，他说，很可能是他的某一个血管破裂了。他不停地写作，写他对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回忆，仿佛只有写作能使他忘却自己的病。但我知道，彻夜写作只会加重他的病情，尤其是写梦的破灭。我试图劝阻他，他却说，在写作的时候，他心里感到踏实，也很幸福，就像在吃甜饼。奇怪的是，文章写完以后，他又把它们烧掉了。他说，他不敢也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宁愿相信他看到的一切，仅仅是个噩梦……
在白圣韬接下来的讲述中，我们将会看到，在火车上，白圣韬差点向小红讲了那个“拦截”事件，即那个亮出生殖器的事件。至于生殖器，与孔繁泰先生称它为“马的阳物”和“警棍”不同，白圣韬把它说成了“驴剩”。但他最后还是忍住了，没有讲出来。
易子而食
拗不过小红的撩拨，我打算给她讲讲我在苏联的一个奇遇。当时，我们正要到托尔斯泰的故居去，路上被人截住了，有人还掏出驴剩一样的生殖器，耀武扬威，拿它吓唬人。可我是个君子，这种事怎么也讲不出口。既然打开窗户说亮话了，我就有甚说甚。人的心理很奇怪，面对一个妖里妖气的姑娘，愈是讲不出口的事，就愈是想讲。幸亏美国货走了过来，打断了我们，不然，我还真是憋得难受。美国货用打火机点了一根烟，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先生，你可真是个君子。”我正想着他有何深意，他遽然一拍屁股，说郑州到了。
到了郑州，美国货把我和小红送上车，就随车去开封了。现在，就剩下了我和小红两个。小红已经睡着了，可我却没有一点睡意。我的脑子老是要开小差，往葛任那里跑，拦都拦不住。虽然我晓得美国货是个押车的，可我能够看出来，他定然也是个地下党。我想，倘若他不是押车，也是要去杀人，任务更艰巨更危险，我亦愿意与他对调。有甚说甚，当时我想，倘若小红真是我女儿，为了能和他对调，我亦愿意把小红白白送给他。先前听说人们饿急了会易子而食，我总感到匪夷所思。现如今，我算是理解了。吃自己的孩子，着实难于下口。吃别人的孩子，就轻松多了。要是胃口好，可能还会觉得香呢。
想到易子而食，我脑子里一亮。从张家口出来，我就一直在想：田汗何不直接下令呢，为何要经过窦思忠呢？六个指头搔痒痒，多那一道做甚么。如今想到了易子而食，这个道理我就想明白了。田汗没有直接告诉我，一来说不出口，二来倘若我不愿去，他着实对我下不了手。我毕竟是他的老乡嘛。而到了窦思忠手里，就好办多了。倘若我不服从命令，窦思忠可以随时毙掉我。不要我亲自动手杀掉葛任，而是让阿庆来动手，大概也是这个道理。我想，这些细小的安排，也定然是田汗的主意。看来，我的难处，他也考虑到了呀。唉，照此说来，莫非我还得感谢田汗不成？
后来我的睡意也上来了，可仍然睡不着。我靠着麻袋，想，当个麻袋多美啊，甚么都不用想，天下最美的事就数当麻袋了。我是一只大麻袋，哪里需要往哪抬。可是，当我这样想时，我就不是麻袋了，因为麻袋是不会想问题的。有甚说甚，那时我对甚么都很敏感，脑子越来越乱。问题出来了，火车分明是在平原上行驶，可我却总是觉得它是在山谷之中行进，正顺着山谷向前蠕动，并且已经靠近了大荒山白陂镇。火车在摇晃，把人们都摇进了梦乡。只不过，对别人来说是香甜的梦，对我来说却是一场白日梦。遽然，我看到葛任就站在我面前，活灵活现的，吓了我一跳。
没变，一点都没变，他还是那种文弱书生的模样，还戴着圆边眼镜，脸有点红。不，那和肺病没关系，那并非肺痨的红光，而是性灵之光。有甚说甚，在我所接触的革命者当中，只有葛任见到生人就脸红。不光见生人如此，见到分别多日的朋友，他也会脸红。他的脸红是独一无二的，令人想起女孩子的羞赧。脸红了一会儿，尔后，他的手从裤兜里掏出来，点上了一根烟。一边点一边说老白，我晓得你不抽烟，我就不让你了。你来大荒山做甚么？你不是在边区干得好好的吗，把那么多人的便秘都治好了，跑到这里做甚么？”这一下，我就说不上来了，说不出口啊！只能把脸转向别处。多么清晰的幻视啊。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后来在大荒山，实际情形竟然与此没甚么两样。
倘非受到小红的惊扰，我的白日梦还不定做到甚么时候呢。我记得，我的梦已经愈来愈乱，不成体统。譬如，我分明看到葛任裹着棉衣，却又看到他的腿露在外面。因为营养不良，操劳过度，他的腿比以前更细了，有如鹭鸶。碰巧，窗外此时正有一片水洼，一些飞鸟从水面一跃而过，远远的还有炮声传来，令我更是分不清是在做梦，还是随火车飞驰。有甚说甚，当时我实在担心，还没到他娘的白陂镇，我自己就先疯掉了。
在往汉口的途中，小红也有些神情恍惚。她说，她担心师姐已经晓得她进过青楼。要是那样，师姐定然会将她骂得狗血喷头。尽管我对她一直有些怀疑，可她这么一说，我对她还是有些怜悯。想到她一个人要在汉口呆上好多天，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她固然见过世面，但眼下兵荒马乱，甚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呀。不，将军，我可没有那个意思。我怎么会爱上她呢？不可能的事，按我们的话说，那只是阶级情谊。将军，如果你硬要这么说，我也只好认了。是啊，两条叫驴拴在一起的时间长了，还会拴出感情呢，更何况一对孤男寡女。但是，那确实不是爱情。我连她的手都没有拉过啊！不过，有甚说甚，我对她还真是有点感谢。试想，从张家口到汉口，若非小红做伴，与我东拉西扯，我的神经可能早就绷断了。当然，考虑到她可能也与我一样深陷困厄，神经紧张，那么我的插科打诨，对她也不能说没有益处。将军说得对，这确实有点男女双修的意思。当时，我就满怀深情地对她说广小红啊，祸福无常，此行是凶是吉，我还不晓得，但我若能活着回来，定然到汉口找你。”
将军，再说她也是妇道人家啊，心肠软，眼窝浅，听我这么一说，她的眼圈就红了，脸上搽的乳酪膏眼看就保不住了。我连忙安慰她广别伤心，我不会有事的。你师姐呢，也定然通情达理，不会难为你的。”女人最容易接受言语欺骗，我的一句话，竟说得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有甚说甚，她笑起来时，还真是好看，带着一点羞涩，有如一弯新月。
到了汉口，她没有立即去见师姐，说既然到了她的老家，她就得尽一下地主之谊，请我吃顿便饭。她说到做到，果然将我领到了一家餐馆。餐馆的名字我记不住了，好像是在德化街。我只记得开餐馆的人个子很低，高额头，秃瓢，外貌有点像列宁。秃瓢问我们是不是本地人，小红说，她是来做毛皮生意的。那人说话文绉绉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上楼上楼。”那顿饭吃得好，我是第一次吃到新鲜昌鱼，鲜得让人觉得嘴巴不干净。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对面的澡堂和一个剃头铺。吃饭时，小红问我要不要先去洗个澡。我说，还要赶路呢，澡就免了。她说你不怕脏，不怕累，确实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但特殊材料也需时常擦洗啊。我请客，送你干干净净上了路，我再去忙自己的事。”我问她还要忙甚么事。
她笑了一下，说她总不能空手去见师姐，总得给师姐买点礼物。还说，她晓得师姐身体不好，就想着给师姐买些梅苏膏。“梅苏膏？那是止呕退热的，你师姐患的是甚么病？”我问。她说师姐早年胃就不好，吃梅苏膏上了瘾，隔了这么多年，如今也不晓得轻了还是重了。我想这礼挺合适，因为梅苏膏确实可以开胃。她又催我去洗澡。我想起了藏在裤衩里面的信，就说广小红，等我回来再洗吧。说定了，不见不散。”
此时，武汉地面正是兵荒马乱，日军与国军打，国军与伪军打。我不便久留，可小红执意要留我住上一天。别笑，我有甚说甚，我不认为她对我有意。我认为她是在替我担忧，毕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嘛。我说：“时局日紧，重任在身，我不敢稍有苟且。”见我执意要走，她也就不再强留。当晚她再次设宴，为我饯行。因为她也是胃不好，我就劝她不要多喝。她要我别担心，还说她从未醉过。可说这话时，她已面色潮红，就像刚掀掉盖头的新娘。她醉眼迷蒙，说想唱支曲子，为我送行。不，将军，她唱的并非《贵妃醉酒》，而是一曲《卜算子》。俗话说得好，真人不露相。真没看出来，她还真像个绝代优伶，唱得还真是好：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尽过时，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我渐渐听出了眉目。嗨，她唱的是瞿秋白填的词，是瞿秋白被杀前写的。我没见过瞿秋白，只是听田汗说过，在苏区时，葛任与瞿秋白经常唱和。还说，两个人不光长得像，连乳名都一样，都叫阿双。我问小红此曲悲喜交集，当为上品，你可知此曲为何人所填？”她遽然以袖掩面，嚶嚶哭泣起来。说，她是从师姐那里学来的，不晓得何人所写，她只是想起自己身世飘零，才偶然想起此曲。我连忙告诉她，到了边区，此曲千万不可再唱。好归好，可它与革命乐观主义不符，容易招来祸端。她又感谢了我的一番好意，还说她定然在此等候，等着为我接风，届时再痛饮革命的庆功酒。说着她又端起了酒杯，“不要着急，等天黑透之后，你再出城不迟。”当时，我可没想到，喝着喝着，我竟然醉倒了。
及梅苏裔（哥）
小红提到的“梅苏膏”三个字，其实隐藏着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就是曾经红极一时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苏先生。也就是说，小红所说的梅苏膏，其实是“梅苏哥”的谐音。小红大概是担心白圣韬听出什么破绽，才故意把梅苏先生说成她的师姐的。据《梨园春秋》（北海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记栽，梅苏先生简历如下：
梅苏（1902-1986），原名苏嵋，字巍之，生于汉口，祖籍四川。两岁时随父亲苏明闳至杭州。苏明闳乃一茶商，与胡子坤等人并称为杭州四大茶商。苏嵋年少时，常随其父到上海的中国大戏院听戏，耳濡目染，迷恋上了梅（兰芳〕派艺术，遂改名为梅苏，专攻青衣，成名后演过梅派代表作《凤还巢》、《贵妃醉酒》、《虹霓关》等，并到武汉、长沙等地演出，为京剧艺术的推广，做出过较大贡献。因梅苏的台上舞姿酷似日本的舞俑，故深得曰本友人的喜爱。梅苏深具民族气节，抗战期间，曾蓄须明志，拒绝登台为敌伪演出，并隐居江陵。1946年去香港，后曾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为华人演出。晚年著有回忆录《天女散花》等。1986年，在香港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