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们还可从化妆品的发明和运用约略窥见古代妇女美容发展的盛况。前面我们提到《诗经》中说的化妆品“膏沐”。我国很早就发明了胭脂。或说，“燕脂起自纣，以红蓝花汁凝作之调饰女面，为桃红妆”（《中华古今注》）；或说，“三代以降，涂紫草为胭脂，周以红花为之”（《续博物志》）；或说，“北人采红蓝花作胭支，妇人妆时用作颊色，鲜明可爱”（《北户录》）。《本草纲目》中说，燕脂有四种，一种以红蓝花汁染胡粉而成，一种以山燕脂汁染粉而成，一种以山榴花汁作成，一种以紫铆染锦而成。除了胭脂，其他化妆品还有很多。如“澡豆”--据说东晋大臣王敦娶了一位公主为妻，她化妆时，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澡豆”者，乃供洗涤用的粉剂，用豆末合几种药制成，可使皮肤光润。还有“太真红玉膏”--轻粉、滑石、杏仁去皮，等分为末，蒸过，入脑麝少许，以鸡子清调匀，洗面毕，傅之，旬日后，色如红玉；“蛟髓”--蛟髓傅面，令妇人好颜色；“铅粉”--“铅粉，纣所造”，又，“铅粉亦曰粉锡、鲜锡、铅华、铅英、铅霜、铅丹”；“芙蓉粉”--“芙蓉粉傅面作桃花色”，等等。我们的祖先还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美容法。如“括萎涂面”法：“北方士族女子冬月以括萎涂面，谓之‘佛装’。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再如“桃花鸡血”美容法：“三月三日收桃花，七月七日收鸡血，和涂面上，二三日后脱下，则光华颜色也。”另有各种药物美容法。如，“女人面上皯A（面色枯焦、黝黑），鸡子一枚，去黄，朱砂一两入鸡子内，封固入白。伏雌下抱至雏出。取涂面，即去。不过五度，面白如玉”。再如，“女人面上雀斑，三柰子、鹰粪、密陀僧、蓖麻子，等分研云，以乳汁调之。夜涂，且洗去”。
总之，从以上各个方面均可看出，我国自周秦汉魏以至唐宋元明，妇女的修容化妆十分发展，化妆技巧也非常高超。本书《李渔的戏剧美学》部分曾提到唐崔令钦着《教坊记》所述演员庞三娘化妆事，亦是一例，兹不重复。
到李渔生活的明末清初，在历史上长期积累的修容实践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化妆美学水平进一步提高，人们对仪容修饰美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李渔对此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理论总结。
李渔论修容，首先论述了修容的必要性。他说：“妇人惟仙姿国色，无俟修容；稍去天工者，即不能免于人力矣。然予所谓‘修饰’二字，无论妍媸美恶，均不可少。俗云：‘三分人材，七分妆饰。’此为中人以下者言之也。然则有七分人材者，可少三分妆饰乎？即有十分人材者，岂一分妆饰皆可不用乎？曰：不能也。”本来，美是人类在客观的历史实践中创造的，世上原没有什么天生的美，也没什么天生的美感，也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超历史的、超人类的、抽象的、绝对的美和美感，美和美感都是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所谓“仙姿国色”，所谓“十分人材”，诸如妲己、西施、飞燕、玉环等等似乎具有“沉鱼落雁”之容的美女，也都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定历史形态下的相对好看的女子，而且也未必世上所有的人都认为她们好看。这样，所谓“美女”就绝不是无可挑剔的绝对的美。她们的美，从时间维度上看，处于不断地历史变化之中。这所谓历史变化，可以包含这样几层意思：一是从大的历史时期或历史时代来说，后代的人未必对前代美女完全认同；一是从美女自身不同的年龄段来说，十岁女孩长成一个二十岁姑娘，就会有不同的美，再长成一个三十或四十岁的妇人，其美自然又有所不同。另据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妇女在一年365天，“机体”会不断发生变化，人同时也就会“老”。例如，皮肤，表皮的下半部不断地生产新的皮细胞，它们慢慢向表皮推移、角化，作为已死亡的细胞成鳞片状脱落。皮肤更新的周期为120天，这就是说，我们每年内要“换皮”三次。由于胶原含量逐渐减少和失去水分，所以，尽管不断有新的皮肤产生，我们的皮肤还是会出现皱纹。从二十五岁起，皮肤就会逐渐失去弹性。再如，人的头发在一年内大约长12厘米。同时，每天大约掉100根头发，每年大约掉35万根。幸运的是，头发还会长出来。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头发长出来的速度越来越慢。从三十岁起，长出来的头发里，黑色素将会减少。因此，二分之一的五十岁的妇女，头发会变得花白。人的身体还有其他变化。因此，美容、保养、修饰是必要的。再从空间维度上看，美女的美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种族有不同的美，西方美女不同于东方美女，黑肤色的非洲美女也不同于白皮肤的欧洲美女和黄皮肤的中国美女。另外，不同历史时代（或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种族的人会有不同的审美意识，他们对仪容美的鉴赏标准会有重大不同；即使同一历史时代（时期）、同一地域、同一民族和种族的不同的人，对仪容美的鉴赏趣味也会千差万别。这样，人们会依照不同的审美标准和不同的审美趣味进行各种不同的仪容修饰，追求各自认定的审美效果。你认为她美，她自己并不满意，她要通过化妆达到她所理想的审美效果；你认为她不美，她自我感觉蛮不错，她还要通过化妆，“美”上加“美”。
所有的人都可以甚至都需要修容、化妆。
以上是我们对李渔“所谓‘修饰’二字，无论妍媸美恶，均不可少”这一命题的现代美学诠释。
其次，李渔在强调了修容的必要性之后，还通过对历史上和当时现实生活中修容的审美实践进行考察，提出了修容须要注意的几条美学原则，在今天看来，这些原则也还有借鉴意义。
第一，李渔认为修容必须恰当。所谓恰当，也就是修容必须遵循适当的度，用李渔的话说就是“止当如此，不可太过，不可不及”，即恰如其分。李渔说：“今世之讲修容者，非止穷工极巧，几能变鬼为神”，“然一时风气所趋，往往失之过当，非始初立法之不佳，一人求胜于一人，一日务新于一日，趋而过之，致失其真之弊也”。这种“穷工极巧”导致的“过当”、“失真”，就破坏了修容所需遵循的恰如其分的度。譬如，“楚王好细腰，宫中皆饿死；楚王好高髻，宫中皆一尺；楚王好大袖，宫中皆全帛”。李渔分析了中国历史上所流传的这几句顺口溜，指出其中的问题正是破坏了修容所应遵守的度。李渔说：“细腰非不可爱，高髻大袖非不美观，然至饿死，则人而鬼矣。髻至一尺，袖至全帛，非但不美观，直与魑魅魍魉无别矣。此非好细腰、好高髻、大袖者之过，乃自为饿死，自为一尺，自为全帛者之过也。”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李渔还有一个思想很值得重视，即他反对人们修容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只顾趋新，不求合理，只求变相，不顾失真”的病态审美趋向。李渔并不反对“新”与“奇”本身，相反，他反对盗袭窠臼而提倡创新。他认为，“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戛戛乎陈言务去，求新之谓也”；他还提出传奇“非奇不传”的命题。但是，“新”、“奇”必须以合情合理为前提、为基础。必须“新而妥，奇而确”，也就是符合“人情物理”，妥帖恰当。一旦修容只讲新奇，以至新而欠妥、奇而不确，导致过当、失真，那便走向了美的反面，变美为丑了。顺便说一句，一味追求新、奇，以为“新”的就是美的，“奇”的就是美的，恐怕是古今中外人们的审美实践中常常存在的一个误区。中国古代从先秦以至李渔所生活的清代是如此，外国亦如此。其实，“新”、“奇”并不是美的标志，“新”、“奇”并不等于美，“旧”也并不等于丑。蔡特金在《回忆列宁》中记述了列宁这样一段话：“我们是过分热心的‘绘画破坏者’。即使美术品是‘旧’的，我们也应当保留它，把它作为一个范例，推陈出新。为什么只是因为它‘旧’，我们就要撇开真正美的东西，抛弃它，不把它当作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呢？为什么只是因为‘这是新的’，就要像崇拜神一样来崇拜新的东西呢？那是荒谬的，绝顶荒谬的！”直至今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着只以“新”、“旧”来论美、丑的不良倾向。列宁上边这段话应该对我们具有启示意义；而研究李渔的美学思想，注意到李渔反对“只顾趋新，不求合理”的意见，也会对我们有借鉴意义。
第二，李渔认为修容必须“自然”。用李渔的原话来说就是：“古人之妆，全用自然，毫无造作”。所谓“全用自然，毫无造作”，就是要求仪容的修饰必须符合“人情物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按照“美妁规律”行事，不论是就内容美来说，还是就形式美来说，都须如此。有人说，美是真与善的统一，美应当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这话是有道理的。合规律性，是属于“真”的范畴里的问题；合目的性，是属于“善”的范畴里的问题。李渔常说的“人情物理”四字，“人情”是善的问题，“物理”是真的问题；“人情”偏重于美的内容，“物理”偏重于美的形式。“人情物理”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自然”。违反了“人情物理”，就是违反了美的规律，就是不“自然”或日“失真”。李渔以当时女人发型为例，对违反“人情物理”的不“自然”现象进行了批评：“窃怪今之所谓‘牡丹头’、‘荷花头’、‘钵盂头’，种种新式，非不穷新极异，令人改观，然于当然应有、形色相类之义，则一无取焉。人之一身，手可生花，江淹之彩笔是也；舌可生花，如来之广长是也；头则未见其生花，生之自今日始。此言不当然而然也。发上虽有簪花之义，未有以头为花，而身为蒂者；钵盂乃盛饭之器，未有倒贮活人之首，而作覆盆之像者，此皆事所未闻，闻之自今日始。此言不应有而有也。群花之色，万紫千红，独不见其有黑。设立一妇人于此，有人呼之为‘黑牡丹’、‘黑莲花’、‘黑钵盂’者，此妇必艴然而怒，怒而继之以骂矣。以不喜呼名之怪物，居然自肖其形，岂非绝不可解之事乎？吾谓美人所梳之髻，不妨日异月新，但须筹为理之所有。理之所有者，其像多端”。这就是说，修容、化妆，必须做到“当然而然”、“应有而有”，符合“人情物理”，执行“自然”之道。而那种“牡丹头”、“荷花头”、“钵盂头”等“种种新式”，恰恰是“不当然而然”，“不应有而有”，违反了“自然”之道，有乖于“人情物理”。李渔认为，“牡丹头”、“荷花头”、“钵盂头”等等不自然、失真，因而不美；那么，什么样的发型才是“自然”呢？他认为：“古人呼发为‘乌云’，呼髻为‘蟠龙’者，以二物生于天上，宜乎在顶。发之缭绕似云，发之蟠曲似龙，而云之色有乌云，龙之色有乌龙。是色也，相也，情也，理也，事事相合，是以得名，非凭捏造，任意为之而不顾者也。”因而，他主张女人发型应该呈“云”状、“龙”状才自然、合理，他并且设计出许多酷肖“云”之型状和“龙”之型状的具体样式，诸如“飞龙”、“游龙”、“伏龙”、“潜龙”、“戏珠龙”、“出海龙”之类，还不厌其烦地说明制作这些发型的具体操作规程。但是，恰恰在这里，李渔违反了自己提出的“全用自然，毫无造作”的美学原则，显得矫柔造作，有乖“自然”之道。请看他怎么样使头发做得像龙的：“肖龙之法：如欲做飞龙、游龙，则先以己发梳一光头于下，后以假发制作龙形，盘旋缭绕覆于其上。务使离发少许，勿使相粘相贴，始不失飞龙、游龙之义。”可以想见，这样制作出来的“飞龙”、“游龙”，多么不自然！这与李渔所讽刺的“牡丹头”、“荷花头”等有什么两样？总之，李渔提出的修容必须“自然”的原则是对的，但所设计的具体发型样式和操作规程却又与自己的原则相矛盾，这一点，我们不可不注意。
第三，李渔认为修容必须合谐。所谓合谐，是说各种修容手段必须协调，它们所造成的效果必须相宜，相得益彰，配合有致；而不是相敌相仇，互不相容。就以施粉而言吧。若一面黑妇人，急急施粉而欲使之白，效果可能相反。为什么？一个面色很黑的人，遽然使粉，反而会在白粉的衬托之下，愈显得黑。李渔说：“试以一墨一粉，先分二处，后合一处而观之，其分处之时，黑自黑而白自白，虽云各别其性，未甚相仇也；迨其合处，遂觉黑不自安而白欲求去，相形相碍，难以一朝居者。以天下之物，相类者可使同居，即使不相类而相似者，亦可使之同居，至于非但不相类、不相似而且相反之物，则断断勿使同居，同居必为难也。”这就是说，使黑白二物遽然合在一处，破坏了合谐的原则，收不到预期的修容效果。那么，一个面色很黑的人就注定一黑到底，不能施粉吗？非也。李渔提出了一种渐次施粉法：“请以一次分为两次，自淡而浓，由薄而厚，则可保无是患矣。”这就是说，通过分一次施粉为数次施粉，使黑者渐白。这种方法就如同“文字之有过文也”“如欲染紫，必先使白变红，再使红变为紫，红即白紫之过文，未有由白竟紫者也；如欲染青，必使白变为蓝，再使蓝变为青，蓝即白青之过文，未有由白竟青者也。如妇人面容稍黑，欲使竟变为白，其势实难。今以薄粉先匀一次，是其面上之色已在黑白之间，非若曩时之纯黑矣；再上一次，是使淡白变为深白，非使纯黑变为全白也”。李渔的这种施粉“过文”法，便是变不合谐者为合谐，变相仇者为相友。此外，李渔还提请人们注意各种修容手段和修容部位都须合谐一致。如：“匀面必须匀项，否则前白后黑，有如戏场之鬼脸。匀面必记掠眉，否则霜花覆眼，几类春生之社婆。”再如，脂与粉二者，也须合谐使用：“脂粉二物，其势相依，面上有粉而唇上涂脂，则其色灿然可爱，倘面无粉泽而止丹其唇，非但红色不显，且能使面上之黑色变而为紫”。
第四，李渔认为，修容必须扬长避短，或曰扬美抑丑。这里实际上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扬长或扬美，即发扬自身原有的优点。以脂粉的施用而言，李渔指出，美者用之愈增其美。“使以绝代佳人而微施粉泽，略染腥红，有不增娇益媚者乎？”这就是通过化妆而加强原有的审美优势，增加其魅力。如果修容不当，如前所说，为了“细腰”而饿死，则人而鬼矣；单求“高髻”、“广袖”，以至于髻高一尺，袖宽全帛，则变长为短、变美为丑了。这是万万要不得的。与扬长（扬美）相联系的，是避短或抑丑，即掩饰原有的弱点，甚至通过修容变弱点为优点。如李渔所一再强调的，面色稍黑的妇人，通过恰当的修容（施用脂粉），削弱面黑的缺点，甚至变黑为白。扬长避短的修容原则，古人一直是巧妙运用着的。据说东汉明帝的明德皇后“眉不施黛，独左眉小缺，补之以缥”。“缥”是淡青色的丝织品，明德皇后就是用“缥”来掩饰自己“左眉小缺”的。《奁史》中记载，说“唐韦固妻少时为盗刃所刺，以翠掩之，女妆遂有靥饰”；“郑子阳好其妻，其妻美而额靥（额有小坑），蔽之以翟（野鸡毛）”；“妇人画饰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所制，以掩黥迹也”。总之，古人很重视仪容的修饰，用各种方法抑丑扬美。
人是文化的动物。人除了其外在的自然存在以外，还是一种社会的存在。人不仅有物质的肉体，更根本、更重要的是他有精神、有心灵，后者才是其本质特征。那么说到人的美，就不仅有外在形态美，更重要的还有内在心灵美；说到人的修容，就不仅有外在的修容，更重要的还有内在修容。但是，人们常常只注意外表的梳妆打扮，而不注意或忽略了内在的文化、品德的修养。通常人们所看到的现存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上有句话：“人咸知修其容莫知饰其性”（“饰性”即指内在性情的修养），就是批评这种现象的。而李渔的高明在于，他不仅论述了外在修容（已如前述），更重要的是他还强调了内在修容，即文化素质和才情品德的培育和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