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她感到有人正从身边把他偷走
同往常一样，萨特总是给西蒙·波娃排忧解难。但是她隐隐约约觉得，什么时候起，他似乎离她远了。
虽然成功没有使他变成另一个人，但为了把自己与世界隔绝而创造的那种气氛也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他们间的联系。他不再去当初为两人酷爱的咖啡馆了。也没有陪她去奥隆的雪道上遛达。由于环境与时势的力量，当初默默无闻的终身伴侣，如今双双成了知名人士，她却甚至感到：有人正从她身边把他偷走……
“唉，你为什么不是一个无名诗人呢！”她常这样对他感叹。
他变得激进了，这既是冷战的结果，也是由于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作品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岁月长河中的需要。看着他为了反思自己的政治立场，为了发展自己的思想，而耗尽一整天一整天的时间，她不禁分外怀念他当年的漫不经心，怀念他们俩总有很多时间待在一起的岁月。
“情况跟过去不一样啊”，可是，她多么想永远像过去一样啊，就这么几个字便足已使她忐忑不安了。在《一代名流》中，她借女主人公之口吐出了她当时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因为我感受不到快乐，所以我不快乐。”当然，她还自言自语补上一句：“有人比我更不快乐。”这正是当时她之心境的真实写照。
后来，在影片《萨特自述》中有一段对话这样写道——
康塔特：在西蒙·波娃的《回忆录》中，她记述说：大约1951年—1952年前后，你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你不再无忧无虑，而且很少外出。
西蒙·波娃：是的，因为他意识到仍然不得不对他在其他一些时期所提到的人物给予一些注意，那虽非他自己，但那仍然拖着他随波逐流，他开始认识到不能再在咖啡馆里闲荡了，或者不能为所欲为、信口开河了。同样，他被迫雇用一个秘书帮助他答复信件，同时把他需要看和不需要看的信分门别类。总之，萨特相当缓慢地逐步认识到，他不能再过一种毫无规律的生活了，不能再像一片树叶一样随波逐流了。这是逐渐认识到的，如果把他和加缪相比，加缪在一成名时，就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突出的形象，他很快就开始拒绝新闻记者的或者别的希望从他那儿得到点什么的人们的访问。萨特认识得晚，但他确实还是认识到这种状况不能再照旧继续下去，他不能再随便答应与人会晤，或者随便接见来访，或者亲自答复任何信件。他使他的生活有了一种秩序。在某种意义上，我必须承认，在我看来，这种变化是一种损失——损失了他一直具有的实实在在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但这种损失也是必要的。同时这个变化也决未引起他心理上的变化。
萨特：正是那时，苏美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我们就生活在这种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的恐怖之中。
西蒙·波娃：是的，的确如此。
萨特：在那些日子里，我有所感觉，我觉得如果俄国人占领了法国，那么，我所能有的最好希望就是进集中营。这种感觉也是当时使我踌躇的原因之一，因为我当时一直是苏联作家的头号敌人；就是在我被法德威称为“残酷的文人”前不久，我产生了那种感觉，后来此人自杀了（原因当然不是因为给了我那个称号）。然而，另外，我也不想去美洲……
西蒙·波娃：你也不想自杀。
萨特：说得对。我当时没打算自杀，尽管那些日子里有人建议我自杀。
西蒙·波娃：我想那一定是加缪的老婆，她经常对你说：“萨特，我真希望你去自杀。”
2一个小她17岁的英俊青年与她相爱了
就在时局恶化，与阿尔格雷关系结束所留下的空虚感使得西蒙·波娃感到害怕的日子里，一个名叫朗兹曼的27岁的英俊青年闯进了她的生活。
克劳德·朗兹曼和马塞尔·佩珠是在朝鲜战争爆发时一起加入《现代》编辑部的。犹太人朗兹曼是一个工人家庭的长子，在克莱蒙费朗度过幸福的童年，13岁时才遇到反犹太主义，19岁时加入法国抗击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游击队组织“马基”。战后他成了一个超级犹太人，每当有人唤起他对大屠杀的回忆，他就会气愤得直流眼泪；而一旦得知某位名流是犹太人时，就会得意地露出笑意。在编辑部，朗兹曼总是用十分唐突的语气说出极端的话来，他那纯粹是挖苦人的幽默和毫无节制的作为极大地活跃了会议气氛，他和佩珠帮助萨特使《现代》更具政治色彩了。
精力旺盛的朗兹曼，是众多女子心目中富有吸引力的那种男人。1952年12月，在荷兰旅行期间，西蒙·波娃和他双双坠入情网，这时离西蒙·波娃的44岁生日还差两个星期。
在荷兰，他们沿着冰封的沟渠散步，或是坐在挂着门帘的酒莱馆里边呷酒边交谈。爱情从来没有上帝，因为爱情就是她自身的上帝。爱情藐视门第、身份、长相、知识、地域、民族等等方面的差异，自然也藐视年龄上的差异。西蒙·波娃非常清楚朗兹曼属于另一代人，但他的确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使她恢复了目的意识，使她重新拥有了喜怒哀乐。她当然不能拒绝这种诱惑，这种机会；或者说，她心底里一直在企盼着这样一种罗曼蒂克的艳遇！她后来写道：“他的青春年少注定我只能在他的生活中有如昙花一现；在我自己看来，这也成了我不能把全部身心交给他的理由。”但是，她将充分享受现在，在享受现在的时候不去想那些尚未来临的事情。
她与朗兹曼相爱并同居。1953年—1954年，先后与朗兹曼去瑞士、意大利、南斯拉夫、阿尔及尔、西班牙等地旅行。其间，她每年要和萨特一起作几次长途旅行。她不愿放弃这个习惯，但又担心一连几个月见不到朗兹曼，因此，三人商定，在外出度假中途的某个时候，朗兹曼和他们一起待三两个星期。因为萨特不似西蒙·波娃，从来不知道妒忌，所以这一次与朗兹曼组成的“三重奏”比起当初与奥尔加组成的“三重奏”来，显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朗兹曼使她摆脱了中年的苦闷，并给她输入了新的活力。他的青春使她不再受年龄的困扰。有几回，朗兹曼见西蒙·波娃在为自己的年龄担忧，便显得惊恐不安，这无异于将一个指令输入她身体的每块肌肉和每根神经——决不能向这种忧虑让步，把他拖进这种为年龄衰老而忧心忡忡之中显然是不明智的，……令人忌讳的。
他们的共同生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他的职业是负责法国新闻社电讯稿的改写工作，余下的时间则为《现代》撰稿和从事个人写作。每天上午，他们在她的位于拉比歇里街的小房间中并肩工作，他在写一本有关以色列的书，而她则在奋笔写作《一代名流》。
3扛鼎之作《一代名流》问世
历时4年的长篇小说《一代名流》，1954年10月出版了。这部旨在刻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认为“说真话”和“干革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作品，一问世就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是年12月即获得了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
小说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
1944年圣诞之夜，巴黎一群知识分子聚集在亨利与波尔同居的公寓里，举杯欢庆法西斯的覆灭。和平即将来临，在正义和幸福接踵而至的时刻，每个人面临着新的选择。
大家向何处去？
法国应该向何处去？
在他们中间，罗伯特与亨利一样，都是著名作家和抵抗运动的英雄，是法国文化思想界硕果仅存的一代名流。
亨利还年轻，他决心与旧日的一切告别，动手写作一些真正可以流传后世的小说。而他的妻子波尔依恋的是沦陷时期那一段无所作为、关门闭户的孤独生活。亨利准备与波尔分手，为了向分手过渡，他决定接受葡萄牙抵抗者的邀请，动身去那里采访旅行。与他同行的是罗伯特的女儿娜第纳。葡萄牙之行使他大开眼界，明白了战争结束并不意味着正义的开始。他谴责美国的地中海政策。
年过六旬的罗伯特，憧憬一个“统一的欧洲，左派的欧洲”，认为法国“应该有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左派来实现人民阵线政府”，还认为在苏联和美国这二强之间法国应该靠拢前者，摆脱美国的奴役。他发起并组织了一个新的左派运动，奉行独立于法共的左翼路线。《希望报》是亨利在沦陷时期创立的一张反法西斯的报纸，享有巨大的舆论影响。因而，罗伯特提议亨利将其主持的这张报纸纳入运动之内，以促使运动蓬勃发展。
左派和右派都在向亨利招手。亨利在文学上曾是罗伯特的学生，在生活上是罗伯特的挚友，在政治上是罗伯特的知己。尽管他崇尚思想独立、厌恶任何帮派控制，但他和罗伯特一样信仰社会主义。几经踌躇后，他接受了罗伯特的建议。
罗伯特的妻子安娜热爱丈夫和丈夫的事业。她是一个心理学医生。女儿娜第纳自从被德寇夺去爱人后，对人生丧失信念，变得性格乖戾、放任形骸、自暴自弃。安娜也在寻觅存在的意义，抗战的胜利远未抚平一切人，包括她自己的心头创伤。她还年轻，还有别的追求……
罗伯特的左派运动成员复杂，他和亨利周围原先的朋友或同路人也在纷纷转化，有的更为激进，有的加入恐怖分子行列，有的向右靠拢。《希望报》被右派咒为“共产党的尾巴”，被共产党斥为“无产阶级的叛徒”，在左右夹击下，发行量剧降，财政上濒临破产。这时候，富商特拉利尤露出了右派面目，他以拒绝资助为要挟，要求《希望报》向右转向。亨利虽然顶住了转向的压力，可是为了保存《希望报》，只得让特拉利尤及其心腹挤入报社。亏得朋友朗贝尔买下关键性的五分之一的股份，亨利才得以保持对报纸的控制。
安娜在丈夫的鼓励下，应邀赴美国参加国际心理学会在那里举办的1945年年会。在芝加哥无意中结识了一位美国的左翼作家刘易斯。两人一见钟情。热烈的爱情使安娜对生存产生了新的意趣。可她终究放心不下丈夫及其事业。她计划实行一种“双重生活”，有意每年在欧美大陆间来回往返，既保持在美国的爱情，又不失去法国这头的家庭。当亨利与波尔彻底决裂，波尔饮恨自尽时，被安娜救离险境。
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戴高乐派呼声日增，苏联作出了激烈反应，政治形势日益紧张。罗伯特与亨利站在苏联一边。可是，苏联的逃亡者带出来确凿文件和资料，揭露苏联内部存在“劳动营”的奴役制度；左派内部因之掀起轩然大波。罗伯特认为，谴责苏联制度的缺陷有损于左派的事业，他决定“绝对不做损害苏联的事情”；亨利认为支持苏联并不意味着替它隐瞒黑暗，作为作家，他有责任阐述历史真实。两人的分歧形成了剧烈的思想冲突。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他们周围施加种种压力。亨利终于决定公开抨击苏联。罗伯特与亨利决裂。亨利被左派运动开除。法共舆论对亨利穷追猛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