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各政党联盟在内阁中容纳了共产党人，安德烈·马尔罗担任了情报部长，因此戴高乐于1946年1月就已辞去了联盟首脑的职务。他满心希望这一举措会令举国为之惊恐，而将他召回来，然后由他来提出苛刻的条件。然而，事实并非如他期望的那样，他的被召回已是12年以后的事了。1947年4月，戴高乐曾建立了法国人民联盟，在它的领导人心目中，这与其说是政党，不如说是国民能量的集结点。其成员百分之八十是工人、小商人和公务员，但该党骨干却持传统的中右意见，以至于自认为是戴高乐的左翼的马尔罗，也感到为难。一个月后，共产党就加入了反对派。
法国共产党人信奉“如果你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你就是反对我们”的观点，于是，萨特、西蒙·波娃以及“第三种选择”即存在主义者们自然就为他们所不容了。——传记作家A·马德森在《心心相印》里写道，——法国共产党称萨特是讨厌的毒蛇、山姆大叔的代理人、诲淫的小说家和使人类倒退到爬行时代的哲学鼻祖。扎斯拉夫斯基在苏联《真理报》上撰文抨击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令人作呕和腐败透顶的大杂烩，资产阶级舆论却企图让它冒充为最新颖和最富独创性的哲学模式”。
萨特什么都忍受了。即便对话从眼下看来根本没有可能，他也无法设想左翼能没有共产党人的参加。时隔8年后的1955年，西蒙·波娃偕萨特去中国旅行期间，发现30年代后期中国的伟大作家鲁迅，与自己的共产党朋友间发生的争执，竟与萨特遇到的情形惊人地相似！
4她痛苦流泪时，他却拔腿跑了
陶乐赫丝不断给萨特写信，信中多是怨言。起先，她已答应在西蒙·波娃去美国与阿尔格雷出外旅行时，前来巴黎与萨特共同度过4个月。可在西蒙·波娃动身的前夕，陶乐赫丝又给萨特写信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她决定不再见他了。
这使西蒙·波娃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她渴望着与阿尔格雷见面，这位被她在《一代名流》中称为“亲爱的丈夫”的男人，的确令她一想起来就激动不已。然而，陶乐赫丝不肯来陪伴萨特了，西蒙·波娃一方面极想回到阿尔格雷身边去，另一方面又想自己毕竟只同他生活过半个月，因而为他对自己的价值究竟有多大而进行掂量。
最后她决定在美国待2个月而不是4个月。不过，她没有写信告诉阿尔格雷她已改变了逗留时间的计划。在纽约中途停留时，她与斯蒂范和费尔南多·赫拉西一起过了一天，还出席了在布利克街新舞台进行的《毕恭毕敬的妓女》的第100场演出。她怀着复杂的感情度过了在芝加哥的最初24小时。阿尔格雷陪她先去看望一群毒品贩子，阿尔格雷告诉她，这些人的最大乐趣是同其他吸毒者一道交谈关于毒品注射的话题。后来又陪她去看一个小偷的妻子，这位小偷的妻子也在学习写作，每天眼泪汪汪地等着丈夫归来。
翌日一早，西蒙·波娃和阿尔格雷乘火车赶往辛辛那提。碰巧这天辛辛那提正在过节，飞机和探照灯在空中打圈，两岸的篝火交相辉映。航行在辽阔的水乡土地上，尤其是当俄亥俄河汇入密西西比河后， 它的夜景、它的月色比想象中更为迷人。
他们从新奥尔良飞往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参观了位于尤卡坦的玛雅人遗迹和危地马拉城中的印第安人茅舍。在乘长途公共汽车从墨西哥城前往莫雷利亚时，她终于唐突地对阿尔格雷说，她要在巴士底日即7月14日返回巴黎。本来，一踏上美国的土地与阿尔格雷相聚后，她就一直鼓不起勇气谈这桩事情。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讲这桩事情显得越来越紧迫，也越来越困难。阿尔格雷听到她突然改变主意，日程压缩了一半，其懊恼和失望之情便可想而知了。
“噢，好啊。”他淡淡的答道。
在莫雷利亚，他不愿出去遛达，任凭西蒙·波娃一个人走街穿巷，逛集市买织品。当她开始盘算下一天的行程时，阿尔格雷打断她的思路，说他看够了印第安人，看够了集市，看够了墨西哥，他跑够了跑腻了不想跑了。她起初还以为他像以前那样随便发发脾气而已，渐渐她惴惴不安了。他总是甩开步子跑得很快，当她赶上他时也不同她搭腔。她痛苦地流泪时，他却拔腿跑了。
旅行中止了，他俩乘飞机回到纽约。在《一代名流》中，西蒙·波娃说是阿尔格雷背着她寄回一封信给他的编辑，要这位编辑发一封电报来，嘱他必须立即返纽约。
在纽约，正赶上令人终日大汗淋漓的热浪。阿尔格雷与她交谈时的神志不像过去那样了，她甚至不时感受到他对她的敌意。一天夜里，西蒙·波娃问他：
“你对我不如我对你那样体贴吧？”
“对，”他答道，“两者永远不会是一样的了。”
那天晚上，西蒙·波娃倚着窗户，望着寂静的天空，听着冷漠的市声，哭了一夜。
接下来的几天，西蒙·波娃实在被阿尔格雷的生硬、乖戾所刺伤了，她说：
“我可以明天就走。”
“不！”他突然冲动地说：“我现在就要娶你！”
她一下子明白了，她没有任何理由怨恨他，他是无辜的，错在她这一方。他是十分执著地全身心投入地爱着她，并且一心一意想娶她的呀！
7月14日，她离他而去。归程中，当飞机一头航进茫茫黑夜，她失魂落魄，但是，通过这一段日子的相处，她发现双方的感情绝非是一种逢场作戏、过眼云烟式的消遣，也不是逃遁现实的一种手段。甚至，每一方都希望对方来同自己共同生活。
然而，即使没有萨特，她也决不会永远在芝加哥待下去，他也决不会来巴黎定居，为了写作，各自都需要扎根于祖国，扎根于为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双方的生活早已定型，这两种生活也不可能互相嫁接了。
西蒙·波娃写道；“我清楚地知道我和萨特的关系是什么，不过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从一开始，这种关系就已确定无疑了，但即便是最切合实际的言辞，也难以表达这种关系。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遥远的距离使我和阿尔格雷陷入了‘要么什么都有，要么什么都没有’的境地中。一个人涉洋过海，一连几个星期与自己的生活一刀两断，为的不仅仅是追求那种‘伙伴般的感情’，它只会转变为狂热得多的举动。我并不为有这种举动而遗憾，它给我带来的收获远远超过它给我带来的损失。”
《美国纪行》这时刚由莫里伊恩出版，反响挺不错。萨特正在写作《心灵之死》和一部评述19世纪诗人斯特凡那·马拉梅的论著。两人正准备在7月底出国旅行时，陶乐赫丝冷不防地从纽约打来电话，说她再也无法忍受与萨特分开了，想来同他过一个月。在大洋彼岸，她抽抽搭搭哭了起来，叫人心酸酸的。萨特答应了她。不过，他们在法国南部度过的整整一个月中，他狠狠数落了她一顿，他已把自己当初的负疚之心“兑换”成了对她的任性的怨恨。
这时，轮到西蒙·波娃为缩短在美国的行期而遗憾了。她给阿尔格雷拍了一封电报，说可以再到芝加哥去一趟。他却回电说：
“别来，太忙。”
她的心被刺痛了——写作忙无疑只是一个借口。不过，她也如释重负。对她来说，这种聚散分合，这种拒绝和冲动应诺显得过多了。在萨特与陶乐赫丝外出的这个月中，她便待在巴黎写作，读书，会友。
5“不是说我不爱你了，但你离得好远啊……”
9月，西蒙·波娃与萨特前往阿尔及利亚旅行、写作。回到巴黎后才见到阿尔格雷的一封封来信。信中告诉她：在一次为华莱士举行的宴会上，他爱上了一位年轻女子，她正在办离婚手续，他想与她结婚，她还在考虑，在考虑成熟之前不想和他建立暧昧关系，后来，他们几乎不再约会了。他在信中向她解释自己当时的想法，也许是步入不惑之年的缘故罢，他需要属于他自己的女人，需要属于他自己的孩子，并一起住在属于他的空间里——
你不同。你有萨特，有确定的生活方式，有知名度，有对思想的浓厚兴趣。你生活在法国文化界的中心，每天从工作和生活中获得满足。相比之下，芝加哥几乎如乌斯马尔一般远离一切。我过着枯燥乏味的生活，毫无例外地围着自己转，我从中感受不到任何快乐。我告诉过你，你也明白我是被粘在这儿了，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写这个城市，我只有在这里才能做这份工作。换言之，我已陷入我自己的陷阱里。……这位女孩帮助我更清楚地认清了我周围的现实。去年，我还担心因为对你不忠诚而毁坏了一切。如今，我懂得这种想法是愚蠢的，因为手臂再温暖，当它远在大洋彼岸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温暖的了；我懂得生命如朝露，生活太冷酷，我不能在那么长的时间中把一切温暖拒之门外。
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谈到了同一话题——
我想得到某些属于我自己的东西的心情，很大程度上是在这几个月中对我来说如此亲近，如此可爱的那个女人带给我的（那几个月虽然已告结束，但这种心情丝毫没有改变）。如果这个女人不是她，也肯定有别人取而代之。这不是说，我已不爱你了，但你离我好远啊，到下一次见到你的时候相隔好久啊……我感到谈论我们早先的交往有点无聊。但我们只能这样无聊，因为你不会远离你的祖国来到芝加哥，我也不能去巴黎，因为我总要回到这儿，回到我的打字机旁，回到我的寂寞中，我总感到需要别的什么人来亲近我，因为你离得好远啊……
复信中，西蒙·波娃简直无言以对。阿尔格雷讲的一切都很实在。但是她与他的关系真的要中止的话，她会一辈子感到苦恼、懊悔。在密西西比河，在危地马拉，他们在一起度过一个个多么令人终生难忘的良宵啊……
幸而他的信又渐渐升温了，不时给她寄来剪报、资料和各种烟酒糖果。后来又写信说，他正在预订6月份开往巴黎的船票。她那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平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