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她在逗留美国接近尾声时坠入情网
为西蒙·波娃美国之行提供帮助的，是外交部文化关系司的一位曾是超现实主义诗人的官员。
一到纽约，她便去找陶乐赫丝。陶乐赫丝正准备动身去巴黎，确如萨特所描述的，陶乐赫丝长得娇媚美艳，有着世上最迷人的微笑。
在美国度过的4个月，是精疲力竭又激动不已的4个月。繁华的闹市、辽阔的国土，使得西蒙·波娃眼花缭乱。后来她将在美国期间写的部分日记交《现代》连载，又集成一卷出版，书名为《得过且过的美国》。
她通过考察，认为美国确实是资本主义的故土，但它已帮助欧洲摆脱了法西斯主义。原子弹保障了它在整个世界范围的头号强国地位，使它有恃无恐。但是美国的知识分子展示出一种足以与他们父辈一比高低的沙文主义。他们对杜鲁门的每一次演说都点头称是，其反共产主义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他们对待欧洲和法国，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者的态度。“从哈佛到新奥尔良，从华盛顿到洛杉矶，我听到学生、教师和新闻记者们都一本正经地在问，是否最好在苏联有能力反击之前，就向莫斯科丢原子弹。这使我明白了：为了捍卫自由，必须镇压自由”。
她与美国作家阿尔格雷，是在她逗留美国接近尾声时坠入情网的。7年后，西蒙·波娃在她最著名的小说《一代名流》中，以20多页的篇幅，感人地描述了她与阿尔格雷一起度过的三天：
他光着身子，我也光着身子，我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他的目光伤害不了我；他也没有对我评头品足。从我的头顶到我的脚尖，他的双手爱抚着我。我又说，“我喜欢你这双手”。
“你喜欢它们？”
“一整晚我都在想，我是否能在自己的身体上感觉到它们。”
“一整夜你都会感觉到它们。”他说。
突然，他变得不笨拙也不羞怯了。他的欲望感染了我。我已有这么长的时期没有体验爱的滋味了，我重新感觉到了乳房、肚子和性器官的存在；肉欲压倒了我。我像面包一样给人以滋养，像泥土一样散发出气息。这真是不可思议，我丝毫没想到衡量时间和地点。我只知道，当我们的身体终于不知不觉地分开时，已能听到黎明的轻轻的鸟啼声。
他叫她“我的小高卢人”。最后一晚，当他们站在密执安湖边，看到流星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他说：
“说一个愿望吧。”
“我们会再见的。”她向他保证。又说：“我将永远在巴黎生活下去。”
阿尔格雷相信了她的话，却没有听出其中的弦外之音。
在忠诚和自由之间，是否有协调的可能？15年后，她将在《时势的力量》中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彻底的忠诚常被挂在口头，但很少见人身体力行。当人们约束自己实现彻底的忠诚的时候，他们常认为它伤害了自己。他们或是寻求感情升华，或是借酒浇愁，安慰自己。传统的婚姻往往允许男子间或地寻花问柳，但不允许女子这样做。如今，许多妇女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补偿男子的朝三暮四在生活中所给她们造成的损害，她们会妒忌、烦闷。许多男女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与我和萨特类似的关系，即在允许双方随心所欲地‘偏离正道’的同时，保持‘某种忠诚’。相比而言，‘塞纳拉，我对你忠贞不渝，以我的方式’。这样的忠诚风险不小，这样的可能总是存在：其中一方喜新厌旧，那么，另一方会认为他或她被不公正地欺骗了；于是，两个自由自在的人变成了针锋相对的虐待者和被虐待者。”
在许多情况下，一对夫妇常常因为迷恋对方，或者因为孩子，或者因为共同的利害关系，他们的关系显得坚不可摧。假如一对伴侣各自只限于和对方过性生活，那么，维持这种关系没有问题；只是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允许拥有的自由，有些名不副实——西蒙·波娃这样认为——她和萨特远比上述这种人雄心勃勃，他们都希望和乐意体验“偶然的爱情”。只是他们有意避开了一个问题：第三者会如何看待他们俩的协议？他或她是否有相应的思想准备和承受能力？
就事论事地说，以往的经历中，第三者都能轻而易举地适应西蒙·波娃和萨特的协议，因而在他俩的关系中尚有不少余地让他俩尝试风流韵事、露水姻缘。但是，假如第三者得寸进尺，毫不满足，那么冲突的发生就势所难免了。值得一提的是，萨特与陶乐赫丝之间、西蒙·波娃和阿尔格雷之间，都已经或即将面临这一困难境地。
2阿尔格雷再一次要求她同他白头偕老
5月20日，当西蒙·波娃在失魂落魄的状态中回到巴黎，陶乐赫丝还没有走。她竭尽全力想让萨特挽留她不走，她想至少逗留到7月。陷入困境的萨特狠着心肠放弃了挽留。
为了避免摩擦，西蒙·波娃和萨特住到巴黎郊区的一家小旅馆去了。花园里，玫瑰花开得正欢，沼泽地中牛群嬉戏，他们常常沿着让·拉辛散过步的一条杂草丛生、碎石遍地的小路上遛达。
到了固定的几个晚上，萨特便进城与陶乐赫丝会面。假如她对这种局面很满意的话，那倒皆大欢喜。然而，她不能忍受萨特要她再次离开。但是，不这样的话又能怎样呢？假如由她抛弃一切来巴黎与萨特成家，那么她当然指望着从萨特那里得到一切；然而，萨特这一方却无法承诺她的这一指望，于是他只好懊悔地倾听她发泄怨气，感到自己该受责备：虽然他曾有言在先，他们不可能结百年之好，但是在他说他爱她时，实际上便已宣告自己的话不能算数了，因为在女人看来——爱可以冲破一切障碍。从理论上讲，陶乐赫丝的这种想法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而且，她那无所顾忌地愿意献身爱情并要求全部拥有萨特的爱情也是值得肯定的。问题面临的关键在于，萨特坚持：在拒绝改变与西蒙·波娃的关系的同时，他深爱着陶乐赫丝，并一心希望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不久后，萨特陪陶乐赫丝去勒阿弗尔。两人分手时，她还在抱怨萨特带给她的痛苦。她写信来说，以后要么永远不来，要么来了永远不走。时值酷暑，萨特和西蒙·波娃去气候宜人的哥本哈根度假。但是，头一天的生活使她想起了尾随萨特的那些灰暗岁月。走在海滩上。萨特沉默寡言，她也没多饶舌。她惊恐地问自己，他们俩是否缘分快尽，将成陌路？这些不祥的念头一直延续到以后的几天，才慢慢地消散了。
与萨特同赴英国、丹麦、挪威、瑞典四国旅行归来，西蒙·波娃便马不停蹄飞往芝加哥。阿尔格雷已在瓦朋西亚路的一间房子里等了她4天了。阿尔格雷又一次要求她同他白头偕老。她只好向他解释说，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这次分别时不比去年5月那样伤感，因为双方约定，西蒙·波娃将于来年春天重返芝加哥，两人一起沿密西西比河南下，然后赴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作为期数月的旅行。
3 法共称萨特是讨厌的毒蛇
法国曾因战败和维希投降政府而蒙受羞辱，作为重述这种自我羞辱的史诗，也作为人类极其需要束缚自身的象征，曾被称作令人失望的《自由之路》前三卷，其地位将在几年内节节升高。《芬克和韦格纳尔斯现代世界文学指南》称这部作品是“本世纪最杰出的小说作品之一”，《企鹅欧洲文学指南》说，“这几卷小说在传达人的选择的模棱两可方面是才华横溢的，因为它们想像出了大自然的令人不安的富饶、躯体的不知不觉中的神秘变化和城市风光的忧郁的诗意”。
1947年的秋天，存在主义狂热达到了高潮。多芬街上的“塔布”是最著名的存在主义者的夜总会。每逢星期六晚上，这家夜总会就人头攒动，财源亨通。作家、小女明星和大人物们推推搡搡地为自己寻得一席之地，倾听维昂弹钢琴或是欣赏新奥尔良式的爵士音乐唱片。年轻的朱利埃特·格雷科，这位来自草场圣日耳曼亚文化群的女歌手，一头黑发，嗓音沙哑，当她高唱维昂和穆卢吉的悲歌时，那魅力足以令男人们为之倾倒，让女人们也以为她们成了格列科。
萨特总共才到过“塔布”两次，但报上的闲话栏却说他是它的鼻祖。流亡归来的出版商皮埃尔·拉扎雷夫发誓，在接管《法兰西晚报》后，他将倾尽全力“击败存在主义”。可是，为了打倒萨特，拉扎雷夫将不得不谈萨特，自己在以报纸帮助萨特扩大名声，却又指鹿为马地责备萨特在追求名声。
萨特和加缪之间亦存在着分歧。但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即：存在主义可以成为介乎两极分化的反共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合理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