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江水利和大佛
浊的金沙江和碧清的岷江，在四川宜宾附近汇合，始称长江。
岷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之一，也是长江水系中被误解最深的一条江。从《禹贡》所称“岷山导江”起，古代一直视岷江为长江正源，直到明朝末年由徐霞客明确指正：金沙江才是长江的上源。但和者甚寡，反对者太多。直到江源认定，岷江才从长江源流的位置上退下来，岷江也由原先的称之为“江”、“大江”、“江水”正名为“岷江”。
在这之前，岷江只是别称。对岷江的误会其实并没有结束，作为岷江干流的乐山市以上段岷江，无论长度、年径流量还是流域面积，远不及大渡河，只是因为大渡河如金沙江一样穿行于万山峡谷，存而不露，大而不显，不为人知，大渡河便被当作岷江的支流，一直沿用至今。
传统与习惯在久而久之后，人们就不辨真伪了。
确切地说，根据“河源惟远”的原贝」，岷江应是大渡河的支流。
岷江发源于四川松潘与甘肃交界处的岷山南麓，全长735公里，流域面积13.6万平方公里。南行，被邛崃山与茶坪山夹持，青城山挡住去路，东行至灌县今都江堰市，复往南流。奔突于岷山脚下的岷江山高浪急，水量和水力资源在长江各支流中均首屈一指。这是一片格外湿漉漉的土地，川西一带是全国著名的多雨中心，素有“巴山夜雨”、“西蜀漏天”之说，蛾眉山一带的年降雨量竟达2000毫米以上，你看那里的小草总是嫩绿欲滴，那里的土壤能捏出水来就明白了。岷江得到大量的雨水补给，年水量达868亿立方米，相当于黄河的一倍还多，其充盈富足可想而知。可是当岷江一旦进入成都平原，江面骤宽，流速急减，泥沙沉积，掀塞河道，或者泛滥，或者干旱，这又是岷江的另一面了。
大渡河发源于四川和青海交界的巴颜喀拉山支脉果洛山，在乐山县注入岷江，全长1070公里。
1996年深秋的蒙蒙细雨中，我第二次踏访都江堰。
秦昭襄王三十年，约公元前277年，蜀郡太守李冰，在前人治水的基础上，率当地工匠、民众建造的这一航运、灌溉、防洪三者兼备的水利工程，其秦汉时代的名称已经失传。晋、北魏时称湔堰、湔堋、金堤、都安大堰，唐时称犍为堰，宋朝时改称都江堰至今。
人类找到了河流，也就是找到了生命之源；人类亲近河流的时候，又发现水还能淹死人，让家园成为泽国。爱水、用水、治水便相互缠结着，巴蜀文化因而给人以湿润感，从川江号子到巴蜀神话，无不浸透着水的魅力，其中也包括了对治水者的神圣的颂扬。
都江堰渠首工程选择在灌县城西玉垒山下，岷江出山后的一个弯道处，正好是成都平原三角洲头，至今巳有2200多年的古堰，依然灌溉着27个市、县，900多万亩农田，为成都市提供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为岷江上游提供木材漂送通道。李冰造都江堰的过程，以及都江堰造福天府之国的悠久历史，无不透彻着自然哲学的神妙和人的智慧，波涛流水是天人合一的和谐之曲。
《史记，河渠书》载：“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溉浸，百姓饔其利。”汉武帝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司马迁由长安出使四川、云南，途中游览了都江堪。
都江堰没有取“拦河筑坝”、“集流引灌”之法，而是“无坝引水”。其主要工程是凿离堆，开出一个宽20米长40米的引水缺口，成为引岷江之水进人成都平原的咽喉，世人亦称“宝瓶口”。令人惊讶不解的是，2000多年间有文字可考的测量记录说明：不管岷江洪水多大，进人宝瓶口的流量从不超过每秒800立方米。其二是“壅江作堋”，即建造一处分水大堤，也称“分水鱼嘴”，取分流法使岷江成为内江和外江，内江引水，外江分洪排沙，达到分洪以减灾、引水以灌溉的目的。然后是在“宝瓶口”下开凿并拓宽郫、检二江，再按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类推，分解出诸多渠道，使蜗江之水分流成安澜细水自流灌溉成都平原，人称“飞沙堰”。“分水鱼嘴”把不驯的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了，“飞沙堰”既飞沙又溢洪并且流进万家良田了，而“宝瓶口”总是自然而然地控制着水量，仿佛有一种神力在把握。都江堰是2000多年前的古人设计创造的一个系统工程，当分水、飞沙、瓶口成为一个系统之后，在互为依存、互相关联、互助协作之下，便产生了超过各自自身的整体功能。都江堰告诉后人：
一个工程系统的最根本的结构原则，应是工程与自然环境的一致性，然后是工程各部分的一致性，始能成功地既不破坏自然，又能造福人类。
李冰不会想到，近现代百年间中外水利专家纷至沓来，面对都江堰无不感慨莫名，勘査、测量、计算、论证之下，后来便总结出正面取水、侧面排沙、二级排沙、动力平衡原理等科技含量很高的经验，从而达到“使引水与排沙在时间上统一，在空间上分开”。显然李冰及其都江堰的建设者们，至少在理论上并不了解这一切，他们遵循的是乘岷江之势而利导，“深淘滩，低作堰”，“逢正抽心，遇弯截角”等简单的道理，用的也是简单的结构和竹篓卵石等简单的材料。
《华阳国志》载：李冰刻三个石人立于水中，这是都江堰最早的水情标志。《宋史河渠志》中已有明确的“7欠则”记载，也是从宋代开始定下了“穿淘”的岁修制度：“岁暮水落，筑堤壅水上流。春正月，则役工浚治，谓之穿淘。”并且规定：“凡堰高下、阔狭、深浅’以至顷亩、夫役、工料及监临官吏，皆注于籍。岁终计效，赏如格。”开宝五年，宋太祖勒石重刻“深淘滩，低作堰”六字诀于灌口江干。如今李冰庙前石壁上所刻的“深淘滩，低作堰，六字旨，千秋鉴”等语，为清同治十三年灌县知县胡圻撰写的。
一个千载不朽的工程，也必定是被千载呵护、珍惜的过程，其后年复一年的维修者要比建造者多得多。倘不，都江堰早已是乱石一堆了。
中国人现在还有这样的耐心吗？
都江堰的建造初衷，司马迁所记最为可信，即除水患、利行舟，“有余则用溉浸”。不少论家忽略了这句话，尤其是“有余”二字至关重要。都江堰还揭示了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人类进程：当距今12000年前的最后一次冰期结束，地球上几个古老文明中心，几乎同时步入原始农牧时代。随之而来的是洪水泛滥，在中国便有了大禹治水的传说。至春秋战国时期，水利建设已经和一地一国的军力国力密切相关。其时郑国渠灌区亩收一钟，颜师古注《汉书》言“一亩之收至六斛四斗”，近185市斤。溉田比旱田亩产高出二斛以上，以郑国渠灌区汉亩115万计，每年增产粮食近7000万斤。一次20万人费时两个月的战争，以每人每天吃粮3斤计，需3600万斤。秦国富强攻城掠地实在是与水利、溉田密切相关的。
战国与秦汉，曾经有过两次兴修水利的高潮。这首先应归功于水溉之田的粮食丰收，无论争霸天下或是安定民生，有饭吃能吃饱是头等大事。然后是坚利铁器的使用及推广，较之粗放耕种渐渐进入精耕细作的阶段，汉武帝既“笼盐铁”，又“争言水利”，可谓得历史风气之先了。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已经有了《九章算术》、《管子》、《考工计》等著作，对于测算和勘察大有助益。
李冰担任蜀郡守的下限不祥，从有关资料分析约三四十年，除创建都江堰水利工程外，还有不少建树，在我国古代地方官中实为罕见，根据史料列举如下：
修都江堰，凿离堆开宝瓶口，建鱼嘴、飞沙堰、百丈堤，作三石人、三石马等。
开凿、疏浚由都江堰渠首经成都入岷江的郫江和检江，沟通成都西、南、东三个方向的水路。
在成都二江上刻石犀有五，作镇水之宝；架七桥，人称“七星桥”，以为市郊交通。
开凿成都石犀区，沟通郫、检二江。
开凿人工干渠羊摩江，灌溉川西平原岷江右岸部分土地。
在广都（今双流、仁寿一带）造盐井，一变蜀地缺盐之困，由外购而外销。
治理今宜宾一带长江水道。
疏导石亭江入沱江。
在川西平原大兴水利修建渠网，改山地为梯田。
协同汉中修建了“千里栈道”。
发展了对身毒（印度）及四川、贵州的经济往来。
《华阳国志‘蜀志》称，李冰造都江堰后，“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整个川西平原“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蜀地因而成为秦皇统一天下的战略要地，以及刘邦的立国之本，也是历史上割据者、草头王的必争之地。
李冰深知长江诸水对蜀地的无比重要，治蜀先治水，得水便得蜀。可是在修造都江堪之前，他的动员方式是先造三座祠庙，以祭蜀神，从而得蜀人之心。扬雄《蜀王本纪》谓：“李冰以秦时为蜀守，谓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这是说古时蜀人的一支由岷山下迁，沿岷江之水而行至川西平原定居，死后魂归岷山，途经天彭门。李冰踏访都江堰水文地质时，宣称自己“仿佛若见神”，接着下令在江边立祠三所，百姓欢呼。秦灭六国天下一统后，曾经令负责祭祀的官员将各地名山大川之鬼神编排人册，上奏朝廷，统一规定祭祀的规格级别，当时全国46郡，朝廷通过的只有18座，蜀郡独占2座。即：渎山，蜀之汶山；江水，祠蜀。这便是李冰所立三祀之二，一祭山神，二祭江神；另一祀为望帝祠，祭蜀王杜宇（据《史记一封禅书》）。
过去的科学，有的已成为宗教，或被视为迷信；古代的真实，有的巳被当作神话，或者竟巳失传。
中国历史上的风水说，是中国古代环境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漫长的演变发展史。在殷商废墟的发掘中，经常能见到“卜作宅”、“卜作邑”的甲骨文，至战国秦汉已趋于普遍化，在《易经》、《太玄》等书中有大量反映。人们广泛地应用风水理论来选择民居、城址、城门，规划道路等等，这又说明了风水与家园的紧密相关。
风水理论认为：“督藩大府，京都畿甸，皆平野旷阔，水为缠绕，不见山峰。盖不如此则气象不宽，堂局不展，如头面窄、规模狭，止可作小小县镇，亦不可作大县也……望之无限，不见所际，根据无凭，不见所倚，然百十里间，皆是环卫”（清江子《宅谱问答指要》李冰治蜀有种种实绩，贯串融会其间的却是蜀人的宗教信仰以及风水说，尤其是关乎生存、生产、川西命运的“水口”选择。在古代风水理论中，水的重要性对一村一镇一城而言，远远超过山势龙脉。“水口”包括人口和出口，“水口”安则大地安，“水口”富则人群富，“水口”乱则天下乱。“水口”距村镇城市的距离没有严格规定，距村镇约在1至70里之间，城市当在百里之外，关键是流水是否顺畅、丰盈。李冰选择宝瓶口为“水口”入口，这是岷江的一个拐弯转折处，秦汉蜀人又称这里为灌口、天彭阙、天彭门，是魂灵的出口，人间天上的必经之关口，作为自然地理的一处地点，已经由蜀文化和神秘意识所笼罩。中国风水中的水口有天然形成的，也有人工整治的，即便后者也只能在有水之处开凿而成，而宝瓶口可谓两者兼而有之。两晋时宝瓶口又名“渠口”，左思《蜀都赋》谓“指渠口以为之门”，五代前、后蜀时指宝瓶口为“京口”，京乃成都也，明确地喻宝瓶口为成都之口。
千家万户，川西平原，成都一邑最要者是什么？是水，岷江水量丰富但也时有旱涝之灾，因而必须治水，使水适量而安澜。水是命脉，水从何入、怎样分流则是命脉之口，这就有了中国风水中水口的选择。
自从有了宝瓶口，成都便既不缺水，亦无泛滥之灾。
你看成都人人都是茶客，你看酒楼茶肆里那一把大壶长长的壶嘴及其出口便知道了：水正从水口流进人口，也流进成都之口。
蜀地一年一度的开水节，是对江水之神的祭祀。
开水节又称放水节，李冰建都江堰后同时也祀李冰。把清明节定为开水节，则在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978年，这一古老的水利民俗文化节，在成都平原已经相沿1000多年。
开水时节还意味着都江堰岁修的结束。每年冬日枯水时，都江堰渠首用“杩槎截流法”’筑成临时围堰，修外江时拦水人内江，修内江时再拦水进外江。清明时节雨纷纷，内江灌区开始春灌，都江堰渠首拆除拦河杩槎，放水人渠。有《灌阳竹枝词》为记：都江堰水沃西川，人到开时涌岸边。喜看杩槎频拆处，欢声雷动说耕田。
古代成都的开水节均由总督、督抚等高级官员主持大典，任主祭官。开水的前一天，主祭官从成都启程，中途先祭古蜀国治水有功的望帝和丛帝，当晚宿灌县行台衙门。次日清晨，鼓乐和仪仗开路，百姓雀跃而至，主祭官坐轿，随从抬祭品于轿后紧跟，先到伏龙观，再沿玉垒山古驿道出宣威门、玉垒关，到李冰庙。清代规定的祭祀李冰的礼仪是牲用少牢，祭列九品，主祭官穿袍服，二跪六叩礼罢，读祝文：
惟神世德，兴利除患。作堋穿江，舟行清晏。灌溉三郡，沃野千里。膏腴绵络，至今称美。盐井浚开，蜀用以饶。石人镇立，蜀害以消。报崇功德，国朝褒封。兹值春灌，理宜肃恭。
尚飨！此时古堰两岸，人头攒动，盘山路上，彩旗迎风，主祭官一声令下：开一水！三声礼炮后几个剽悍的川西汉子纵身跳上内江拦河杩槎，挥动利斧砍断盘杠结点竹索，再用大绳系住杩槎顶，岸上十几个汉子齐发一声吼把杩槎拉倒，碧清的江水于是脱缰而出，涌入内江。堰工们一边唱开水号子，一边手持长竹竿，朝向内江中的水流轻轻拍打，以为嘱咐，大意是：水流清清兮，灌我良田；岷江安澜兮，载我小船；水安民安兮，川西有幸；大江远去兮，万古流芳！孩子们沿江飞跑，用小石子投向内江流水的最前端，名为“打水脑壳”；老人跑不过年轻人便早早地在前路候水，并争舀头水祀神，祷祝合家平安、五谷丰登。开水后的主祭官是最紧张的，他必须立即坐轿或乘车飞奔回成都，赶在“水头”抵达前先到一步。如果稍有松懈落在“水头”之后，这一年川西平原与成都市就有可能闹水荒，主祭的官员便被视为失职，告到朝廷就是“罪无可道”’因为他对天地流水缺少敬畏虔诚。
1940年的开水典礼，是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持的，盛况空前传为佳话。其时都江堰渠首各主要工程竖起高八尺、宽一丈的工程介绍牌，二跪六叩大礼改为对李冰神像三鞠躬，参祭人等齐声颂读《迎神词》：
曾曾小子，胚胞黄农。长被泽流，永赞神功。神之格思，百福所赐。作之述之，为万世利。
颂毕，随从以鲜花捧送林森，林森亲置李冰神像前，然后合唱纪念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