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人间化是东亚的现代化推动下形成的趋向，如果将它置于现代化的全程中加以考量，对佛教的人间化理解就会更加清晰。依现代史家罗荣渠的见解，东亚现代化是全球三次现代化思潮中最具全球性的一波。第一次现代化大潮是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由英国开其端。第二次现代化大潮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在美国显其盛。这个时期也是西方殖民主义运动的第二次大扩张期，除了日本实现向现代国家转变外，整个东亚都陷入奴役，被殖民化或半殖民化。第三次大潮则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东亚与拉美的新兴工业化对前现代世界发起了一次全球性的大冲击。现代化作为一种新型生产、生活方式，在经历了启动阶段之后，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引起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福利、居民健康、社会心理、人的精神人格等各个方面的变化。[9]罗荣渠的看法主要是从物质文明着眼，对第一次现代化大潮之前新教改革精神的先导作用重视不够。当然宗教在东亚作为文化血脉，对第三次大潮有着复杂的或前或后的反映。就佛教界而言，佛学领域的反应最敏锐，相应的人间化或类似主张也提出较早，佛教本身的形态变化则滞后些。而从社会学角度观察，其主要表现在：
（1）佛教的经济基础从小农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
现代化的过程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逐步瓦解，为市场经济所取代的过程。这一进程使传统的寺院经济基础受到强烈冲击，迫使寺院通过市场的途径开辟新的经济来源。东亚国家与地区都经历了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革除了小农经济的生存的基础，为现代市场经济提供了条件。
在日本，1945年和1947年进行了两次农村土地改革。此前日本的工业化之所以会转向对外侵略，与农村传统体制并无根本改变有关。此后，除了生活在农村的地主可保留少许土地外，其它的大部分土地由国家有偿购买、转卖佃户，彻底瓦解了租佃制度，大大动摇了传统寺院经济的基础。寺院的领地或被国家低价收买或强行疏散，按规定，除部分特定寺院外，寺院不再拥有农耕地，所需要的“佛供田”等，只能靠开荒和耕地之外的土地来充当，当时能以传统的檀家收入和土地来维护的寺院仅占2成左右，许多寺院经营艰难。50年代日本工业化新高潮的到来，这才改变了产业结构、城乡结构。1920年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比是18％：82％，1960年为63．3％：36．7％，到1980年已是76．2％：23．8％。在这种冲击面前，许多寺院开始发展多元化的寺院经济，重建佛教的经济基础。到6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复苏，多元化寺院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1965年到1968年佛教系的法人已由50年代初的0．82％增至61％，东京2500座寺院中，从事经营活动的寺院达到70％。寺院经营活动丰富多彩，从开设鲜花店、自行车店、快餐店、宾馆、出租寺院领地到入股投资、代办保险业务、发放证券等，仅东京1965年开设停车场的佛教法人就有158个。[10]
在韩国，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进行的土地改革，规定每户不得拥有超过3町以上的土地，一户超过3町以上的土地由政府购买，然后再有偿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户。为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打下了基础。[11]从1962年到1966年起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以工业化为主的政策。而韩国佛教自1945年摆脱了日本文化殖民政策的束缚，获得了自主发展的空间。1948年，总务院宋曼庵教正提出多项改革措施，但未被大多数僧人接纳。50年代，形成了传统体制即31个本山的联合体——佛教总务院当权派与体制外的佛教禅学院、佛教青年团、佛教女性总联盟、佛教革新联盟等七团体的对峙。在土地改革间接影响与政府干预下，佛教界展开了佛教净化运动，在日本佛教影响下形成的带妻僧与坚持独身的比丘僧之间，展开了近二十年的争论。从1963年起，韩国进入了经济持续增长期，至1970年迈入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在1963年至1989年的25年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7％。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也得到大幅提升，在50年代韩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其它国家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70％左右的人口还是在农村。然而，从60年代起城市人口和城市数目迅速增长，1990年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达75％左右。同样，70年代以后，“韩国佛教开始致力于现代化，努力适应于现代社会。从教义、教规、经营全方位地进行现代化的探索”[12]。
从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来看，如果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算起，现代化已历经近一个半世纪的艰辛和曲折，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进行了土地改革，但直到90年代才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大规模现代化事业才得以展开，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至世纪之交，工业化水平已超过50％。城市化程度虽然离一般发达国家90％水准较远，但也已达到35％，特别是其年均增长速度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13]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是都市社会领导着乡村社会，未来乡村社会还将进一步萎缩。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入，大陆寺院经济也正在从最初的旅游观光型向商业投资甚至品牌经营等领域扩展，少林寺在世界范围的品牌经营正是一个显例。
中国台湾经济在经过了土地改革后，从60年代开始迎来质的飞跃。这个时期，平均年增长率达10．1％。其中，农业达4．6％，工业竟高达19．4％。在60年代之前，台湾仍属以个体小农为基础的农耕社会，到1965年台湾的工业比重已经超过农业，到1983年，台湾农业人口仅占18％，而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人口占81％以上。[14]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佛教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必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星云明确提出“现代化的佛教事业，应包括工厂、农场、保险、银行、公司，所谓工农商贸”[15]，点明了现代佛教与传统佛教所赖以发展的不同经济基础。由此，“佛教道场迅速发展为企业化的组织，他们抢占市场，以高明的市场行销手法扩张势力”。据称仅慈济、佛光山、中台山、法鼓山、灵鹫山五大道场在2002年的总收入共有新台币70亿元。[16]
（2）佛教教派摆脱国家主义影响转向自由竞争，佛教形态的现代转换有了良好开端
市场经济肯定人的自利，大大激发了人的创造性，彻底打破了传统农业社会的停滞、保守状态。多元的经济体制、产权结构、社会集团等使整个社会呈现活跃的多元化局面，为宗教的发展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宗教开始逐步摆脱国家主义影响走向信仰自由与多元竞争，不仅各宗教之间的竞争带来了动力和活力，而且还使宗教内部的宗派竞秀愈演愈烈。
日本佛教在古代一直受到国家的保护，并依附于国家神道，把所谓的护法护国防邪作为一贯的方针，各宗派间则一向壁垒森严。二战后废除了神道的教宗地位，在占领军的指导下实行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政策，摆脱了国家主义的控制，佛教才真正具有了独立性。真正开始了现代转型。据日本文化厅《宗教年鉴》统计：1947年佛教信徒为3674万，战后1961年6696万，1987年8786万，1987年达到9294万，到90年代人数仍然保持基本稳定。日本佛教有13个宗派，战前有56个分派，到战后，教团增至270个，1987年有教派157个，1991年还是维持这个态势。
韩国佛教连绵至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佛教传人韩国后，与韩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护国主义成了韩国佛教的根本精神，忠孝成为道德伦理准则。例如韩国把佛教的“世俗五戒”解释为：“一日事君以忠；二日事亲以孝；三日交友有信；四日临阵无退；五日杀生有择。”二战后，韩国佛教也开始摆脱政治控制，走上独立发展的轨道。1962年的新宪法规定：一切国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不承认国教、宗教与政治分离。据1975年10月文化公报部发表的教徒数字，佛教寺庙和传教所有5926座（包括圆佛教在内），信徒有12713292人，占全体宗教信徒的50％多。两年后，佛教信徒数字又有增长，达1300多万人，占韩国总人口的35．3％。根据1999年的统计，佛教是全国最大宗教，有教团80余，寺院19059所，教职人员37153人，信徒（有重复统计之嫌）近3400万人。韩国佛教各宗团开办的大专院校有76所、初高中22所以及大批小学和幼儿园等。现在韩国除曹溪宗、太古宗人数众多外，华严宗、净土宗、真言宗、天台宗大觉佛教、龙华宗、弥勒宗、龙华同乘会、总和会、一乘宗等中小教团也成长起来，一些新兴佛教教团势头更猛，如圆佛教、真觉宗、元晓宗、佛入宗、法华宗等。
中国大陆佛教在80年代后迅猛地恢复发展，这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宗派而言，禅宗与净土宗寺院仍占多数，天台宗以及藏传、南传佛教寺院则具有地区优势，律宗寺院虽不多，但分布颇广。与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色相应，围绕着著名大寺院或名山寺院群，北京、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江西以及长三角、珠三角佛教都在隐隐形成较自主的中心，青藏甘、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区佛教则拥有更多的自主权。由于衡量标准不一，现今大陆佛教徒的确切人数很难统计，保守的估计应超过一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