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以来，几经兴衰，及至清代后期，再现颓势。传统佛教之衰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其中主要有：
一、传统宗法社会的衰落与西方列强的侵略，使整个社会持续动荡，佛教失去世俗王权的庇护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其兴衰始终与中国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与中国世俗政权统治者对佛教的好恶密切相关。
中国汉传佛教在唐代臻于全盛，八宗竞秀，高僧如云，中国化佛教的义理也趋于成熟。其重要原因首先是传统宗法社会在唐代前期趋于鼎盛，小农经济发达，国力雄厚。其次就是由于国力强盛，唐代朝廷有充分的自信，对内放松了意识形态控制，对外采取了开放政策，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也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但是，统治者对佛教的偏好与过分利用，会导致政教关系的偏差。如唐宪宗李纯于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在长安迎风翔法门寺佛骨入京，导致举国如痴。仅仅24年后，即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唐武宗李炎就下令毁佛。这固然与他个人爱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民众的宗教狂热，包括对民俗佛教的信仰癫狂、建寺造像热、出家热，危及了儒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与政府税收，并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同时，这也不符佛教的理性信仰本色。因此，历史上佛教的几次兴衰都与帝王过于好佛，或以行政手段强抑佛教有关，而“三武一宗”灭佛造成的“法难”更是家喻户晓。这说明了长期以来，中国佛教一直不得不在帝王护持，国家管理下传播、发展。帝王或出于个人信仰，或出于政治目的，扶植、利用佛教，敕建寺庙，礼遇高僧；或反之。长此以往，形成了佛教对王权极大的依赖性。
而至少从清代中后期始，传统宗法社会本身已老态毕现。湖广白莲教起义反映了小农的生存窘境，本是“良民”却被迫揭竿而起。为镇压这一规模并不很大的农民起义，又搞得清廷国库空虚，以至于无力对付英国的鸦片贸易政策，举措屡屡失当，引发了鸦片战争……这一切，如同连锁反应。从内部看，鸦片战争及其后一系列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其实叙说的是衰老的中国宗法社会及其政治权力体系，已无法与力量空前强大的全球资本主义抗争。对外极其虚弱，丧失了自信心的清廷，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祭出了加强儒家意识形态控制的传统法宝，“庙产兴学”为其对策之一。这既可争取士大夫的支持，又可节省朝廷办学的财力，还可饰以“维新”的美名。而作为佛教生存重要根基的寺庙财产，历来依赖王权保护。但在近代乱世之中却是屡遭劫夺。早在戊戌变法时，湖广总督张之洞著《劝学篇》，建议朝廷改全国寺庙、寺产的70％为学堂之用。此议被清廷采纳。失去了王权保护的佛教寺院虽也有抗争，但实际上只能任人宰割。此后历届政府延续了这一政策。如1915年，袁世凯政府公布“管理寺庙条例”31条，将寺庙田产置于地方官吏管辖之下，准予地方官吏占用。这是民国第一次庙产兴学风潮。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与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提议“改僧寺为学校”，掀起民国第二次庙产兴学风潮。1930年，邰爽秋组织“庙产兴学促进委员会”，主张解散僧众，划拨寺庙振兴教育，并经国民党三届四次全会议决，掀起了民国第三次庙产兴学风潮。
由于大量寺产被占，使佛教失去了赖以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佛教也就不能像以往那样通过赈灾、布施来沟通与贫苦百姓间的联系，极大地削弱了佛教的社会基础，从而使传统佛教的重振举步维艰。
此外，由于内忧外患交织，长期战乱不已，中国传统的佛教在千年未遇的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仿佛汪洋中的破船，随风漂荡，岌岌可危。1851年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其实代表着西方宗教与中国民俗信仰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结合。如果不能将其引导至建设性方向，这就是一股毁灭性力量，不但在那时，还会在未来历史舞台上反复表现。所谓“皇上帝”，正是这一结合的典型。于是，信奉这唯一神，必视儒、佛、道为魔，兵锋所至，焚寺毁佛，江南佛教几遭毁灭性打击。西学东渐也使固守原有封闭思想体系，且与社会日渐隔离的佛教信仰基础被削弱。1916年高举着民主、科学旗号的新文化运动兴起，科学主义成为意识形态权威，成为人们判断是非的基本标准，误被认为与科学水火不相容的宗教亦受到知识界人士的反对，他们既然不了解宗教与巫术（迷信）有着重大区分，那么一波波的反宗教反迷信运动就必然玉石俱焚。在这一运动中代表着“全盘西化”倾向的一批人更是激烈地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佛教自然也受到了牵连。
二、其它宗教挤压，传统佛教四面楚歌
佛教自传人中国以来，在长期的流传中，逐渐中国化，并与中国传统的儒学和道教成鼎足之势，并驾齐驱。
然而在中国人的习惯思维中，大多认为儒主人世，承担社会管理与伦理教化；道主养生，担负着人们养生健体的指导。而具有浓厚出世色彩的佛教，则主要被人们用于追求心灵的解脱。因此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学佛是“看破红尘”、“遁入空门”，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如意的人寻求避世的路径，从而使得在极重现实和物质生活的农耕民族中，佛教难以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主流，在与儒、道两家争夺信众的长期过程中，虽有其优势，但屡遭失败。
加上元、明以来，随正统佛、道教的衰败，白莲教、八卦教等多种民间宗教在中国蓬勃兴起。这些宗教往往掺杂传统佛、道教思想，利用民间信仰，与民间秘密社会、政治力量和家族势力相结合，在民间秘密、迅速传播，极大地挤占了传统佛、道教的发展空间。
除此以外，明末清初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又使走入困境的传统佛教雪上加霜。虽然基督教在中国的流传不及佛教久远，尤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向与西方坚船利炮相伴随，遭到了中国民众的厌恶和抵制。但与中国佛教相比，其文化强势依然存在。例如早期传教士以西方科学技术为先导，赢得了部分中国士大夫的信服。其教理主要依据人们对现世苦难的憎恨及对救世主的敬畏和依赖而建立，与强调“自力”救度的佛教宗派比起来，容易得到动荡社会中深感自身软弱无力的下层民众的共鸣和信奉。虽然基督教刚传入中国时，因百姓不理解而遭到仇视。但基督教在全球范围的广泛传播使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些传教士通过其对宗教无私的献身精神，在中国兴办医院、学校、孤儿院等慈善机构，救济贫困，使基督教在中国贫苦百姓间改变了形象，获得了一批坚定的信众支持，对传统佛教构成极大威胁。
三、导致佛教衰败的自身原因——久已被中国社会宗法化而不自知
传统佛教在近代中国的艰难处境，除了上述社会文化原因外，更重要的还是其自身原因。
首先是僧尼素质低下。应该承认，无论从悠久的佛教传统看。还是从中国实际看，僧尼都是承载着佛教传播、发展使命的主体。在中国宗法社会分崩离析之际，佛门僧尼数量仍相当可观。据统计，清嘉道年间（1796—1850），全国僧尼总数逾五十万，到民国时期，汉地僧尼总数更是逾七十万之众。然而令人可悲的是，僧尼人数虽多，却素质低下，已经难以承担这一使命。中国近代社会纷乱不堪，僧尼的中绝大多数来自贫苦百姓，因天灾人祸、战乱、贫困等原因走投无路而避入佛门，并非出自对佛教的真心信仰。况且这些人大多文化层次不高（据印光法师称，当时僧尼中不识字者占80％），佛学根基全无，进入佛门后亦很难深造，以至出家多年不会背简单的“楞严咒”者，也不在少数。在宗法社会的熏陶下，正如严复所言，中国人只是各恤己私，“夫泰西之俗，凡事之不逾于小己者，可以自由，非他人所可过问，而一涉社会，则人人皆得而问之。而中国不然，社会之事，国家之事也。国家之事，惟君与吏得以问之，使民而图社会之事，斯为不安本分之小人，吏虽中之以危法可也。然则，吾侪小人，舍己私之外，又安所恤？且其人既恤己私而以自营为惟一之义务矣，则心习既成，至于为诳好欺，皆类至之物耳，又何讶焉？”[1]与社会上几乎一模一样，民国佛教界领袖太虚曾痛心指出，僧界“末流之陋习”为四种：（1）清高流：即传统的山林高僧，不问世事，隐遁清修。（2）坐香流：传统的丛林僧众，终日在禅堂打坐参禅，一切不管。（3）讲经流（讲经说法），但其所讲者也还是宗法社会中的老套，脱离了民众急欲解答的疑问与紧迫需求。（4）忏焰流：专作佛事经忏。“除第一流外，余之三流，人虽高下，真伪犹有辨，其积财利、争家业，藉佛教为方便，而以资生为鹄的则一也。”[2]释正果亦抨击，某些寺庙的“当权者，贪图享受……懒惰成风，对于佛教的公共利益和存亡问题，一概置之不顾。他们甚至为了一己之私欲，将寺庙财产挥霍殆尽”。而苏曼殊和章太炎在《儆告十方佛弟子启》中揭露说，当时佛门僧人“不事奢摩静虑，而唯终日安居，不闻讲经说法，而务为人礼忏。嘱累正法，则专计资财，争取缕衣，则横生矛戟。驰情于供养，役形于利衰……复有趋逐炎凉，情钟势耀。诡云护法须赖人王。相彼染心，实为利己，无益于正教，而适为人鄙夷……”。更有甚者“裸居茶肆，拈赌骨牌，聚观优戏，锔牵母邑”。因此说“法门败坏，不在外缘而在内因”。由此看来，佛教在近代的衰败，其根本原因在于承担传教护法大任的僧众素质低劣，不但不了解国内外大势，也不顾关系佛教存亡的大局，甚至其上者，即太虚所讲“清高流”，也只顾个人清修。其理由就是未能自度，又岂能度众？殊不知大乘佛教强调，菩萨度尽众生最后才自己成佛，正是针对这一口实。而没有社会的相对安定，个人实际上也很难自度。
其次，传播手段落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虽然在隋唐时也曾经有过俗讲、悲田院等较为积极活泼的方式，但宋、元以后这些方式逐渐消失了，大多数地区的佛教传播还是靠在寺院里讲经说法为主要方式。应该说这种守株待兔式的传教方式，在太平盛世，对社会公众尚有一定吸引力。名山古刹，得道高僧，足以吸引一批善男信女前往磕拜，皈依。但在近代中国连年战乱中，民不聊生，一般百姓流离失所，四处飘泊，佛教靠这种方式就只能坐以待毙了，其实质是整日坐在寺院里等人上门供养。这与基督教传教士那种深入社会底层，直接面对基层群众，以服务为手段，循循善诱，劝人入教的积极态度相比，其效果是有天壤之别的。与守株待兔相反的是另一极端，即是寺院与寺院间争夺地盘，僧人与僧人间争夺信徒。这是宗法家族中由于财产共有的家长制造成的“窝里斗”在佛教内部的表现。各寺院间你争我夺，甚至互不往来，或者往来只是门面上的，暗地里对弘法效果好的寺院心生忌恨。这与基督教在教区制下，各教堂职责分明，教堂间相互帮助，形成了鲜明反差。僧尼间争信徒则表现为把佛门“三皈依”中的皈依僧，片面理解为皈依某一位僧尼，以至僧尼都自称我这一法门为正信，别人则如何如何。僧寺之间、僧人之间往往因争夺徒众而产生矛盾，导致对抗，其实质同样是争供养。这些导致了山头林立，或门户争斗。或各扫门前雪，而对外部社会与佛教的公共事务，多数僧尼都采取了消极态度，极大地制约了佛教传播。
这也是传统佛教在近代走入困境的原因之一。
其三、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与西方基督教自上而下、层次清楚、职责分明的组织系统相比，根据现代社会的客观需要考量，在与王权相联系的僧官制瓦解后，传统佛教始终还停留在与宗法社会的小农经济同样的一盘散沙状态，没有代表佛教界权益的统一组织，也缺乏从国内外大势与佛教生存发展的大局出发，对各地寺院进行指导的机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按其教义在冲破了清廷的意识形态控制后应大有作为的佛教潜力发挥。
及至近代，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也着手酝酿、筹建佛教组织，统一领导全国佛教运动，并开始思考教制改革、教理研究、教产管理等一系列事关佛教发展的根本大计，力图统筹规划。辛亥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各地民众，各种政治、社会团体纷纷涌现。其中也包括佛教界人士组建的佛教组织，如谢无量发起的佛教大同会，李政纲、桂伯华、欧阳渐等人发起的“佛教会”，太虚发起的佛教协进会等。在这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敬安法师等人筹建的中华佛教总会。敬安有感于当时佛教组织散乱无章，全国佛教缺乏统一领导，难以协调发展，于1912年在上海留云寺召集各方，组建中华佛教总会，拟对全国佛教活动进行统一领导。可惜敬安不久骤然去世，而继任者冶开无论是才干还是威望都难以与敬安相比，加上随后北洋政府实行高压政策，而佛教界内部又矛盾重重，以至中华佛教总会这一中国近代第一个初具近代形式的全国性佛教组织，对内无法团结僧俗，推进佛教发展，对外无力对抗各界挤压，维护佛门权益，终在1918年被北洋政府取缔。
“五四”运动后，随社团活动的日益活跃，各地组建的佛教团体亦不断增多，但大多各自为战，缺乏统一领导。而民国佛教领袖、倡导佛教革命的太虚法师亦认为“欲改革佛教，必先统一佛教”，因此也多次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先后筹建中国五族佛教联合会、中华佛教联合会等。1929年又参与发起成立了一度发挥较大影响的中国佛教会（即中佛会），该会虽成为佛教界统一的象征，但成立伊始即因争夺领导权而内争不断，后因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除了在大后方领导佛教界配合抗战外，内部分裂问题始终未解决，也未能有效组织全国佛教徒，推进传统佛教的现代转型。
因此，缺乏全国性的组织机构进行强有力的领导，也是传统佛教日趋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传统佛教到了近代，已经举步维艰，似已山穷水尽，穷途末路，问题还在于大多数僧尼已被传统社会同化而不自知，懵懵懂懂，浑浑噩噩。但是，所有这些，也引起了关注佛教命运的人的深深忧虑。面对前所未有的形势，佛教界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挺身而出，与民族文化复兴的追求同步，就思路而论，形成了“发扬（优良）传统、学习外求、返本归源、改革鼎新”[3]四大思潮，内溯外求，上下探索重振中国佛教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