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茶文化是中国茶人对世界茶文化的重大贡献。
中国茶人独立精神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现在所要阐述的乃是中国茶人精神的根本定位以及它的基本内容。
我们已经发现，中国茶人精神，和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的精神的关系，乃是一个子系统与母系统的关系，这种关系已被茶文化史上众多事相证实：从远古的神农至盛唐的陆羽，至现当代史上的吴觉农，至今天中华茶文化界的学者专家，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都具备了承载中国文化精神的心怀和能量，是茶人和文化人的合二为一。
这样一种特有的合二为一的精神，决定了中国茶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血缘关系。
因此，在中国茶文化的精神里，无时无刻不透露出中国文化的精神。
比如，中国茶人精神中的和平精神，天人合一精神，乐生精神，独立不阿的人格精神，东方的独特的审美精神，都是中国茶人特有的，是中国式的真善美精神，也是一部世界文明史和人类文化发展史的深刻的组成部分。
和平，中国茶人精神的内在核心；平和，中国茶人表现和平精神的外在方式。
中国茶人的根本精神--和平，只能通过平和的方式，才能传递出来。
因此，和平与平和如唇齿相依，缺一不可。
和平在这里，是精神也是形式；平和，是形式也是精神。
中国茶人，是和平的拥戴者，和平的实践者，和平的保卫者。
这和茶本身所具备的中庸的、中和的、亲和的品质密不可分。
正是这种精神，内在地左右了茶人对一切黑暗现实的相对超脱和对一切科学的、进步的以及文明的事业的全身心投入。
从漫长的一部茶文化史上我们已经发现，作为一个极其单纯的茶人，比如陆羽，比如吴觉农，比如庄晚芳等人，他们最初，大多都经历过一个对理想政治的希望时段：比如陆羽的不习佛教而转向儒教，吴觉农早年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投入，庄晚芳年轻时曾经在大街上散发革命传单等，但他们最终的人生理想和人生寄托都不在政坛上。
吴觉农先生曾经担任过农业部副部长，但他临终前却说自己已经一生事茶，可见茶才是他一生付出的理想目标。
从封建统治者而成为茶人的也不乏其人，至少写过《大观茶论》的宋徽宗就是其中一个，但他并非一开始就从茶人切入茶文化，而是从一个皇帝的身份进入茶的，所以他具备了一个茶人对茶的诸多趣味的可供享受的浅显认识的一面。
提到宋徽宗我不禁想起了逼迫日本茶祖千利休自杀的丰臣秀吉。
虽说他曾认真地拜过千利休为茶头，但是这位推动过日本茶文化发展的军阀幕府却并不具备茶人精神。
因此，无论是宋徽宗还是丰臣秀吉，都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茶人。
在封建时代，进入政坛而修炼成茶人的中国政治家未必没有，比如苏东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但是试看一部中国封建社会史，可以发现，这些具备了茶人的和平精神的官吏，很少有人在官场上不失意的。
我们稍加分析便可知道，中国茶文化中的“和”字，并非与日本茶道“和、清、静、寂”中的“和”字相重叠。
从文化继承而言，日本茶道的“和”来自于禅，而中国茶文化精神的“和”则来自中国的儒家精神。
儒家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人的精神支柱。
儒家精神是入世的，以礼、义、仁、忠、孝等为核心，而这些核心没有一样是离得开“和”的。
所以，孔子的中庸精神和茶人精神中的“和”，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这个“和”字，都带有对某一种理想社会的积极向往，是天下太平、人人都能过上公正美好生活的一种政治理想。
这些介入政治的茶人们因此一生遭受着被迫害的际遇。
苏东坡一贬再贬，终于被贬到了海南，在三年流放的苦难生涯中，苏东坡曾经写下了一首被茶人奉为千古诗章的七律《汲江煎茶》：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
枯肠未易茶三碗，卧听山城长短更。
苏东坡的《汲江煎茶》一诗，很长时间以来，曾经一直是我拿来用作经验茶学的范本，直到我来到天涯海角的东坡书院，才读出了另一个苏东坡。
一直以来，我在这首诗里读到的是高雅闲适，又何尝读出过一个流放在万里蛮荒之地的衰老身心在极度痛苦中的极度克制呢？这种对遭遇的克制，正是茶人对生命的态度。
同样是大文人的李白，却是作为酒人而在历史上千古流芳的。
同样的遭遇，同样的江水，酒人李白便跃入江心捞月亮去了。
一般而言，茶人对世界的反抗态度和酒人是不一样的。
他们大多以一种貌似回避的态度，以一种不介入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
这样，中国茶人对朋党之争、政客作风或激烈的暴力手段都保持相对超脱的态度。
但是，这一种不介入，并不是没有原则，这只是一种特殊的说“不”的方式，而这样一种说“不”字的方式，就和佛教中把一切问题都悬置起来有所区别了。
所谓平和，并不是不分是非，更不是不问人间疾苦。
恰恰相反，中国茶人的和平精神中最具备独特精神的，乃是为了维护和平，他们会不惜个人安危拍案而起，对战争绝不作一味的悬置和回避。
但他们不以暴力反对暴力，他们是人道主义者和非暴力主义者。
比如1927年4月13日吴觉农先生目睹了国民党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惨案。
那天夜里，他从街头回来，鞋底上都沾满了鲜血。
当夜，这位中国当代的茶圣就与人联名写信给国民政府要员，抗议这种罪恶残暴，用的稿纸，就是成立不久的中国农学会的稿纸。
到抗日战争时期，吴觉农先生日夜奔波在前方和后方，以茶业来为抗日出力，有一次甚至差点出车祸牺牲在山路上。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0年，吴觉农通过建立中国第一个高等学府的茶学专业系，来为他深信不疑的不久就要到来的和平年代进行祖国茶学的未来设计。
就在开学的前几天，他的一位最有力的支持者，当时的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先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但茶学系依旧建立起来了。
我们中国茶人就是这样的身体力行，用自己的鲜血在扞卫着和平，用自己的方式在实践和平。
这样一种和平精神与平和方式，直到今天，都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天人合一精神，来自中国古代人们对宇宙的一种朴素的认识态度。
在中国古代的大哲学家老子手里，被最精炼地总结了起来。
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在中国茶人心里，茶是万物之一，人也是万物之一。
人茶平等，都是自然的造化。
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故而中国茶人把天当房、地当床，把物我两忘作为最高境界。
因为这样，他们常常在户外品茶、煮茶；他们以不拘一格的方式进入茶文化，这是中国茶人没有形成日本茶道中那些严格冲泡技艺程序的人文背景。
中国茶人在对茶的态度上，从来就是把大自然和茶放在一起的。
故而，茶圣陆羽在《茶经》中，专门用一段来介绍出门在外时所用的茶具，甚至用一个担子就可以组合在一起挑走。
中国是以汉民族为主体存在的，汉民族中的士大夫可以在清泉边上或躺或坐，或饮酒，或饮茶，下里巴人们则在大小茶馆里形成他们的中国式的沙龙方式，谈天说地，漫无边际。
中国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则有着边饮茶边歌舞的活动，人们一会儿唱，一会儿说，一会儿跳，茶在这里充满着世俗精神。
它混合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并没有被赋予特别重大的使命，它只是人与自然间的最好的媒介物。
理解了这一点，大概就比较好理解中国茶文化那种不那么严谨的分野，不那么经典的冲泡技艺，不那么几乎世袭一般地形成家元式的茶道传授方式。
茶在自然中，它是朋友，不是严师，走近它，可相濡以沫，走远它，也可相忘于江湖。
圣人云：鱼在水中游，忘记了水的存在；人在道德规范中生活，忘记了规范的存在。
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说，茶人在饮茶中享受最大快乐之时，忘记了茶的存在，这便是中国茶人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呢？我们还要说到中国茶人精神中的乐生精神。
中国茶人中的这一热爱现世生活的精神，来源于他们对道家文化的积极吸取。
道家中的神仙立场，是以在地球上无限期地生存下去为最高人生价值取向的。
故而，中国茶人精神中深刻地包含着热爱现世生活，以此生的快乐为目的的不同于佛教价值观的基本生活态度，由此产生的养生观，也和茶须臾不可分开。
茶作为一种药物存在5000年的历史，它与人类的生存健康发生了密切关系。
我们知道，人不但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好，这是乐生精神的基本条件。
故而，中国茶人的生活，充满了审美的情趣和感官的愉悦。
在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人们普遍对生存的意义失去信心，由此产生了绝望和迷惘的一代。
为此，中国式的乐生态度，无疑能从东方哲学的世界观出发，为人类投下一道温情脉脉的阳光，不啻是一剂抚伤的良药。
至于独立人格精神，我们可以从中日两位茶圣的不同生活态度上看到它的存在。
陆羽曾经被聘为太子的老师，所以人称陆文学。
但他根本不去，宁愿一人浩哭子夜，独善其身；千利休为了弘扬他的茶道，借助于君王武士，实现了权力与茶道的结合，由此推广普及了茶道，但自己最后也死在了武士的刀下。
中日两国茶圣的不同命运也各自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
其中中国知识分子对个人人格的重视和完善，显得尤为突出。
这种精神也一直贯穿至今。
1948年吴觉农辞去国民党政府一切公职，在民间集资办茶厂；1966年庄晚芳对“文化大革命”持不同意见，愤而给省委书记写信。
这些举动，都是有其人格理想作为精神支柱的。
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价值取向混乱的世界上，保持独立的人格精神，依旧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中国茶人从古到今，一直坚持着对这一命题的探索，使茶文化精神深入到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处，昭示出这一文化事相的丰富和深刻。
中国茶人是充分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文化载体。
中国茶文化的流传过程，就中国与中国以外的国家的关系而言，乃是一个源流的过程，这个过程，便是中华茶人在世界茶文化中举足轻重的最有力证据。
中国茶人是中华茶文化乃至世界茶文化的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