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往前看，40年以前，在生铁的制造业中，化学的作用竟然不为人知，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本应该是最为重要的一环。那时候，高炉经理一般是一个粗鲁的家伙，通常是外国人，他的本事还包括能将他手下那些桀骜不驯之辈打倒在地，以示教训。他还被认为本能地可以诊断高炉情况，具有预言的超能力，就像在这个国家中的其他一些人，据说他们仅凭借一根榛树枝就可知道哪里是油井和水源。对手中的病人，他们只是胡乱地开些药方，他们是真正的庸医。
菲普斯先生特别关照我们的露西高炉，他每天都要去探视一番，这使得我们免去了不少麻烦。并不是说我们的高炉运行的不如西方其他的高炉良好，不能产生较好的效益。而是因为，以其他的高炉比起来，他更加庞大，一点小小的异常都可能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周日早晨当他的父亲和妹妹走向教堂做礼拜，我的合伙人还是雷打不动地去看看露西高炉。不过，即使他去了教堂，他最虔诚的祈祷也只会与露西高炉有关，他时刻都在想着高炉的种种情况。
下一步我们要找一个化学家来做科里先生的助手和顾问。我们找到了一个很有学问的德国人，弗里克博士。他向我们揭开了许多秘密。那些有着高等声誉的矿山开采出来的铁矿石，其铁含量要比原先估计的低10%－15%，有时甚至是20%，而那些原来劣质铁矿却出产着优质的矿石。先前好的现在却变差了，差的反而成了好的。一切都被颠倒了过来，先得乱七八糟的。可是在化学知识之光的照耀下，关于生铁冶炼的90%的疑团都被驱散了。
那一时期，竞争十分激烈，要求公司生产出最好的产品。然而我们的高炉却在此时停产了，因为我们使用一种含量很高很纯的铁矿石代替一种次等的铁矿石，这种铁矿石的出铁量比其他的矿石要高出三分之二。但是，这种高纯矿石需要太多的石灰来溶解，如此一来，我们的高炉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优质的原料反而使得我们陷入了严重的亏损。
我们真是大傻瓜！但我么依然可以引以自慰：与我们的竞争对手相比，他们是更大的傻瓜。几年后，我们开始用化学来指导我们的生产，而其他高炉的经营者则说他们无法承受雇佣一个化学家。不知道他们那时是否知道真实情况是什么，但他们本应该知道，没有化学家的指引，他们才真正无法承受。回首过去，我们的这一行为被指责为过于奢侈，无怪乎我们是第一家雇佣化学家的企业。
露西高炉成为了我们盈利最丰的部门，因为在科学管理上，我们几乎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认识到这一点，不久（1872年），我们就决定再建一座这样的高炉，这一次的成本节省了许多。那些没人要的矿石在我们这儿找到了销路，而那些高价的所谓优质矿石则再也进不了我们的厂门了。对此，我们可以举一个比较新奇的有意思的例子。密苏里州有一家著名的铁矿--“飞行员旋钮”矿，它的产品不受欢迎，据说只有一少部分可以用，不会阻塞高炉。化学家告诉我们说这里的矿石含磷太少，但是富含硅，如果正确地加以提炼的话，它的铁含量也相当高，极少有其他矿石可与之匹敌。于是，我们大量购入这种矿石，而矿山老板还对我们千恩万谢。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好多年我们将自己富含磷矿的煤渣高价卖掉，然后从对手那里买入铁含量高但较少含磷的炉渣。有时候，高炉要尝试着冶炼烟道炉渣，它们的纯度已经很低，高炉很难再使之提高纯度。因此，有很多年，我们的竞争对手都认为它们缺乏价值而扔在河堤上。有时候，我们还能用贫矿换到好矿，并从中获利。
但是，还有一种同样毫无根据的偏见，更不可思议，那就是人们认为氧化皮无法利用，而事实上，这是一种铁的纯氧化物。这使我想起了我的朋友，同是丹佛姆林的老乡，克利夫兰的奇泽姆先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玩笑打闹，有一天，我去参观他在克利夫兰的工厂，我看到有人正将这极有价值的氧化皮装车运走，我问奇泽姆先生，他们要将这运到哪里去？他回答说：
“把他们扔到河边，当要把它们放进熔炉的时候，我们的经理总是抱怨他的坏运气。”
我什么也没说，但回到匹兹堡后，我决定跟他开个玩笑。当时我们公司有个年轻人叫杜·普维，他的父亲正在匹兹堡试验自己发明的一种炼铁程序，并因此而闻名。我派杜·普维去克利夫兰与我的朋友洽谈购买所有的氧化皮。他以每吨50美分的价格顺利完成了任务，并且直接装船运走。这样的收购持续了一段时期，我一直希望我们的这个玩笑能被发现，但在我还没能告诉他之前，奇姆泽先生便去世了。他的继任者上来之后，我们照例进行。
我从未停止过对贝西默炼钢法进行密切关注，如果这被证明成功，那么铁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将让位于钢。铁的时代将会消逝，我们将迎来钢的时代。我的朋友，约翰·A·怀特，是列维斯顿自由铁厂的总经理。为了调查这一新工艺，他特意去了趟英国。他是我们之中最好的也是最有经验的制造业主之一。他极力促使他的工厂建立贝西默式炼钢厂。他的决定是对的，只不过略微性急了一点。所需要的资金远远超过了他的预计，不仅如此，由于贝西默炼钢法在英国尚处于试验阶段，要想把它移植到美国，并一举成功，有点不太现实。这个试验阶段会历时很长而且代价高昂，对此，我的朋友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后来，当这一方法在英国试验成功，并应用在钢铁工业上时。资本家们开始在哈利斯堡兴建现在的宾夕法尼亚钢铁公司。同样的，他们也得经历试验阶段，如果在关键时刻这个钢厂没有得到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支助，那它已经胎死腹中了。正是汤姆逊总裁，这个目光远大而又才能卓著的人，向董事会建议，向钢厂投资60万美元，以保证日后铁路所需的钢轨供应。最后的结果证明了他这一决断的正确性。
用什么来做铁轨的替代品是困扰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和其他重要铁路公司的一个大问题。在匹兹堡铁路的某些曲线路段以及连接宾夕法尼亚和韦恩堡的路段中，我曾注意到，每隔6个礼拜或者2个月就要更换新的铁轨。在贝西默炼钢法还不为人所知以前，我曾提醒汤姆逊先生关注一下英国道普斯先生的一项发明，他将铁轨的顶部碳化，这样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我去了英国，取得了道普斯的专利权，然后建议汤姆逊先生投资2万美元在匹兹堡进行试验。我们建立起熔炉，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处理了好几百吨铁轨，经过比较，证明效果非常好。我们在一些最繁忙的路段装上这些铁轨，结果发现，汤姆逊先生资金的投入将会得到巨大的回报。如果贝西默炼钢法没有获得成功，我依然坚信，只要我们改良道普斯工艺，这也足以被广泛的采用。但是，这还是不能够与贝西默流程生产出的钢材相比。
约翰斯顿（离匹兹堡不远）的坎布里亚制铁公司是全美铁轨生产的关键企业，他们决定建立一个贝西默工厂。在英国，我已经看到，至少也使我感到满意，这一流程将获得极大成功，无须冒险和花费太多的资金。威廉·克鲁曼先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对新事物总是充满了兴趣。我们都认为应该介入匹兹堡的钢轨制造业，于是，他以及在我父亲过世后帮助过我母亲的大卫·麦克坎德里斯先生成为了我的合伙人。后者是我的好朋友，我永远都不会忘掉他。接着，约翰·司各特先生和大卫·A·斯图尔特先生，还有其他一些人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副总裁，埃德加·汤姆逊和托马斯·斯考特也成了股东。钢轨制造公司于1873年1月1日成立。
第一个需要我们严肃考虑的问题是公司的选址，我不同意所提议的任何一个方案，最后不得不去匹兹堡和我的伙伴们商议此事。我的脑子里一直想着此事，终于，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灵光闪现，想到了一个好的地点。我从床上爬起来，然后赶紧去找弟弟。
“汤姆，你和科尔曼先生是对的，就在布拉道克斯，在宾夕法尼亚铁路与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之间，那里还有河，那是全美最好的地理位置了。我们以好朋友埃德加·汤姆逊的名字来命名我们的公司怎样？我们这就去找科尔曼先生，然后出发去布拉道克斯。”
我们当天就出发了，第二天上午克鲁曼先生已经开始为获得这一财产而努力工作。那儿的农场主麦金利先生对他的土地要价很高，我们原以为每英亩只需五六百美元，结果却花了2，000美元。但是此后，我们需要在购买土地时，每英亩已经涨到了5，000美元。
在那里，就在布拉道格斯战败的地方，我们开始建设自己的钢轨厂。在挖地基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许多战争的遗物--刺刀、剑等等。丹佛姆林的宪兵司令，亚瑟·豪克特爵士和他的儿子便丧身此地。他们是怎样来到这里的？这是很自然就会想到的一个问题。那时候，这座英国城市的宪兵司令是贵族成员，他们享有荣誉却不履行他们的责任。在商界中，没有人认为适合这一职位。即便在几年前的英国，这一贵族观念依然残留了下来。铁路公司里极少有人寿保险，但在有些情况下，在制造企业中，公司的高层必须有此保障。一些著名的人物享有总裁的荣誉，却丝毫也没有履行他们应尽的职责。亚瑟·豪克特爵士是丹佛姆林的宪兵司令，被认为以战争为职业，最终在此地战死沙场。真是巧合，两个丹佛姆林人就在这块土地上战死，而如今，另外又有两个丹佛姆林人要将这里变成一个工业区。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不久就被发现了。1904年，约翰·莫利在匹兹堡卡内基学院的独立日演说中，提到了福布斯将军俘虏迪凯纳侯爵一事，并且在写到皮特首相时也说他曾在匹兹堡再次受洗。这个福布斯将军就是当时皮特克利夫的领主，他出生在当地的一个峡谷中。我后来将此峡谷买了下来，并将之作为公园捐给了丹佛姆林。因此，两个丹佛姆林人都是皮特克利夫的领主，并且他们的主要工作都在匹兹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