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罢免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职务之后不久，司各特先生（27）决定参与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的建设。有一天，他给我发来电报，让我务必去费城与他见面。我和其他几个朋友一起去了费城，其中包括J.N.麦克鲁夫，他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副总裁。得克萨斯太平洋公司有一笔巨额贷款已经到期，摩根银行答应续借，但是我必须加入借款方，我拒绝了。然后，朋友们质问我，我拒绝拉他们一把，难道真要看着他们坠入深渊？这是我一生中最为难过的时刻。我一点也不愿意卷入这件事。我问自己：我的首要任务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阻止了我那样做。我所有的资金都被投进了制造业当中，每一个美元对我来说都必不可少。我是我们公司的资本家（尽管是非常谦逊的一个），我们公司的成败都依靠我的资本投入。我弟弟、菲浦斯先生、克罗门先生，还有他们的家人，似乎正站在我的面前，等待我保护他们的利益。
我告诉司各特先生说，我已尽力阻止他在获得足够的资金之前开始这一庞大的工程（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的建设。我坚持认为，仅靠暂时的贷款建不成几千英里的铁路。另外，我已经支付25万美元购买了一些股份，这是在我从欧洲回来之后，他告诉我说特意为我留的，尽管我从未赞成过这一安排。但是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犯下过错，为这个建筑公司签下这一协议，而不考虑我自己的公司。
我知道，在60天内根本无法偿还摩根银行的贷款，甚至支付我的那一部分。另外，除了这笔贷款，自那以后我要考虑的还有其他6笔贷款。我和司各特先生在生意场上彻底地分道扬镳了，这比我在那时所经受的所有磨难都更让我痛苦。
此后不久，灾难降临了，那些被认为是最有实力的人的突然逝世震惊了全国。我怀疑司各特先生的突然早逝源于他不堪忍受这样的耻辱。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而非高傲的人。看起来正在迫近的失败对他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麦克马内斯先生和贝尔德先生也是他的合伙人，同样，他们不久也逝世了。这两个人和我一样都是制造业主，本不应该涉足铁路工业。
在商海中航行，没有比签署商业合同更危险的礁石了，一招不慎，便可能触礁身亡。如果他问自己这两个问题的话，这还是很容易避免的：一、我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来冒险；二、我是否甘心为朋友而损失这笔钱。如果两个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就去做吧。反之则别做，如果他足够明智，并且可以十分肯定地回答第一个问题，那么他就可以想一想，按朋友的请求投入他所有的钱会不会更好。答案一定是肯定的。一个人只要还有责任和债务，那他就应该为债权人的信赖而小心翼翼地支配他的钱。
尽管我拒绝签署摩根银行的续借条款，朋友们还是邀请我第二天一早一同前往纽约，以便在车上再做商议。我很乐意这样做。安东尼·德克希尔也被邀请与我们随行。在途中，麦克鲁夫先生感叹说，他环顾了四周，最后得出结论，这节车厢里除了一个聪明外，其他的都是傻瓜。只有“安迪”已经为他的股份付过了钱，因而只有他不欠一分，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其他人都应该如此。
德克希尔先生希望我能解释我是如何避开这些不幸的纷扰的。我回答说：严格遵守我信奉的原则，对于那些我很清楚没有把握的事情，决不轻易涉足。或者，引用一下西部一位朋友说过的话，不要到那些你无法趟过的河流中去。这条河对我来说是太深了。
正是遵守这一原则，我不仅使得自己，还有我的家人远离了麻烦和困顿。事实上，在我们的合作协议中规定除非为了公司的利益，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数额较大的款项，这也是我这次坚决拒绝借钱的原因之一。
在此期间，我不断地到欧洲商谈各类债券的事情，我总共售出了3百万美元。这一时期，纽约还没有因为大西洋电缆的开通成为像伦敦那样的金融中心，而伦敦的银行家们宁愿把钱借到巴黎、维也纳或是柏林，获取少得可怜的利息收益。欧洲大陆被认为是比合众国更加安全的投资场所。我的弟弟和菲浦斯先生运营钢铁业务十分成功，即便是我离开好几个礼拜的时间，我也不拥有任何的担心。他们担心我将由制造工业而转入金融和银行业。我的成功给我带来了广泛的机会，但是我对制造业更情有独钟。我希望能够做些切实的事情，因此，我继续投资扩大我在匹兹堡的业务。
最初为吉斯通桥梁公司建立的小车间已经挪作他用。我们在劳伦斯威尔买下了10英亩的土地，新建了规模庞大的工厂。不断地投入使得我们的联合钢铁公司成为了美国此行业中的领导者，可以生产各种各样的型材。我们的事业前途远大，我在其他领域所获得的利润，都被拿来扩大我们的钢铁产业。我本打算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朋友一起，在西部投资铁路建设，但渐渐地我把资金撤出，决定彻底“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句谚语对着干。我认为正确的是：“将所有的好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然后保持特别的审慎。”
我相信在任何一个行业中，要想干得出色，那么你就必须成为这一行业中的大行家。我不赞成到处撒网的做法，在我的经验中，我也很少看到一个人涉足许多行业而能赚到大钱的--在钢铁制造业一个也没有。那些成功的人是那些选择了一个特定的行业，然后盯住不放的那些人。奇怪的是，很多人并不看重投资于自己的企业而获得的丰厚收益。世界上的每一家工厂都需要更新设备，然而厂主们却舍不得花钱添置机器，更新设备，反而越过自己的领域进行投资，以便赚取红利。我所认识的大多数的实业人士都投资于银行、证券以及那些和他们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而不去发掘自己工厂中的金矿。
我一直在坚持这种思想，事实上，这一最基本的理论是我能比别人更好地管理我的资金。一个商人一生遭遇的最大挫折往往并不是因为投资于他的本业，而是因为对它并不在行的领域进行投资。我要奉劝年轻的朋友们，不光要把你们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到你们的事业中，而且还要把你们的每一分钱都投进去。如果有的企业已经扩张到了极限，而又找不到其他有成长性的行业，那么就把剩余的资金投向一流的证券，这样就能获得稳定可靠的收入。对于我来说，我很早就拿定了主意，我要全力投入到钢铁制造业，并要成其为龙头。
我的英国之行给了我很好的机会去结识钢铁工业中的著名人物--贝西默是其中的佼佼者，还有罗西安·贝尔爵士、伯纳德·萨穆尔森爵士、温莎·理查兹爵士、爱德华·马丁，以及宾格力、埃文斯等，他们都是这个行业中的领袖。我被选入理事会，很快我又成为了大不列颠钢铁行业协会的主席，我是第一个非英国公民主席。对这个荣誉，我高度重视，尽管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曾推辞，因为我住在美国，再加上自己的商业，我害怕会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履行主席的职责。
当年，我们因为建造桥梁而不得不介入钢铁制造，生产熟铁，而现在，我们觉得该生产生铁了。这便导致了1870年露西高炉的建立（如果我们当时能充分意识到这一项目的重大意义，我们一定会推迟实行）。我不止一次听到钢铁业的老前辈对我们这个快速成长和膨胀的新企业做出的不吉利的预言，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止步。我们觉得我们有足够的资金和信用来建造一座高炉。
预计的成本还不够实际开支的一半，这对我们是个考验。克罗门先生对于高炉的运转一窍不通。即便如此，也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问题。露西高炉（我以弟媳的名字为它命名）的产量远远超过了我们最乐观的估计，当时一座高炉每天100吨的产量可谓空前，我们创造了纪录，许多参观者啧啧称奇。
我们的钢铁产业并非一帆风顺，几年中时有危机出现。战时，钢铁的价格由每磅9美分降到了每磅3美分，我们安全地经受了这一挑战。在此期间，许多公司破产，为了调集资金应付紧急状况中，我们的财务经理忙得焦头烂额。在多次事故中，我们公司的信用都未受到损害。在公司的各个部门中，生铁制造厂还是让我们操了不少心。英国著名的惠特威尔兄弟公司生产的高炉当时被广泛使用，而惠特威尔先生在参观我们的露西高炉时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我把我们当时的难题抖了出来，他立即指出：
“那是因为料钟的角度不对。”
他解释应该怎样进行调整，克鲁曼先生不太相信。我力主制造一个玻璃的高炉模型，另外再做两个料钟，一个还是按露西高炉上的式样，一个按惠特威尔先生建议的那样。这很快就做好了，然后我们做了试验，结果正如惠特威尔先生所预料的那样，我们的钟将材料分流到高炉的两边，中间气流只能部分地透过去，依然密集着很大一部分。而惠特威尔让材料从中间通过，其余的留在周围。两者的效果完全不一样，露西高炉的麻烦解决了。
惠特威尔先生是一个多么善良、大度的人啊，他没有狭隘的嫉妒之心，对他拥有的知识毫不藏私！作为回报，我们在有些部门学到了一些新东西，也跟他互通有无，以便能对他的公司有所帮助。（今天，在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为这兄弟俩中的一人依然健在感到无比欣慰，我们的友谊历久弥坚。他是我的前辈，曾在我之前出任大不列颠钢铁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