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然后知道轻重；度量，然后知道长短。凡是事物都是这样，人心更是如此。大王请衡量一下。难道大王非得兴师动众，让国士大臣冒危险，与诸侯结下仇怨，然后才感到快乐吗？”
齐宣王说：“不！我怎么会为此快乐呢？我是要求取我最大的欲望。”
孟子说：“大王所说的大欲望，可以说来听听吗？”
齐宣王笑而不回答。
孟子说：“是因为肥美的食物不能满足于口腹吗？还是轻暖的衣服不能满足于身体的舒适呢？或者是五光十色不能满足于眼睛？歌唱乐曲不能满足于耳朵？能说会道的宠臣不足以使其上前？大王的臣子足以供差遣，而大王莫非是为了这些？”
齐宣王说：“不，我不是为了这些。”
孟子说：“那么大王最大的欲望我可知道了，您想开辟疆土，使秦国、楚国来朝拜，凌驾于中国而安抚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以您的所作所为，想求取所欲望的，就好象是爬到树上去捕鱼一样。”
齐宣王说：“当真有这么过份吗？”
孟子说：“大概有这么过份。爬到树上去捕鱼，虽然得不到鱼，但不会引起后面的灾难。以您的所作所为，来求取所欲望的，尽心尽力而为之，后面必然引起灾难。”
齐宣王说：“可以说来听听吗？”
孟子说：“邹国人与楚国人进行战争，大王以为谁能胜利？”
齐宣王说：“楚国人能胜利。”
孟子说：“可见小国本来不敌大国，很少的本来不敌很多的，柔弱的本来不敌强壮的。当今天下之地，方圆千里的有九个地方，齐国占有一个，以这一个来征服八个，何以不同于邹国敌对于楚国呢？为什么不回到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呢？
“现今大王发布政令施行爱民政策，使天下能当官的都想站立在您的朝庭，搞农业耕种的都想耕种您的土地，经商的都想将货物积藏在您的市场，游历的都想进出于您的道路，天下那些想痛骂自己国君的人，都想来投奔您向您倾诉。若是这样，谁能与您抗御？”
齐宣王说：“我昏乱糊涂了，没有能力进到这个地步了。愿先生你能辅佐于我这个志向，明明白白地教我。我虽然不聪敏，还是让我尝试一下。”
孟子说：“有固定产业的人就有固定生活的信心，没有固定产业的人就没有固定生活的信心。如果没有固定生活的信心，就会放荡任性，胡作非为，无恶不作。等到陷入罪网，然后对他们施以刑罚，这等于是设下网罗陷害民众。哪里有爱民的国君当政，却干出陷害民众的事呢？所以贤明的君主制定民众的产业，必须使他们对上足以赡养父母，对下足以养育妻子儿女，丰年能够终身温饱，凶年能免以饿死；然后要求他们向善，所以百姓就容易听从了。
“现在制定民众的产业，对上不足以赡养父母，对下不足以畜养妻子儿女；丰年终身苦，凶年不免于饿死。此时连救要死的人都来不及，哪里有闲暇功夫来讲社会行为规范和最佳行为方式呢？
“大王既想成就大业，为什么不回到根本上来呢？有五亩地的人家户，让他们种上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有衣裳穿了。鸡鸭猪狗等家禽，不失时节地繁殖养育，七十岁以上的人就有肉吃了。有百亩地的人家户，不要夺去他们农业耕种的时间，数口之家就不会闹饥荒了。郑重地开展学校教育，强调继承历史的经验和兄弟和睦的意义，头发斑白的老人就不至于在路上肩挑头顶奔波劳累了。老人都能穿衣吃肉，普通百姓整年不受饥寒，然而还不叫王道，是没有的事。”
【说明】战国初年，齐的大权在田氏手中。后田和得到周王承认而成为齐君。田和之孙威王针对卿大夫专权，国力不强之弊，着手整顿吏治，如即墨大夫治即墨，“田野辟，民人给”；而阿大夫治阿，则“田野不辟，民贫苦”。威王诛阿大夫而重赏即墨大夫。威王又用邹忌为相，邹忌颇注意“谨修法律”。由于齐在官吏中明赏罚，故“齐国以治”，到威王末年，“齐最强于诸侯”。威王的儿子宣王继承乃父好战的传统，维持了齐国称霸的地位。公元前288年，齐和秦曾一度互相称帝，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齐和秦成为天下的两强。公元前 286年，齐又灭“五千乘之劲宋”，使得“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就是在这种齐国最强大之时，孟子对齐宣王说了一番“爱民”的话。这不是孟子痴心妄想要改变齐国的政策，而是孟子对当时战争的残酷的痛心疾首。老子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德经·三十章》）《孙子兵法》说：“兴师十万，日费千金”。《战国策》说一次大战，仅以损失的兵甲、车马而言，“十年之田不能偿也。”就是对战争的残酷性的最好描写。
孟子的中心思想是选择最佳行为方式而“爱民”，故提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的基础方针，并一针见血地指出，齐宣王之护牛杀羊，乃是一种假仁假义，是骗取民众信任的权术，不是一种最佳行为方式。孟子并用“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来揭穿齐宣王的不愿为民着想的真实思想。
孟子还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於掌。”的推己及人的著名思想，这个思想与孔子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是同意而不同辞，其实这就是一种最佳行为方式。孔子的思想是，自己不要去追求那过度、过份的需要、需求，在自己想要立起来的同时也帮助别人立起来，在自己想要做到某些事的时候也帮助别人做到，这样就很不错了，就是一个仁人了。能由自己推及到别人身上，这就可以说是实行人与人相互亲爱的一个很好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在不影响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同时，尽力帮助别人、成就别人也就可以了。如果是踩着别人的身体往上爬，捞取自己本不应该得到的东西，损人利己，那就显然是不对的了，是最差的行为方式。
此时的人们也已经认识到，劳动力资源、人才资源，实际上是最宝贵的资源，一个国家靠的是什么？人民！没有人民的国家叫什么国家呢？而人民的拥护，就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要素，也是一个国家赖于繁荣和富强的最基本要素。所以孟子紧扣第三章所说的，有五亩地的人家户，让他们种上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有衣裳穿了。鸡鸭猪狗等家禽，不失时节地繁殖养育，七十岁以上的人就有肉吃了。有百亩地的人家户，不要夺去他们农业耕种的时间，数口之家就不会闹饥荒了。郑重地开展学校教育，强调继承历史的经验和兄弟和睦的意义，头发斑白的老人就不至于在路上肩挑头顶奔波劳累了。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能穿衣吃肉，普通百姓整年不受饥寒，然而还不叫王道，是没有的事。十八世纪西方的“产业革命”所引发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大量的产业工人因为无恒产，因而导致他们对资产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以及对资产阶级优裕的生活方式产生极端不满，这种不满因而导致革命的暴发。所以，让老百姓有恒产，让他们有一定的生活自由，普通百姓整年不受饥寒，人们就会拥护这样的统治者。而有了这样的统治者的国家，就可以是战无不胜的了！
本章还提到两个很重要的行为方式，即“权衡，然后知道轻重；度量，然后知道长短。”权衡轻重就是要选择一种最佳行为方式，度量长短也是要选择一种最佳行为方式。因为只有权衡了才能知道轻重，知道轻重了才能知道怎么办。只有度量了才能知道长短，知道长短了才能知道怎么办。尤其在个人利益与大众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不权衡不度量，只考虑自己的私有利益，那就选择不到最佳行为方式。因此，只有权衡了度量了，才能选择到、并采取到“爱民”的最佳行为方式。
梁惠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