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从管人到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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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安人(1)

管理始于修己,终于安人

管理者重视“修己”,《中庸》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力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生知安行的人,先天的要件已足,只要“自诚明”,就原有的德性加以扩充,由“慎独”、“温故”的功夫,加“敦厚”的修养,便能达到广大高明的境界。至于学知力行或困知勉强而行的人,天资虽嫌不足,也可以“自明诚”,一方面多多向他人请教而“知新”,一方面决心“崇礼”,只要遵道而行,不半途而废,亦可到达“明”与“强”的地步。如果管理者不从修己着眼,却要依照意志他律而行,那么他所需要的智识,很显然是不足的。

就算他肯处处虚心请教专家,也需要用智能来判断、取舍和决定。管理者绝非万能,怎么能够以自己拥有的一些知识来判断追随者的智慧呢?有时反而“气死专家”,岂非冤哉枉也?西方管理者多半重视追随者的“工作能力”与“工作意愿”,就没有想到不忠诚的人,其能力愈强、意愿愈高,后果将愈不堪设想。我国管理者大多注意追随者的忠诚与肯干,而两者都与个人的“修己”密切相关,愈忠诚愈肯干的人,愈重视修己,则其效果必然愈好。不修己无以安人管理者修己、正己,又何以保证追随者必定也修己、正己,并且好好地尽一己之力为组织目标而奋斗呢?这就有赖于“安人”。中国人十分讲究心安则为之,追随者果能安居乐业而又身安心乐,没有不恪尽职守,忠心耿耿的。可见修己、安人是互为因果的。

要把国家治理好,必须先把自己的家族安顿好。要安顿好自己的家族,必须先把自己的“身”“修”好。换句话说,若要天下太平,每一个国家都必须站在平天下的立场来治国,每一个家族都必须站在治国的立场来齐家,而每一个人都必须站在齐家的立场来修身。家庭、企业、国家或天下,都是多种生命的共同体。个体或集体、人员或环境,无时不在变动。管理者与追随者身处其中,虽可执中以应变,而动时必有摩擦,甚至难免有所冲突。必须分别自动调整,以达共生、共存、共进化之效。所以《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也就是说,管理者与追随者,都应该修己。我国伦理,以孝为中心。人的一举一动,凡是不合伦理的,都成了不孝;合于伦理,则为孝。孝包括了一切的善德,如何尽孝?古来的圣贤指示得很多,而且有一部《孝经》,大家奉为最高的准绳。伦理的“伦”,原是人伦的略称,亦即人事方面的相对关系。

按理父子各为相对关系的一方,各有其应尽的责任。双方各尽所能、各守所守,也就是父慈子孝,家庭和睦,才有天伦之乐。孔子倡导“父父,子子”,原系双方并责,不偏责一方。但是天下父母心,除了极少数之外,总归是爱子女的。所以在齐家方面,我们一方面要求家长尽责,注重家庭教育,另一方面则更加要求子女尽孝。孟子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又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在家庭中的修己,我们比较偏重在子女这一方面,是有道理的。企业或国家机构中的成员,绝大部分都受过孝道的陶冶。如果能够推己及人,拿事亲的道理来侍奉长上,则很容易做到。

不过企业或组织的长上,毕竟不是自己的父母,未必能慈。我们唯恐部属愚忠,所以孟子特别提示“事君的义不要顺”,并且他告诉邹穆公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这种“必待上先施仁,而后回仁”的“居上先施律”,正是我们特别重视管理者修己的依据。《中庸》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然而,修身究竟应该根据什么原则,而又从哪里入手呢?《中庸》说:“修身以道。”管理者要以共生、共存、共进化的原则修己,必须实践《大学》之道,致力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格物的“格”字,是“彻底研究清楚”的意思,“物”含有事与物,“格物”就是彻底研究事物之理,亦即朱子所说的“即物而穷其理”。管理者从自然科学开始,由格物而获得系统的学问。然后各种人文、社会、伦理道德,一旦豁然贯通,知识无所不极尽,即为“致知”。

但是,现代知识爆炸,管理者自知所识有限,唯恐“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始终未敢自以为是,因而意念真实无妄,希望能够由自己的“一端”,推广、扩充到全体,以收“致曲”(推转偏于一面的片面道理)之效,这就是“诚意”。意念真实无妄,既不欺人,亦不自欺,则主宰一身的心自然就端正了,身也就修好了。真正可以“所系正大”,来从事合理的决策,善尽管理者的责任。仁道管理,本乎管理者爱的天性,由于爱而自爱、爱人,达到成己、成物之德。爱既为天性,则发之于内。如果格物、致知,由于修习而得之于外。此时内发的爱,经外得的知识指导而成其仁,所以说:“合内外之道也。”管理者自发的爱,获得知识的指导,无论其对人对事,皆能适时适当,恰到好处,所以说:“时措之宜也。”合仁与知,则管理者“明明德”而得其宜,这种良好的修己,正是管理的起点。

明儒来知德在所著《大学古本序》中说:“大学之道,修身尽之矣。修身之要,格物尽之矣。”孙中山先生告诉我们“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今天要把它放在知识范围来讲,才是适当”,便是将知识和道德打成一片,熔人生哲学与管理哲学为一炉,以作为德治不断进取开展的根基。所以说,任何一个人都必须以修身为本。然后按部就班,由齐家而治国,由治国而平天下。一步一步向外推进,才合乎本末先后的次序。要管理别人,必先管好自己。

管好自己是根本,自己管不好,却要管别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把切近的修身、齐家看得不重要,却把高远的治国、平天下看得十分要紧,这是不合乎道理的事情。要成为良好的管理者,必须先学习怎样做好被管理者。只有先成为良好的部属,才有可能成为良好的上司。所以修己安人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全力以赴的事情。管理要力求生活化,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应该重视管理。只要人人注重管理,时时讲求管理,修、齐、治、平自然会顺利完成。修德管理是修己安人的历程,包容了知和德,而以德性优先。知识可以利人,亦可以害人;德性则只能利人,不能够害人。管理者必须以德控知,用德性来判断知识,才能把握生命的可贵,而不致残生害性。中国管理哲学,首先重德,认为管理者必须树立明确的道德观念。

因为德性是操之在我的,“我欲仁斯仁至矣”。管理的知识并不是不重要,而是既多又杂,永远学不完。庄子说:“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就会弄得疲惫不堪。”管理者无法学到所有的管理知识,势必把所学到的一部分知识强调得无以复加,认为再好不过,形成“天下的人各执一端以自耀”之势。于是“X理论”、“Y理论”、“Z理论”纷纷出炉。企业文化刚刚肯定“英雄人物是公司最重要的要素”,指出“英雄主义是被现代化管理所遗忘的领导要项”,“追求卓越的管理”马上描述“管理人员由于英雄作风只能达到平凡的绩效”,并推出“超英雄领导模式”,要求领导者不要殚精竭虑,靠一己之力承担一切。学生产的强调生产管理的重要性,学市场的认为时代已经迈入市场导向时代,学会计的则闷声不响地把预算控制捧得高高在上。

墨子说:“一个人有一种道理,十个人就有十种道理,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道理,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道理。等到人数多得数不清,那么他们所说的道理,也就多得数不清了。”探讨管理智识很麻烦、复杂,倒不如提升一个层次,从德性的修养入手,反而简易、可靠得多。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有人把它解释为“通过道德来管理”,这显然很不合适。什么叫道德?不说还好,越说越觉得一头雾水,实在很难说明白、听清楚。而且凭借道德,又怎么能够管理,岂非空话而不切实际?“为政以德”,孔子的本意应该是“为政者自身,应该具备良好的品德修养”。管理者自己的品德修养良好,主要表现在爱人。我们常说的安人之道,便是具体的爱人措施。这些措施,通常会以制度的方式来呈现。制定安人的制度,很可能出于爱心。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心态,秉持“对员工好,便是对公司好”的态度来制定合理的规定。

管理者有德,制定出来的制度,通常更加人性化。而管理者无德,那就防弊重于兴利。深信员工占公司的便宜,处处加以设防。如果管理者有才无德,则虐待的气氛浓厚,随时可见了。《大学》说,居上位者不可以用那些令人不满的态度来对待部属,部属也不该用那些令人不满的不良态度来对待居上位者。凡是在前面的人,不可以用那些令人不满的不好态度来对待后面的人,凡是在后面的人,也不可以用那些令人不满的不良态度来对待前面的人。左边对右边,右边对左边,也是同样的道理。这种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考虑问题的方式,实在可以补制度的不足。若是制度加上恕道,岂非更加妥善?在管理上,西方重视制度,我国则重视恕道。然而中外一切管理,平心而论,无一不求修己,也无一不求安人。

否则目标势必落空,成果吉凶也属未可料定。举凡家庭、企业、行政及教化等管理,均以自我管理为基础。自我管理即修己,是管理者与追随者共同的根本所在。致知修身虽然以德行为先,但修身的先决条件是正心、诚意。正心、诚意之前,最好先格物、致知,用求得的知识指导自己的感情,使理智与感情平衡,这才是真正的修身。按照《大学》所讲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管理者应该从“格物”开始,彻底把事物的道理研究清楚,达到真正有所认识,并非一知半解的地步,便是“致知”;所知既然透彻,则信之笃,执之固,同时既不欺人,亦不自欺,即已“诚意”;既然信之笃,执之固,则心无旁骛,志归于一,而无所偏倚,便能“正心”;心是身的主宰,心正则言行随之俱正,这样就叫做“修身”。以上五端,都是“成己”的功夫。管理者真正关爱追随者,必须切实从“成己”做起,因为“成己,仁也”,唯仁者爱人必以其道,才能使追随者亦有所成立。所以《中庸》说:“成物,知也。”管理者具备相当的智慧,才能逐步由“齐家”、“立业”、“治国”、“平天下”以“成物”。

但是,这些“得之于外”的见识,必须有赖于“发之自内”的智能来加以判断和运用。“合内外之道”,才能够管理得恰到好处,获得“时措之宜”。管理者要明辨是非,必须重视格物致知。《大学》里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就是说,致知在格物的意思,是想要把知识推广到极点,就必须将每一件事的道理都拿来追根究底,找出真正的性理。因为我们人类的心灵具有认知的能力,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有其自然运作的性理。只是我们对于事物的道理,并没有研究得十分透彻,所以我们的知识就不能达到无所不尽的地步。管理的根本在于明辨是非。但是世间的是非,原本十分难明。必须下工夫去格物致知,就各种事物的道理,下一番穷根究底的钻研,务求形状、性质各方面都能够彻底了解,才能够养成慎断是非的习惯,培养判断是非的能力。天下万事万物,不可能逐一加以深究。

但是道理毕竟是相通的,只要用心专一,必能豁然贯通,真正有所了悟。那时候由通而专,再由专而通,便是抓住了物格而后知至的要领。

安人方能得天下

管理是修己安人的历程,管理者先把自己修养好了,再去安定员工,使他们身安心乐,而又安居乐业。这样的管理,看似简单,实际上并不容易。管理的目的为什么在安人呢?“安”是人生的根本要求陈大齐先生考察人的一生,自出生以至死亡,可谓无时无刻不在求安。他说:“婴儿呱呱坠地的第一声,正在诉说环境剧变所带来的不安。其后肚子饿了则啼哭,尿布湿了则啼哭,这些啼哭又都在表示对于不安的抗争。出生后数月,能于熟识与陌生之间有所分别,则啼哭挣扎以拒绝陌生人的抱持,因为把陌生视作危险的讯号。成年人的求安心理,亦时时处处流露于各种言行之中。早上相见,则各道早安,以互祝整日的安宁;晚间告别,则各道晚安,以互祝整夜的安宁。

求神拜佛,小则为一己的福佑,大则为家宅的平安。宗教团体举行盛大的法会,亦在祈求国家乃至世界的太平。从事某一职业,兢兢业业,不敢怠慢,无非因其有助于维持一家的生活安宁。平时节衣缩食,尽量储蓄,不敢浪费,亦无非因其足为老来生活无忧的保障。再向大处看,则政治、法律等措施,又无非以消弭纷扰、维护安宁为职责。总而言之,小自个人,大至国家,其所作所为,只要是正当的,可说无一不指向人生的安宁,无一不反映着人生谋求安宁的迫切。所以人生安宁之为根本要求,是信而有征,不是凭空臆断。”依陈先生的研究,人生的根本要求,可用一个“安”字来表示。但他认为“安”字是一个单音字,用以说话行文,可能感觉不如复音词方便,所以加上一个“宁”字。“安”、“宁”是同义字,把“安”说成“安宁”,不过是为了说话行文的方便。行为科学研究者致力于了解人类的本性与行为,肯定人类乃为满足需要或追求目标而忙。于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的“人类动机诱导论”把人类的需求,按其发生顺序或优势先后,分成五个阶层,称为“需求的层次”,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感及爱的需求、尊敬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并且宣称人们必待较低层级的需求获得了基本的满足之后,才能够提升到另一个层级。

1.生理需求——为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包括衣、食、住、行等项。米珠薪桂,三餐不继,即为饥饿的不安。天寒地冻,衣衫单薄,此系寒冻的不安。住屋危险,或居无定所,便是居住的不安。交通不便,或车祸频繁,就是行走的不安。身患疾病,或久病不愈,即为病患的不安。

2.安全需求——生理需求获得基本满足之后,安全需求便接踵而至。包括不受物理危险的侵害,经济的保障,以及期望有秩序而又可预知的环境等项。发生火灾,慌忙逃避,类似的紧急情况,必定引起慌乱的不安。今日衣食尚称温饱,以后不知如何;世界动荡,人心思乱,未来环境不可预测,亦将导致忧愁的不安。

3.归属感及爱的需求——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便又面临社会的需求。包括付出与接受友谊和情谊。至亲好友,久未通信,心中不免挂念;约期聚晤,而杂务缠身,深恐不能如愿,属于牵挂的不安。同业竞争,备受排挤,产生孤寂的不安,这些都属于归属感及爱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