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原则是“经权”
何谓经权全世界的管理，事实上都离不开“经权”，但都没有儒家说得那么清楚、透彻。经即常道，为“不易”的原则，现在叫做共识。权是权宜应变，为“变易”的措施，通常叫做变通，含有越变越通的意思。管理的对象，无论“5M”(人力——manpower、财力——money、机械——machine、方法——method、物料——material)、“7M”(“5M”加上市场——market、士气——morale)或者“10M”(“7M”再加上管理信息——managementinformation、管理哲学——managementphilosophy及管理环境——managementmnvironment)，都随着时空变化而变动，管理者必须随机应变，以求制宜。但是漫无目的地变动，或者一味求新求变，很容易走入“为变而变”的歧途，往往变而不能通，甚至越变越不通，反而失去“变通”的本意。
这时，共识的建立，也就是变动原则的确定，便成为当务之急，唯有彼此把握“不易”的共同准则，朝向既定的目标，才能越变越通。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共学、适道、立，在人生发展的阶段上，都很不容易做到，孔子却认为行权比这些更难。“立”，即一切言行都立得住，也都站得稳。而其所以立得住、站得稳的原因，则是由于切实遵守组织的典章规范，未曾有所违犯，亦未尝有所逾越。孔子说：“立于礼。”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
正反合说，表示“立”与“礼”有着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所用以“立”的，实非“礼”莫属。儒家主张“克己复礼”，孔子始述尧舜为君之道，而申传表扬文武的法度，用意即在托古勉今，期待能唤起大家的自信心，不至于丧失志气。但是人皆有欲，有欲不能不求，如果求而没有界限，势必引起争乱。孔子一方面要求“正名”，一方面也倡导“复礼”，使组织成员各有其分，各人的行为均恰如其分。“立”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制度化”。管理者了解了“立”的意义，便应该审慎地依照组织内在的用意与外在的需要，建立合适的制度，以实施制度化的管理。制度化是管理必经的过程，却不是良善的管理。任何制度，即使十分适合外在的需要与内在的用意，也不可能绝对有利无弊。一切遵照制度办理，势难顺应两可或例外事宜，同时行之日久，也不免官僚化、僵化；管理制度确立之后，必须再赋予适当的弹性，这就是权。《荀子·不苟》说：“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
“权”的意思，即详察事情的利害，审慎地比较以定取舍，亦即衡定可否，以求权变能得其宜。“权”包含了“求新求变”，却不限于“求新求变”。强调求新求变，原本就是一种偏道。它令人误以为“新”即“进化”，因而胡乱断定一切“旧”的都不如“新”的，以致盲目求变，失掉了根本。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在明尼苏达州建州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中曾说过：“我们生存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变化已经成为人生的铁律，衡量事物以其变化的情形作为尺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每件事都在改变，有些原则是永恒不变的。要使变化有规律而且是向善的，我们就必须切实把握这些原则。”
不错，变迁是不可否认也不容忽视的事实，求新求变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活动。但是，那些不受时间影响且不可更改的价值观念，同样也是不可否认也不容忽视的事实。管理者应该“有所变，有所不变”，秉持孔子提示的原则：“义之与比。”一切取舍，都应该取决于“义”。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哪些应该变，哪些不应该变，“义”就是衡量的标准。朱子注释说：“可与权，谓能全轻重使合义也。”“权”可以说是管理的“合理化”，因为“义”者“宜”也，便是“合理”。
近代管理者，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几乎只知有变，而不知有常。因而重视“变的法则”，却严重忽略了“不变法则”。管理者如果一方面强调“制度化”，另一方面又力主“求新求变”，不免形成以制度管理员工，而管理者自己则拥有充分的自由来求新求变的局面。假若如此，岂非口口声声“法治”，最后都变成“人治”了？“权”除“求新求变”之外，还应该合“义”，亦即所有“新”的改“变”，都必须合“义”。“一切权宜应变都应该合义”，这是不易的常道，我们称之为“经”。
“义”随应变迁，没有定型，必须靠知识、思虑来决定。管理者在应变的时候，不能够像循礼那样，只要依照成规去做就可以了，所以“权”比“立”难。管理合理化，事实上要比管理制度化高一个层次。孔子把人分成中人以上、中人和中人以下三种，中山先生称之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等人，希望他们分知合行。组织成员，如果各自依“义”权变，由于彼此标准不一，知识程度不同，思虑判断的结果也不一样，难免纷乱不堪。所以上级交付下来的“经”，就是下级应该遵循的“义”，明白规定只可依此权宜应变，不可擅自改“经”变“义”。
当然，上级的“经”必须光明正大、公正无私，因此管理的先决条件是“修己”。上级的“经”，有赖于下级真诚秉持着去做适当的权变，所以管理的最终目的在“安人”。部属得安，就会相信上级的“经”，才会真心诚意地去调整应变。前文说过，“经权”的“经”，即《易经》中的“不易”；“经权”的“权”，系《易经》中的“变易”。
儒家倡导“持经达权”，使中国五千年来从容融合外来文化而仍能中道，成为中国人长久以来共同沿用的管理方法。管理者一本“经权”，便能做到朱子所说：“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故于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也。”管理者确立若干管理信念，并且坚持“权不舍本”(亦即“权不离经”)、“权不损人”、“权不多用”的原则，同时“经”的订立以安人为导向，建立“权是为了经的达成”的共识，那么所有的管理工具与方法，都可放心运用了。
《大学》首章，朱子称之为“经”，实乃世界上最为完备、最系统的管理哲学。这应该是管理者的共识。它不但是“初学入德之门”，而且是“管理者必有的理念”。经、权的必要性管理的内容，可以说异常复杂，非但受时间(时)、空间(地)的限制，而且随人事的更替而变迁，所以必须“守正持经、权宜应变”，才能够应对组织内外环境的实际需要，以求制宜，收到宏大而良好的效果。
中山先生说过：“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能源危机、通货膨胀、经济萧条以及国际政治情势的剧变，真是夷险不测；若干管理良好、制度素称健全的大企业，例如英国的ReactionRolls—Royce、美国的Lockheed和PennCentral，在不利情况的冲击下纷纷崩溃，果然成败无定。企业面临此种挑战，欲求“自适”(自求适应环境的变动)、“不移”(保持永生，免除遭受淘汰的命运)，唯一的途径，就是“守经达变”。守经达变，就是“守正以持经，权宜而应变”。“经”，就是“常”；常道常则，叫做经。守经的意思，便是“坚守常道”。
“变”系“权术”，引申为“变通”。达变是为了顺应时势的变迁，而作“适当权变”。“守经达变”，乃是一方面坚守常道，一方面做适当权变。应用在管理上，正是最佳的法则；对今日世界而言，更是最光明的正道。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贾可贝(N.H.Jacoby)指出20世纪80年代，由于高度的政治动荡和不定性的挑战，管理者在低经济增长率、昂贵的资金成本，以及脆弱的产业纪律之外，尚需应付来自各方的压力，包括消费者的需求、环境保护人士的要求，还有倡导人权人士的要求。
佛罗里达大学教授霍杰茨(R.M.Hodgetts)宣称：“这一个新的十年中，环境的变迁太迅速了；作为一位现代经济人，不得不紧紧追随这重大的变迁。”事实上，早在1977年，美国权变管理理论体系的建立者卢桑斯(F.Luthans)和斯图尔特(T.I.Stwart)这两位管理学者所倡议的“权变理论”(ContingencyTheory)便已经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管理方法能够适合全部的情势。因而提倡：举凡组织结构、激励程序，以及领导作风等关键性的变量，均须斟酌当时当地的情势，而有所调整。
这种“权变管理”，鼓励管理者依据自己的需要，任意选用职能的概念、计量的概念、行为的概念或系统的概念。诚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称的“变动中的管理世界”，西方管理，近年来极力主张在变动不居的情况下，尽量通权达变，以谋求适应。“通权达变”的理论很快传到台湾地区，许多人马上想到它的一些反义词，如“墨守成规”、“刻舟求剑”、“故步自封”、“胶柱鼓瑟”等，并用以之形容现有的管理。认为处处谨守“祖制”、“家法”，事事依照“规章”、“制度”，自然不能适应环境，由“知变”、“应变”而“求变”。
追根究底，又归罪于“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传统。中国传统果真缺乏“变化”观念吗？中国人自有历史以来，一切思想、学术、政治、宗教，无不直接、间接渊源于《易经》所涵的学理。“易”的本义，是“更换”、“改变”、“代替”的意思。易学的真谛，即在阐明宇宙循环的定律，肯定所有事物都不断变易、交替，有长必有消，有消必有长。所谓阴阳消长，即新陈代谢、生生不息。爻辞所表现的“物极必反”观念，亦就是古代中国思想中的“变化”观念。
至于“通权达变”的精神，孔、孟时代已予强调。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主要告诉我们，唯有能够自立的人，才可以讲求权宜之道。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孟子·离娄》表示礼法也有权变的时候。庄子超脱名利和死亡，却也重视权变，他在《秋水》中说：“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庄子认为善于权变的人，不会让外物有伤害自己的机会。所以至德之人，火不能烧死他，水不能淹死他，寒暑不能损害他，禽兽也不能伤害他。
并不是说他自身逼近危险，能不受损伤，而是因为他能辨别安宁和危险，安守穷困和通达，进退都极端谨慎，以至于没有物能伤害他。然而，中国人通权达变的意义，乃是对应着“经”或“常”而言的。宋、明理学家所说的“理一分殊”，指出理有可变的，谓之“权”；也有不可变的，叫做“经”。“权”即“经”在万殊之事中的运用。张晓峰先生更认为“守经达变”才是中国人的民族性之一。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民族性》中他举《论语》所载：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述而》)以及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无所不至矣。”(《阳货》)证明用舍行藏、出处进退不失其正的，才是理想的人格。此与患得患失、无所不至的鄙夫，大相径庭。推论到管理上，则虽有风雨如晦的不景气，企业在通权达变之际，仍应坚守其光明正大的社会责任。
处常与处变，守经与权宜，向为中国人所重视。“经”“权”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权不离经”，熊十力先生说：“夫道有经有权，经常大立，权应万变。变体其常，故可于变而知常；权本于经，守贞常而不穷于变。故权行而后见经之所以称常道者，正以其为众妙之门耳。”“经”是“常道”，而“权”为“趣时应变”，所以“无往而可离于经也”。
一是“权与经反”，宋朝李觏说：“常者，道之纪也；道不以权，弗能济矣。是故权者，反常者也。”他主张“事变矣，势异矣”，便不能“一本于常”，却应该“离经反常”。这两种论调，中国人多半是选取“权不离经”的。《春秋·公羊传》说“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固然也不失为权宜应变的一种方式，但杀人、亡人为离经叛道的行为，是一种反常的做法，所以“君子不为也”。台湾地区企业界的“一窝蜂主义”，就是“离经反常”的表现。大家竞相追逐短期利益，忘记了“企业应该永生”的根本，徒然引起恶性竞争，谁也不敢想象明日的景况。这种弊病，在以往轻工业阶段也有，但对于发展中的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将会产生更为不利的后果。
因为轻工业的资金投入较少，盲目求变，即使迷失了方向，损失还不会太大；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产业投入得多，一旦乱变，造成的后遗症委实不堪设想。创新是企业成长的动力源泉，《大学》引成汤的盘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见中国传统，也是倡导“日新又新”的，不过中国之所以用中字为国名，就是由于中道乃我国的国魂。张晓峰先生把中道解释为“合理化”，合理化的创新、合理化的权变，才是合乎中道的行为。引进新的理论或观念，也是创新的活动之一。西方的“权变管理”，我们不妨吸取其精华，勿使过与不及，才能获得合理化的权变，也才是中道的管理。
管理的基本方法是“经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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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主旨］说明管理者应该遵循的纲领。商汤的盛水铜盘上面，铭刻着这样的警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应该真诚地自我要求每天都有新的表现。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就能够天天有新的进步，每一日都不间断。”为政的道理，既然以亲民为重点，所以施政当然要以民意为依归。但是民意是变动的，必须通过管理者的谆谆诱导，发挥最大的教化力量以导正民意，使大家日新又新，符合时代的需要，成为顺应时代的民众。
贤明的管理者，应该重视教育，获得百姓的拥戴，改革旧法而实施新政。亲民和新民，其实是一体两面。亲民的目的，在于促使百姓成为新民。新民的功能，有赖于亲民来达成。管理者一方面以大众的需求为导向，一方面则教化大众，使其需求合理化。只有合理的需求，才是正常的市场导向。完全采取市场导向，而不判断其合理与否，是缺乏社会责任的不良表现。
企业管理过分强调市场导向的弊端，现在已经十分明显。不断地创新，缩短产品的寿命周期，使得生产者紧张忙碌，也使得消费者永难满足。可见市场导向必须以合理为标准，而不是片面地求新求变。《易经》中与“中”观念相配的，便是“时”。孔子讲《易》，倡导“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时中”心法。惠栋在《易尚时中说》中写道：“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时中的意义，是在和谐中求均衡，从均衡中求进步。近年来少数人视“冲突”为“权变”的同义词，亦即以“和谐”、“均衡”为“不知权变”、“不能进步”的最大障碍，完全不了解“从容中道，与时俱进”的道理，不明白在不断变动的过程中，依然可以求和谐，获得均衡，并因而得到真正的进步。管理的最终目的在安人，不能安人的权变，就是“权与经反”。
这种权变，极容易导致组织内部的冲突，纵使有利，亦是短利、小利，乃至于假利。唯有“权不离经”的权变，才能够在安人的“常道”中求得改善，获得进步。多年来我们引进西洋学说、观念，已经深受“盲目移植”之苦，现在管理界正在鼓励权变，亟盼能以“守正以持经，权宜而应变”的中道，作为权变的衡量标准，毕竟守经达变才是管理的正道。
注重方法是西方文化的特色之一。方法论在中国从未成为显学。中华民族在智力方面，备受嘉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