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从管人到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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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守经达变才是安人的正道(1)

管理的原则是“经权”

何谓经权全世界的管理,事实上都离不开“经权”,但都没有儒家说得那么清楚、透彻。经即常道,为“不易”的原则,现在叫做共识。权是权宜应变,为“变易”的措施,通常叫做变通,含有越变越通的意思。管理的对象,无论“5M”(人力——manpower、财力——money、机械——machine、方法——method、物料——material)、“7M”(“5M”加上市场——market、士气——morale)或者“10M”(“7M”再加上管理信息——managementinformation、管理哲学——managementphilosophy及管理环境——managementmnvironment),都随着时空变化而变动,管理者必须随机应变,以求制宜。但是漫无目的地变动,或者一味求新求变,很容易走入“为变而变”的歧途,往往变而不能通,甚至越变越不通,反而失去“变通”的本意。

这时,共识的建立,也就是变动原则的确定,便成为当务之急,唯有彼此把握“不易”的共同准则,朝向既定的目标,才能越变越通。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共学、适道、立,在人生发展的阶段上,都很不容易做到,孔子却认为行权比这些更难。“立”,即一切言行都立得住,也都站得稳。而其所以立得住、站得稳的原因,则是由于切实遵守组织的典章规范,未曾有所违犯,亦未尝有所逾越。孔子说:“立于礼。”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

正反合说,表示“立”与“礼”有着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所用以“立”的,实非“礼”莫属。儒家主张“克己复礼”,孔子始述尧舜为君之道,而申传表扬文武的法度,用意即在托古勉今,期待能唤起大家的自信心,不至于丧失志气。但是人皆有欲,有欲不能不求,如果求而没有界限,势必引起争乱。孔子一方面要求“正名”,一方面也倡导“复礼”,使组织成员各有其分,各人的行为均恰如其分。“立”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制度化”。管理者了解了“立”的意义,便应该审慎地依照组织内在的用意与外在的需要,建立合适的制度,以实施制度化的管理。制度化是管理必经的过程,却不是良善的管理。任何制度,即使十分适合外在的需要与内在的用意,也不可能绝对有利无弊。一切遵照制度办理,势难顺应两可或例外事宜,同时行之日久,也不免官僚化、僵化;管理制度确立之后,必须再赋予适当的弹性,这就是权。《荀子·不苟》说:“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

“权”的意思,即详察事情的利害,审慎地比较以定取舍,亦即衡定可否,以求权变能得其宜。“权”包含了“求新求变”,却不限于“求新求变”。强调求新求变,原本就是一种偏道。它令人误以为“新”即“进化”,因而胡乱断定一切“旧”的都不如“新”的,以致盲目求变,失掉了根本。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在明尼苏达州建州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中曾说过:“我们生存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变化已经成为人生的铁律,衡量事物以其变化的情形作为尺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每件事都在改变,有些原则是永恒不变的。要使变化有规律而且是向善的,我们就必须切实把握这些原则。”

不错,变迁是不可否认也不容忽视的事实,求新求变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活动。但是,那些不受时间影响且不可更改的价值观念,同样也是不可否认也不容忽视的事实。管理者应该“有所变,有所不变”,秉持孔子提示的原则:“义之与比。”一切取舍,都应该取决于“义”。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哪些应该变,哪些不应该变,“义”就是衡量的标准。朱子注释说:“可与权,谓能全轻重使合义也。”“权”可以说是管理的“合理化”,因为“义”者“宜”也,便是“合理”。

近代管理者,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几乎只知有变,而不知有常。因而重视“变的法则”,却严重忽略了“不变法则”。管理者如果一方面强调“制度化”,另一方面又力主“求新求变”,不免形成以制度管理员工,而管理者自己则拥有充分的自由来求新求变的局面。假若如此,岂非口口声声“法治”,最后都变成“人治”了?“权”除“求新求变”之外,还应该合“义”,亦即所有“新”的改“变”,都必须合“义”。“一切权宜应变都应该合义”,这是不易的常道,我们称之为“经”。

“义”随应变迁,没有定型,必须靠知识、思虑来决定。管理者在应变的时候,不能够像循礼那样,只要依照成规去做就可以了,所以“权”比“立”难。管理合理化,事实上要比管理制度化高一个层次。孔子把人分成中人以上、中人和中人以下三种,中山先生称之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等人,希望他们分知合行。组织成员,如果各自依“义”权变,由于彼此标准不一,知识程度不同,思虑判断的结果也不一样,难免纷乱不堪。所以上级交付下来的“经”,就是下级应该遵循的“义”,明白规定只可依此权宜应变,不可擅自改“经”变“义”。

当然,上级的“经”必须光明正大、公正无私,因此管理的先决条件是“修己”。上级的“经”,有赖于下级真诚秉持着去做适当的权变,所以管理的最终目的在“安人”。部属得安,就会相信上级的“经”,才会真心诚意地去调整应变。前文说过,“经权”的“经”,即《易经》中的“不易”;“经权”的“权”,系《易经》中的“变易”。

儒家倡导“持经达权”,使中国五千年来从容融合外来文化而仍能中道,成为中国人长久以来共同沿用的管理方法。管理者一本“经权”,便能做到朱子所说:“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故于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也。”管理者确立若干管理信念,并且坚持“权不舍本”(亦即“权不离经”)、“权不损人”、“权不多用”的原则,同时“经”的订立以安人为导向,建立“权是为了经的达成”的共识,那么所有的管理工具与方法,都可放心运用了。

《大学》首章,朱子称之为“经”,实乃世界上最为完备、最系统的管理哲学。这应该是管理者的共识。它不但是“初学入德之门”,而且是“管理者必有的理念”。经、权的必要性管理的内容,可以说异常复杂,非但受时间(时)、空间(地)的限制,而且随人事的更替而变迁,所以必须“守正持经、权宜应变”,才能够应对组织内外环境的实际需要,以求制宜,收到宏大而良好的效果。

中山先生说过:“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能源危机、通货膨胀、经济萧条以及国际政治情势的剧变,真是夷险不测;若干管理良好、制度素称健全的大企业,例如英国的ReactionRolls—Royce、美国的Lockheed和PennCentral,在不利情况的冲击下纷纷崩溃,果然成败无定。企业面临此种挑战,欲求“自适”(自求适应环境的变动)、“不移”(保持永生,免除遭受淘汰的命运),唯一的途径,就是“守经达变”。守经达变,就是“守正以持经,权宜而应变”。“经”,就是“常”;常道常则,叫做经。守经的意思,便是“坚守常道”。

“变”系“权术”,引申为“变通”。达变是为了顺应时势的变迁,而作“适当权变”。“守经达变”,乃是一方面坚守常道,一方面做适当权变。应用在管理上,正是最佳的法则;对今日世界而言,更是最光明的正道。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贾可贝(N.H.Jacoby)指出20世纪80年代,由于高度的政治动荡和不定性的挑战,管理者在低经济增长率、昂贵的资金成本,以及脆弱的产业纪律之外,尚需应付来自各方的压力,包括消费者的需求、环境保护人士的要求,还有倡导人权人士的要求。

佛罗里达大学教授霍杰茨(R.M.Hodgetts)宣称:“这一个新的十年中,环境的变迁太迅速了;作为一位现代经济人,不得不紧紧追随这重大的变迁。”事实上,早在1977年,美国权变管理理论体系的建立者卢桑斯(F.Luthans)和斯图尔特(T.I.Stwart)这两位管理学者所倡议的“权变理论”(ContingencyTheory)便已经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管理方法能够适合全部的情势。因而提倡:举凡组织结构、激励程序,以及领导作风等关键性的变量,均须斟酌当时当地的情势,而有所调整。

这种“权变管理”,鼓励管理者依据自己的需要,任意选用职能的概念、计量的概念、行为的概念或系统的概念。诚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称的“变动中的管理世界”,西方管理,近年来极力主张在变动不居的情况下,尽量通权达变,以谋求适应。“通权达变”的理论很快传到台湾地区,许多人马上想到它的一些反义词,如“墨守成规”、“刻舟求剑”、“故步自封”、“胶柱鼓瑟”等,并用以之形容现有的管理。认为处处谨守“祖制”、“家法”,事事依照“规章”、“制度”,自然不能适应环境,由“知变”、“应变”而“求变”。

追根究底,又归罪于“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传统。中国传统果真缺乏“变化”观念吗?中国人自有历史以来,一切思想、学术、政治、宗教,无不直接、间接渊源于《易经》所涵的学理。“易”的本义,是“更换”、“改变”、“代替”的意思。易学的真谛,即在阐明宇宙循环的定律,肯定所有事物都不断变易、交替,有长必有消,有消必有长。所谓阴阳消长,即新陈代谢、生生不息。爻辞所表现的“物极必反”观念,亦就是古代中国思想中的“变化”观念。

至于“通权达变”的精神,孔、孟时代已予强调。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主要告诉我们,唯有能够自立的人,才可以讲求权宜之道。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孟子·离娄》表示礼法也有权变的时候。庄子超脱名利和死亡,却也重视权变,他在《秋水》中说:“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庄子认为善于权变的人,不会让外物有伤害自己的机会。所以至德之人,火不能烧死他,水不能淹死他,寒暑不能损害他,禽兽也不能伤害他。

并不是说他自身逼近危险,能不受损伤,而是因为他能辨别安宁和危险,安守穷困和通达,进退都极端谨慎,以至于没有物能伤害他。然而,中国人通权达变的意义,乃是对应着“经”或“常”而言的。宋、明理学家所说的“理一分殊”,指出理有可变的,谓之“权”;也有不可变的,叫做“经”。“权”即“经”在万殊之事中的运用。张晓峰先生更认为“守经达变”才是中国人的民族性之一。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民族性》中他举《论语》所载: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述而》)以及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无所不至矣。”(《阳货》)证明用舍行藏、出处进退不失其正的,才是理想的人格。此与患得患失、无所不至的鄙夫,大相径庭。推论到管理上,则虽有风雨如晦的不景气,企业在通权达变之际,仍应坚守其光明正大的社会责任。

处常与处变,守经与权宜,向为中国人所重视。“经”“权”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权不离经”,熊十力先生说:“夫道有经有权,经常大立,权应万变。变体其常,故可于变而知常;权本于经,守贞常而不穷于变。故权行而后见经之所以称常道者,正以其为众妙之门耳。”“经”是“常道”,而“权”为“趣时应变”,所以“无往而可离于经也”。

一是“权与经反”,宋朝李觏说:“常者,道之纪也;道不以权,弗能济矣。是故权者,反常者也。”他主张“事变矣,势异矣”,便不能“一本于常”,却应该“离经反常”。这两种论调,中国人多半是选取“权不离经”的。《春秋·公羊传》说“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固然也不失为权宜应变的一种方式,但杀人、亡人为离经叛道的行为,是一种反常的做法,所以“君子不为也”。台湾地区企业界的“一窝蜂主义”,就是“离经反常”的表现。大家竞相追逐短期利益,忘记了“企业应该永生”的根本,徒然引起恶性竞争,谁也不敢想象明日的景况。这种弊病,在以往轻工业阶段也有,但对于发展中的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将会产生更为不利的后果。

因为轻工业的资金投入较少,盲目求变,即使迷失了方向,损失还不会太大;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产业投入得多,一旦乱变,造成的后遗症委实不堪设想。创新是企业成长的动力源泉,《大学》引成汤的盘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见中国传统,也是倡导“日新又新”的,不过中国之所以用中字为国名,就是由于中道乃我国的国魂。张晓峰先生把中道解释为“合理化”,合理化的创新、合理化的权变,才是合乎中道的行为。引进新的理论或观念,也是创新的活动之一。西方的“权变管理”,我们不妨吸取其精华,勿使过与不及,才能获得合理化的权变,也才是中道的管理。

管理的基本方法是“经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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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主旨]说明管理者应该遵循的纲领。商汤的盛水铜盘上面,铭刻着这样的警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应该真诚地自我要求每天都有新的表现。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就能够天天有新的进步,每一日都不间断。”为政的道理,既然以亲民为重点,所以施政当然要以民意为依归。但是民意是变动的,必须通过管理者的谆谆诱导,发挥最大的教化力量以导正民意,使大家日新又新,符合时代的需要,成为顺应时代的民众。

贤明的管理者,应该重视教育,获得百姓的拥戴,改革旧法而实施新政。亲民和新民,其实是一体两面。亲民的目的,在于促使百姓成为新民。新民的功能,有赖于亲民来达成。管理者一方面以大众的需求为导向,一方面则教化大众,使其需求合理化。只有合理的需求,才是正常的市场导向。完全采取市场导向,而不判断其合理与否,是缺乏社会责任的不良表现。

企业管理过分强调市场导向的弊端,现在已经十分明显。不断地创新,缩短产品的寿命周期,使得生产者紧张忙碌,也使得消费者永难满足。可见市场导向必须以合理为标准,而不是片面地求新求变。《易经》中与“中”观念相配的,便是“时”。孔子讲《易》,倡导“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时中”心法。惠栋在《易尚时中说》中写道:“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时中的意义,是在和谐中求均衡,从均衡中求进步。近年来少数人视“冲突”为“权变”的同义词,亦即以“和谐”、“均衡”为“不知权变”、“不能进步”的最大障碍,完全不了解“从容中道,与时俱进”的道理,不明白在不断变动的过程中,依然可以求和谐,获得均衡,并因而得到真正的进步。管理的最终目的在安人,不能安人的权变,就是“权与经反”。

这种权变,极容易导致组织内部的冲突,纵使有利,亦是短利、小利,乃至于假利。唯有“权不离经”的权变,才能够在安人的“常道”中求得改善,获得进步。多年来我们引进西洋学说、观念,已经深受“盲目移植”之苦,现在管理界正在鼓励权变,亟盼能以“守正以持经,权宜而应变”的中道,作为权变的衡量标准,毕竟守经达变才是管理的正道。

注重方法是西方文化的特色之一。方法论在中国从未成为显学。中华民族在智力方面,备受嘉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