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飞快，转眼间就进入了3月。一个季度是很短暂的，当时光流逝之后，你的这种感觉特别强烈。一年之中的第一个季度，又往往过的更快，大概因为有个传统的也是最为隆重最为漫长的节日夹在其中。日子进入腊月，那时光就像如今搞大工程应用的时髦说法——倒计时一样，腊八（腊月初八）、祭灶，大年来到，小姑娘要花，小小子要炮……所谓的腊八就是农历12月8日，这时候公历的时间一般是下一年的元月中旬。也就是说，刚刚掀开新一年的日历，就开始准备过大年（春节）了。接下来，腊月进入祭灶之后，那时光的计时更加紧迫，更加具体，更加没了空隙和余地，用民间的流程是：
二十四（均指腊月，这时多为公历的2月开始），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蒸馒头；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杀只鸭；二十九，灌壶酒；三十，贴门旗（春联）；初一，蹶着屁股乱作揖（相互拜年）。
照常规，初一是到父母那里，拜见老人，当然都是以男方为主讲的。辛辛苦苦一年的人们，只有这时间才是大饱口福的时日，最好最新的衣衫，也只有这时节才舍得露出峥嵘。初二则是到岳父岳母家，俗讲回娘家。初三、初四为会亲戚、朋友，初五则定为破五，在传统的习惯中，这一天，休息了数天的集市商店开始营业，多以放炮庆祝开市大吉。虽然开市了，春节并未过去，人们依旧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直到（农历）正月十五、十六又一个高峰方才到来，这是传统的元宵佳节。在这个时间，传统的民间文艺表演会倾巢出动，竞相风流。那场景可谓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同时，各种造型、各样色彩的花灯，更是群英聚会，一展风姿。使劳累一年的平民百姓大饱眼福，享受到休闲的情趣。到这时间，时光已悄悄溜进了公历的2月底了。二月仅28天，一转眼，就飞进了3月，人们才从漫漫的春节长梦中渐渐苏醒。的确是这样，仅在节日间的饮酒，可谓一年之中强度最大，数量最多，质量最高，酒兴最浓的四最时间，这四最则使饮酒者们一个个不自觉地滑入幽深的醉乡而一时不能自拔出来。
如今的城里人，特别是大城市的人，白领人，中产阶级们，当然已不是或不完全是如此过年了，至于政府官员，更非如此。但是，切莫忘记，那占中国人数的百分之七十的农民，还有不少低收入者，下岗人员，无业人员，他们享受物质的时候，还没有摆脱传统的时间。也是因为这种原因，这么众多的群体，其中有诸多人与政府官员有着千丝万楼的关系，所以，作为政府的人，在春节前后也有陷入长长的醉乡的现象，就不难被人所理解了。因为政府的规定是，农历正月初一到农历正月初七放假，其中真正的假日仅3天，另4天是借用两个星期的4个公休日。可是，真能这样吗？若不过了正月的元宵节，若进入腊月，你想像以往一样的效率办你要办的公事，是办不成的。这种结果并非政府不办公事，多是办事的人物忙活去了，老百姓说的形象，不是驴不走，就是磨不转，这时候，反正是弄不成事。
也许与这种特殊的生活态势有关系，政府在这段时间积累、积压的事情、问题就多起来，直多得不处理实在不行了。今天是3月上旬最后的一天，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安排的程序是这样的：
第一，听取福市市长黄平汇报福市经济运行情况（重点汇报反贪局撤走前后这段时间的状态）。
第二，关于近期Q市连续出现的3起群死群伤事故的责任问题及预防此类事故的措施。
第三，定夺市计委大项目办主任涉嫌嫖娼的处分问题。
第四，对潜仁绑架一案，上级要求在限定时间必须将凶手捉拿归案。
第五，Q市现有的四个开发区的问题，由于摊子铺的过多过大，致使人力物力，特别是资金投向过于分散，已呈现出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的状态。针对现状，拿出应对措施，扭转开发区出现不良倾向。
最后一项，政府机关公用汽车改革事宜。
实质上，这些问题，其中四个都是上级催办下来的，Q市压力很大，不马上解决，就不好对上级交待。
政府常务会是在政府的中型会议室举办的，今天与会的人物除政府市长、副市长、秘书长之外，还有监察局长、福市市长、福市统计局局长、Q市公安局长等。几位政府的副秘书长都列席会议，政府秘书科科长与赵镔做会议纪录。
秘书长老白主持会议，他开始就点名黄平，汇报福市近段经济状况。叫黄平谈福市经济问题，目的很明白，自去年底反贪部门进驻福市，至今已经三个月了，反贪干部是元月底撤走的。是省委吴书记在桃花源召开现场会时说道，福市的问题是市委书记收受贿赂的个人问题，案中案不予追究。从那天之后，反贪干部们的劲头就日渐减小，刚进驻福市时的那股锐气和信心就没有了。没有几天，这些同志就默默地退离了福市，理由是另有大案要查。
今天，黄市长专门来谈近来福市经济情况，其实是对比反贪局进驻福市之时，与他们撤离之后的经济状况。这叫用实事说话，其目的是很耐人寻味的，似乎有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思。黄市长很明白他扮演的角色，为了使汇报显得客观、公正、真实、细致、有规可循、有据所依，他特别带来了福市的统计局局长。他只是从宏观上谈了福市在去年第四季度每个月的生产状况，当然，在反贪局进驻福市之前的10月和11月，情况是很好的。到了12月，好景直转急下。到了今年的元月，情况更是不妙，比12月更糟糕。可是，到了2月，尽管有春节放假的影响，但经济运行态势已有转机，特别是2月下旬至3月上旬，形势彻底好转。为了使这条曲线得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明，他简短的汇报过后，就由统计局长对着一张张翔实的报表，向诸位宣读起来，宣读完毕，也就证明一个实事。反贪局进驻福市时，全市经济大滑坡；反贪局撤出福市后，福市经济迅速回升。这样的实事，大概可以证明领导的决策是正确的，即那个案中案不予追究的决策。也是基于这种缘故，黄市长与他的统计局长汇报的内容就显得十分重要。
讨论第二项内容时，气氛就显得严肃多了。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实事：仅仅在2个月内，Q市连续发生了3起群死群伤事故。倘若只是去年圣诞节那天的一起火灾事故，处理起来还好下手，只要在下边找个替罪羊处理一下，也就交差了。其实那事故下边的人确实应负主要责任。如果他们懂技术，照规程操作，那本是没有事的事，处理违规的工人及使用这种低素质工人的领导人，真是活该。谁知就在大年到来之际，又连续发生两起死人的事故，怕就怕这种事出现，老账未算又添新账，当然就老账和新账一道算啦！还有，怕就怕再三再四地出事，俗话说，有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嘛。事情到这份上，仅处理一下下边的人，能行吗？能说市里领导没有责任吗？我已经很敏感，我知道，眼下只要稍加疏忽，我就可能引火烧身。前几天刘书记与我谈了这事，他的话尽管讲的婉转，但已十分清晰。刘书记不愧是专门研究人的，做书记工作，不研究人怎么行。他的言谈话语中透出，若要摆脱眼前被动的局面，政府必须主动出击，该说的话要说到位，该划清的责任要划清楚，该处理的人物要主动惩处，千万不能等到上级领导进行干预时，才考虑这事，更不能去强调客观推脱责任，不然的话，这火焰是要往上升级的。这时候，不能心慈手软，做老好人，只有那种没有政治头脑的糊涂虫，这时候才会枉想把责任推出去。我明白刘书记的意思，必须在政府里找出个责任人，一切罪责都加到他头上，他遭到惩处，政府就免去了惩处，因为他负了全部的责任，政府就没有了责任。在象棋对弈中，这属丢卒保车的老套路了。但是，套路虽老，却常用常灵，常用常新，且永不过时。很清楚，这个责任最好由抓工业兼安全工作的副市长禹治华负了。我不想去思索这倒霉的事故应该不应该由他负责，我只知道，这事故必须得有一个属于人物的人来承担主要责任，这个人只要一明确，其他的事都好说。
也是受到书记的言词的启发，我方心领神会，这事就应该这样办，也必须这样做。刘书记表现的非常圆熟，他并没有旗帜鲜明地表什么态，但是，他的话语中的言外之意已非常明确，我只能照他的导向去做。但是，他却还是说尊重我的意见，我说怎么处理，他就支持我怎么处理。他的这种支持，使当事的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所以，我更加重视了自己，也更加增添了信心。先后与政府同仁互通情况，统一认识。当会议进入第二个问题时，进行的还算正常，先由常务副市长欧阳弘表态。他对前不久连续发生的3起事故做了简单的分析，既谈到了客观原因，无论是娱乐城圣诞节的火灾烧死客人，还是疏菜仓库货架倒塌砸死工人，还是游艇翻船淹死游客，这些巧合一起的恶性事故的发生确实都是偶然。但是，它发生了，而且3起事故又连得这么紧，这就引起上级的重视，就有领导要求我们寻找发生事故主观原因，追究责任人，以致到处理责任人。这种事已成为一种既定程序，我们也只能照着这种程序去做，没有高明的办法，这责任只好砸在禹治华同志头上了。负责安全的副市长，从理论上讲，Q市出任何事故都可以说安全工作没有做好。从实际情况看，这3起群死群伤事故，各有各的具体情况，各有各的特殊背景，圣诞节那场娱乐城的火灾，完全是当事人违规操作所致；疏菜仓库货架倒塌，可以说是货架用了劣等材质导致；而游艇翻船，则全是那阵罕见的狂风的罪恶。就是我们的市长在现场守着护着，也救不了这灾难，除非压根就不弄这游艇。可是，事故就这么地集中在一起连续出现，禹市长又主抓安全，唉，事情逼到这一步，已经没了回旋余地，只好往下走了。
欧阳副市长能打头一炮，点明了这责任要砸在禹市长的头上，下边的话就好接了。而今天研究这件事，也只有常务副市长出面开头一炮较为合适，作为其他几位副市长，都是平起平坐的同仁，都不愿扮演这种落井下石的角色。至于参会的在副市长级别之下的人物，是不好对上级“定罪”的，作为市长的我，倘若打头一炮，把这事的调子定下，那样是会遭到疑问和指责的，指责我在搞一言堂，企图一手遮天，不许别人发表不同意见。
常务副市长的这种特殊身份，在政府里可谓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权威。他点哪个人的名，定哪个人的“罪”，都可谓是名正言顺的，被点的人高兴不高兴，服气不服气，认可不认可，对常务副市长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他的上司——市长认可，市长满意，一切就都满意了，没问题了，服气了。因为你不服气也不行的。欧阳副市长的话说过之后，其他人也就跟着下了，顺着他的话的导向倾斜过去。你一言，我一语，最后扯到了对责任人引咎辞职的话题上。也可以这样说，让禹市长辞职，是事先已经内定的事，在刘书记与我商量对这几起事故的处理意见时，已经定下了对人的惩处的意见。之后，将政治核心的意见通过各种渠道散播出去，使其他同志心领神会，统一认识。今天，这种统一了的认识显示了作用，一个发言接一个发言，大家众口一词，同意常务副市长的意见。3起事故的责任领导就是主管安全工作的禹副市长，经过一番讨论，大家也同意对禹市长采用引咎辞职的处理。
本来，作为辞职，应该是辞职者的个人行为，自发行为，只有他自己认为不能胜任现在的工作，或者有其他原因使他觉得没有必要在他的官位上混下去了，就主动写出辞职报告，然后交上级批复。可是，咱们眼下弄的这种辞职，即所谓的引咎辞职，实质上并非辞职者自愿的行为，而是他的领导层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责令他写辞职报告，再批准他的辞职。这种办法，它的好处是保护了辞职者的面子，比起被免去职务要体面多了。实质上，这种引咎辞职是换了一种说法的免职。我对这个问题思索很久了，之所以出现使辞职等于免职的结果，是有它的社会原因的。中国人一向把官位看得太重，官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有一种说法，叫有了官位就有了一切，失去了官位就失去一切。一人做官，鸡犬升天。官人一旦被革职，会遭遇各种冷淡与白眼，立马狗屁不是，还不如没做过官的老百姓。正因为这样，中国的做了官的人都在极尽全力保官，想尽办法升官。没做官的人，有可能当上官的人，更是蠢蠢欲动，做梦都想当官。在这种氛围中，哪一个戴上官帽的人，会自动地辞职，自己把官帽摘下拱手让人，不可能的。即使一个十二分不称职的官人，一个失职渎职的官人，一个犯了滔天大罪的官人，他也不会写份辞职报告的，他可能做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去挽回败局，保住官位。正是这种中国特有的官情，就滋生出了这种特殊的“引咎辞职”的创造。也只有采取这种强制手段，不称职的、渎职的、犯罪的官员才会下台。
就这样，禹副市长引咎辞职的事就这么定了，随着这一件事划上的句号，我的心中却不安起来。这是因为在几位副市长中，禹市长尚属好的和比较好的人物，无论从品德，还是从能力来衡量，他都不错，只是因为他负责安全工作，而安全工作是最把握不住的事情，许多时间全靠运气了。唉，没有办法，只好是禹副市长倒霉了。这个难题敲定以后，大家又发表了一些增强安全意识，加强安全措施，杜绝恶性事故的言论。接下来，会议讨论又一个处理人的问题，事情是这样的：
前些天，Q市计委大项目办的和主任涉嫌嫖娼，被公安部门带走审讯，在卖淫小姐的证词和公安干警的攻心面前，他已理屈词穷，供认不讳了。纪委是有规定的，党员干部凡涉嫌嫖娼者，一律开除党籍，免去党政职务。根据这种规定，市委让政府拿出对和主任的处理意见。实际上，市委已经有了自己的意见，他们要让政府拿出处理意见，也因为计委属于政府的部门，当然，政府的意见应该服从市委的导向。
主持会议的老白阐述了这事的前因后果之后，就等大家发言表态了。这时会议却静下来，没人开头一炮。据悉，这个主任的人缘是很不错的，工作也很能干，没人想对他落井下石。静默了几分钟后，有一位副市长突然说出这样的话：
“有那人搞的女人都排成队了，人家都没事，可和主任也就是搞了一个女人，就不得了了，出事了！”
“谁让他撞到枪口上了。”监察局长不紧不慢地说，“刘书记才在扫黄打非会上宣布，凡是发现党员干部中有嫖娼的，请报材料，拿证据，报来一个，处理一个，报来两个，处理一双。以后就别在下边嚷嚷，说我们政府都是官官相护。刘书记的话说到这份上了，咱们还能不落实吗？”
这事我知道，前些时有人说政府的扫黄打非只是对下边的人，至于领导层人物，根本没人敢查、去查，大小是个官儿，干这种事就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