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朝
人们对于不同朝代中北京的规模及地理位置作过大量的研究工作。那些具有历史意识的中国人对此项研究作了诸多的记载。第一，历代官方历史中总有一部分对其地理状况的记载，包括其大小、城墙的建造及一些宫门、城门的确切名称。第二，着有府志，或称做地方志。有关北京的着作，如一五九三年编撰、一八八五年修订的《顺天府志》，还有十四世纪编撰的《析津志》，该书甚至还绘出了街道名称和衙门的辖区。第三，审慎记载皇帝行止的各种《实录》，就内容而看狩猎、游园、球戏、杂技，包罗无遗。明代开国皇帝的《实录》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第四，在明代和蒙古时代，有一特殊的地理学着作，即由明代开国皇帝洪武敕命编辑的《北平图经志书》。最后，还有一种最流行的文学体裁，称做笔记。
笔记，就像名字所蕴涵的，包含着许多不同种类。例如在夜晚听到的有意义的故事，或是在下午游逛时发现的一块半埋地下的石碑上所刻的古老题字，一段轶事后往往附上一首诗，对于游历古迹的描述则蕴涵着哲理。作者记下了它的真正价值，没必要去整理。一些人写当代的文学随笔，而另外一些人却写历史事件的启示，都十分注意材料的真实性。
所有这些有价值的关于北京的原始资料都在权威性的《日下旧闻考》中得到校勘（见第四章）。继《日下旧闻考》后还有另外两部资料。一部是顾云森写于一七五六年的《燕京记》，对历史事件和北京城命运的盛衰作了概述，一九三九年被发现，收入《燕都风土丛书》；另一部是由瞿宣颍所着，收入《北京历史风土丛书》的一部专题着作，叫做《北京建制谈荟》，它多少体现了中国人对这一专题的最新观点。
为了在讨论、确定古都的位置中进行比较，很有必要准确地知道现今城市的大小。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在他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中进行了学术性、权威性的阐述。他几乎是一码一码地研究了城墙构造。最精确的测量是一八七四年由名叫MM·弗莱利斯和拉比德的两位法国海军军官完成的。当时他们是来北京观察金星的运行轨道的。按照他们的测量，内城周长为四十一点二六华里。（一华里相当于中国的一千八百尺，三华里相当于一点〇七四英里）。这些测量结果曾在教皇使者阿尔封斯·比尔利·伐维尔写的《北京的历史描述》（Peking Histoire et Deion）中提及。该书是一八九七年在北堂、一九〇〇年在法国里尔由拉泽利斯特出版的。（伐维尔神父在一九〇〇年围攻北京时成为着名人物。由于业已形成的文化联系，他采用半法语来拼写北京Péking。）我在下面将拉比德测量所得数据与《明史》中（工部志）所载测量结果作一对比，条陈于下。《明史》中数据在《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二》第十二页上也有引述，它绘出了永乐皇帝时所建城市的情景，也就是现在内城的规模。
拉比德 明史
南墙 十一点六四华里 七点二华里
（一万二千九百五十九点四尺）
北墙 十一点八一华里 十二点四华里
（二万二千三百二十四点五尺）
东墙 九点二七华里 九点九华里
（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九点三尺）
西墙 八点五四华里 八点七华里
（一万五千六百四十五点二尺）
东西墙之间及南北墙之间微小的长度差是由于城市西北角的轻微的曲度造成的。
除了南墙以外，测量数据都很接近准确值。用中国度量尺标注的南墙尺寸显然是印刷错误，一万二千应为二万二千，因为南北墙间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差距。这样的错误在汉字中很容易出现。在同一页，我找到了同样的错误，二十三应为三十二，指的是修建外城的嘉庆年。拉比德的测量结果被喜仁龙所接受，他也认为城市周长在四十一与四十二里之间。官方测量数据的不同，是由于以上提到的印刷错误，城市周长将为三十八点二华里。将南墙测量数据的印刷错误一万二千九百五十九尺改为二万二千九百五十九尺，使得它的长度几乎与北墙相同。
在《明史》中的同一段，标明了外墙的测量尺寸如下：
南墙：二万四千五百四十四点七尺。
东墙：一万八千一百五十一尺。
西墙：一万九千一百三十二尺。
总长为二十八华里。
内城墙高三十五点五英尺，堡垒高为五点八英尺，底基宽为六十二英尺，顶部为五十英尺。另外，外城墙的测量尺寸数据中有一处明显的错误。它们的底基宽度为十尺，顶部为十四尺，底基数据显然应为二十尺。
明朝洪武开国皇帝推翻了蒙古政权时，在南京建立了他的首都。永乐皇帝当时为燕王，以北京为王府之地。他本无继承王位之念。洪武帝的太子既死，王位遂传给了洪武帝的孙子。这位年轻的建文皇帝怀疑其身为各地诸侯的五位叔叔，于是发起了一次削藩运动。永乐帝目睹了他的一位兄弟被俘并被流放，另一位自焚，第三位被褫夺权力，第四位被禁闭在大同。而他本人也在建文帝统治的第一年受到打击，战争又持续了三年。好几次他几乎被击败，一次险些丧命。一四〇二年他开始向南进攻，占领了南京。建文皇帝逃跑后，失踪了，民间流传说他已削发为僧了。永乐皇帝的统治与中国海军力量的鼎盛联系在一起。当时他建设了有两万精兵装备的战船，航行远至马达加斯加，并迫使印度尼西亚半岛向中国进贡。
一四〇六年六月，永乐四年，在北京重建宫殿、城墙的计划开始实施。在一四一七至一四二〇年间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重建工程。一四二一年一月一日新都宣告建成。昔日的元代城墙用泥垒成，用芦苇和稻草加固。用砖石建造城墙始于永乐年间。一四一九年永乐年间的史传陈述得不是很清楚，这个时期在南城也建造或扩建了二万七千英尺（十五华里）的城墙。如果这一点属实的话，那么南城的建造一定是始于永乐年间。
明英宗（一四五七至一四六五年）以石料加固城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鲜为人知的。他通过增加军队劳役来加强城市的防御能力，而不是向百姓征收各种赋税或逼迫民众服劳役。这些城墙的坚固和壮美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的努力。一四三九年，他维修和加固了城楼，又加了许多外围城楼，把木制的桥改换成石制的桥。他加深了护城河，河两岸建筑了砖石堤坝。在通向每个城门的桥下面，他设置了可以操纵的水门，这样使河水从西北角环城流入东南角。
嘉靖皇帝统治时期也有一项伟大的工程，那就是开始建筑现在的外城。前门南面地区已经成为了一个大的建筑区。有人认为这不公平，因为战时郊区的百姓无人保护。最初的想法是在旧城的四面建筑一个外城，这一外围城墙长七十华里。可是嘉靖担心这笔费用过巨，征求大臣严嵩的意见。严嵩到城郊审查预建的工程，回来后报告，他认为应该先在南面开始修建外城；其他三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再加以修建。这项建议在朝廷上通过。尽管原计划建筑二十华里长的南墙，但是由于现在仅仅是修筑南城城墙，十二或十三华里就应该足够了（内城的南墙仅有大约十点五华里）。这样就决定在东南角和西南角转弯，一直向北延伸直到和内城的两个南面的城角连上。这就是外城的两个南面的城角出现了难看的突出部分的原因。这个三面的外城城墙长度为二十八华里。
这样看，这个城市的修建基本上完成了。清朝皇帝只是专注于对旧建筑的翻新与美化。他们既不改变城市原有的界限，也不改变宫殿的名字，他们只是改变了一些城门的名字。明朝时，有四个城门的名字都改动了，可是通常人们还是使用元朝时期的名字。这尤其表现在如下几例：西面的平则门（官称阜成门）、齐化门（官称朝阳门）、哈德门（官称崇文门）。如果你向一个普通的拉黄包车的人说崇文门，他会根本不明白你说的是哪个门，当你给他指出来时，他会说：“你为什么不说哈德门？”哈德是元朝一个诸侯的名字，他的官邸就在这个门附近。所不同的是顺治门即南墙的西门，官称宣武门。顺治门是根据清朝的第一个皇帝顺治而命名的。
2．元朝
所幸的是我们保留了元朝时三部有关国都的详细材料。其中包括：陶宗仪的《辍耕录》（耕作之后记录下来的），肖洵的《故宫遗录》（元朝旧宫殿的所见），洪武皇帝主持编写的《北平图经志书》（北平的地图册）。当肖洵作为市政工程的监理官（工部郎中）视察北京时，他历尽艰辛记载了元朝灭亡后的宫殿的详细情况。陶宗仪（约一三二九至一四一二）详细地记载了这座城市和宫殿的情形。陶特别地记载了他参观的建筑的精确测量数据。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官方文献，如《元史》和《元大一统志》。
忽必烈汗最初打算在金都城旧址建立新的国都，但是后来还是决定在它的西北部（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所在地）开辟新的领地。毫无疑问，华丽的金琼华岛及其亭子的金碧辉煌，特别是顶端的月宫，也就是现在的北海白塔所在地，深深地吸引了他。根据金的记载，这些就是金代着名的琼华岛和太液池。忽必烈汗在当今的中海和北海的东部建筑了他的宫殿。我们从马可·波罗和中国的一些材料中得知，忽必烈汗还在自己宫殿的西部为他的儿子们建造了一些新的宫殿。整个区域现在都位于所谓的皇城里。
中国权威学者，比如说《日下旧闻考》的编者主张元朝宫殿多集中在三海区域，后来明朝的永乐皇帝规划自己的宫殿时，其中心向东移动了一些。关于它究竟移动了多少并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是以史料为根据的这些编者绝不认为现在的东西城墙和元朝时期的位置是不同的。
这种混淆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马可·波罗认为忽必烈汗城周长二十四英里，边长为六英里。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和埃米尔·布莱契奈德认为这个数字不准确，超过实际长度。第二个原因是，马可·波罗认为钟楼是城市的中心。元朝时期的旧钟楼并非像今天那样在鼓楼的北部，而是在鼓楼的东面，靠近东方万宁寺附近。中国人的记载就更详细了，他们提到了万宁寺内的中心台。根据《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上所说，这个中心平台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是等距离的。如果这属实的话，东墙还应往东一些。布莱契奈德发现了东墙外约三华里处的旧城墙的痕迹，位于东便门和西华门之间（参见地图）。但是他不能确定它是什么，因为这些城墙与北部的城墙相比显得又低又旧。中国的书籍也未提及这方面的古老的遗址。
可是，北方依然可见古老的元朝城墙。一九一七年，当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我爬上了北墙外五华里处的元朝的城墙。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很少有人爬过。德胜门外的整个区域并不是我们所指的郊区；从各个方面来看，它是纯农村的，有农庄和养鸭的池塘。就在西北角的外侧有一大片水域，这就是为什么城墙在这个地方转这么大弯，并且附带地也解释了为什么北城墙和南城墙相比更长一些。
在我所知的中外作家中，只有布莱契奈德详细地描述了这些元朝的废墟。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科学家 ，他的描述很值得在这里提出来②：“实际上，如果一个人从现在的北京任何一个北门出来，他就能够发现向北五华里有一个保存完好的古城墙。他沿着这个城墙走七英里多，就会发现这个城墙与鞑靼城的西北角和东北角连接起来。我已经从头到尾测量了这个古城墙（土城）。它有二十到三十英尺高。它开始于北京东北角的护城河，向北延伸五华里的距离，然后转而向西。人们通过这个地方的高地和圆形轮廓可以判断出在这个拐角，似乎以前有一个大的塔楼。这段城墙继续向西，直达北京西墙的延伸线，然后转而向南。在这个拐角，有另外一个塔楼。这个古墙消失在北京西北角附近的一个水库处。相隔大约一百五十步的距离，城墙的内部设有与今天北京城墙类似的规则的棱堡。许多通向城市或远离城市的人行小道或马路都穿过这个古城墙；不过，经过仔细调查发现，首先，只有四个城门穿过这个城墙：两个在北部，位于从安定门到德胜门的直线上，一个在东部，还有一个（或许是两个）在西部。在一些地方，几条大型的通道穿过东墙。北部的两个开口是有名的东小关和西小关（东西的两个小关口）。西小关位于德胜门的正对面，通往张家口和克什克腾旗的道路穿过这个关口，在那里人们能看到墙顶的土木塔楼。这个塔楼里面是空的，但是没有任何门通向塔里。 距离现在的北京西北角约一英里处的西墙还有一个城门。德胜门与颐和园之间的主干道路就通过这个城门②。在这个城门的外面，人们能够发现与古城堡等高的圆形城墙，两个城墙相对着，但并没有接触。这个城墙围成几百平方码的区域，那儿有一座很显然是近期建筑的寺庙。这个圆形的城墙很可能是以前的堡垒的一部分。在距古城堡西北角不远处（也就是说，在城角的南部），人们能看到一个黄色屋顶的亭子，这个亭子以皇亭之名为人所熟知。这个亭子里有一块大理石牌匾，一边刻有四个大字：‘蓟门烟树’；另一边是上个世纪乾隆皇帝写的一首诗，这首诗是有关蓟门烟树的，说明这是一个公园……”
布莱契奈德接着说，他不能确定这是蓟古城，还是元朝城市，但是他更倾向于后者。他的怀疑是基于这个事实：明朝的作者从来没有把这个地方作为“元朝城市”提及的，而是以古典的“蓟”这个名字来谈论这个地方。在我看来有关铜马门的记载已经很清楚了，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到公元头几个世纪蓟就一直坐落在这里，它的城市规模恰好是现在城市西北角的一部分。对于中国人来讲，明朝诗人总是把它当做“蓟”，这毫不足怪，因为诗歌和纯文学作品喜欢用古典的远古名字。所以，当遇到一个模糊不清的名字时，就不要追根溯源了。它听起来更高雅些！
马可·波罗认为北京方圆二十四英里，换句话说，每边约六英里长。这大约相当于方圆七十华里。喜仁龙和布莱契奈德等一些西方学者，还有一些中国的记载，都认为这个数字超过实际的测量。喜仁龙说这个城市“不会超过五十华里”。 经过非常仔细的考虑，布莱契奈德得出结论：“如果我的推测准确，汗八里（元大都）的范围应该是约五十华里（从北部到南部不到十三华里，从东部到西部十一点六四华里）。”《辍耕录》和《北平图经志书》估计元朝的城市是六十华里。根据现代测量的观点和我们所掌握的确切资料，我应该接受布莱契奈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