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待生与死，这是人生一大课题。关键是当生与死、个人生命与正义事业发生尖锐矛盾时，怎样选择，怎样面对，这关乎一个人的信仰和价值取向。
清代经学大师戴震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有欲，易失之盈，盈斯悖乎天德之中正矣……君子之于欲也，使一于道义。……使人忽悖于道义，如斯而已矣。”
意思是：人都有欲望，一旦满足就会失去很多东西，满足是与人应有的品德相违背的……君子能把欲望放在道义上。……让人和道义相背，如此而已。
怎样对待生与死，这是人生一大课题。人作为自然界的有机体，生老病死都有其自然的规律，这是自然的法则，是天的法则，人是无力回天的，所以人固有一死。但关键是：当生与死、个人生命与正义事业发生尖锐矛盾时，怎样选择，怎样面对，这关乎一个人的信仰和价值取向，
儒家的选择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这并不表明儒家轻“生”去“欲”，相反，儒家也是提倡保生的。因为儒家认为人是宇宙自然的组成部分，所以人应该在顺乎自然环境中求得个体生命的壮大、健全和发展。为了生存，有些“欲”是正当的、合理的。所以，孔子肯定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的天性。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孟子也肯定食色之欲、求生之欲的正当性。荀子也认为“人生而有欲”，“虽为天子，欲不可尽”，并认为这是“性之具也”。问题是怎样使人的这些欲望限制在合乎封建道德礼仪的范围之内。正是为了普遍、长久地满足人们，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合理欲望和需要，儒家才倡导“重义轻利”，主张以“义”制“欲”。
公元550年，东魏丞相高洋篡夺了帝位，建立了北齐政权。为了巩固其统治，他一面残杀元氏宗亲，一面又收买元氏势力中的叛逆。定襄令元景安贪生怕死，愿乞求高洋赐姓高，以示效忠。他在一次与堂兄元景皓等人密商应付时局对策时，将这个想法提了出来，遭到元景皓的坚决反对。他说“大丈夫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泥瓦得以保全，怎么能改从他人姓氏而抛弃自己的本宗呢？”
元景安把他的话报告给高洋，结果元景皓被杀害。
成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由此而来，认为宁愿为正义的事业而献出生命，也不愿屈从失节而苟且偷生。“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既反映了一种宁死不屈的高尚气节，也表达了人们对生与死的正确看法。
而当“生”与“义”发生冲突时，就应该舍弃“利”和“欲”甚至生命，去实现其道德理想。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就是说，志士仁人，不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只有牺牲自己而成全仁。孟子发挥了孔子的观点，认为仁人志士为了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必要时，不惜“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从孟子的这段话中，我们可知孟子是重“义”的，他把“义”看得比生命都可贵，主张在“生”与“义”不可兼得时要“舍生而取义”。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有甚于生者”。
孟子的“舍生取义”说在历史上影响很大。
如一些格言诗句：
“天下至大，方身则小；生为重矣，比义则轻。”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些格言诗句，都有这层意思。白居易在《汉将李陵论》中也说：“非其义，君子不轻其生；得其所，君子不爱其死。”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培养熏陶下，造就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如矢志不移的苏武，宁死不降的张睢阳，威武不屈的颜真卿等，在他们身上都体现了重公义、重正义而轻私利、轻生死的传统道德观念。
杨朱派的选择是“贵生”、“重己”，认为生命是高于一切的，主张极端的利己主义。“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观点，就是俗语所说的“好死不如赖活着”。这部分人认为活命是人生的最高原则，什么道德、正义、荣辱、事业，统统都让位于保命。
因此，他们在自身面临危险之际，不惜临阵脱逃，叛卖变节，出卖灵魂和正义事业，向邪恶势力屈从，与其同流合污，甚至助纣为虐。这类人自古有之，为人所不齿。
南北朝时，有个叫同弘让的人，在梁当隐士，频征不出，但在侯景篡位以后，却做了中书侍郎。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昔王道正直，得以礼进退，今乾坤易位，不至将害于人，吾畏死耳。”也就是说，为了求生，就不惜抛弃隐士的节操了。
梁朝着名文学家庾信，为简文帝驻守朱雀航，当侯景到来之时，临阵脱逃，望敌先奔，又出仕北朝，写了大量歌颂、吹捧北朝统治者的诗文，为后人所诟。全祖望等人斥他“蒙面而谈”，并以他类比明末降清的钱谦益一类无耻文人。
正因为有两种不同的生死观，又有两种不同的行为表现，所以其生与死的意义也有所不同。司马迁在《报任卿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就向我们昭示：为正义事业、为人民利益、为坚持真理而死，虽死犹生，就像碎玉，仍然放射出玉的光彩。贪生怕死、失节投敌，这种人虽生犹死，就如同被保全的泥瓦一样为人所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