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满心欢喜，嘴上却只是缓一缓口气说：
“唉，人生短促，不如及时行乐。我是没有办法的了，生就一世受若的命。可你们还来得及。你们也算是功成名就了，何不放下兵权，选择藩镇大邑去多置田产，安亭富贵？这样既可以使子孙后代无贫乏之忧，又可以使君臣之间无猜忌之疑，上下相安，那该有多好啊！”
石守信等人听到这里，心里头都明白了赵匡胤这是要夺走们的兵权，不管乐意不乐意，都只好下跪谢恩说：
“皇上关心臣等到这个程度，真是生死骨肉之情啊！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第二天，石守信等人便当朝请病假请求免去军职。赵匡胤一一批准，个个给予重金赏赐。于是，石守信被封为天平节度使，王审琦被封为忠正节度使，高怀德被封为归德节度使，张令铎被封为镇宁节度使，一律出守外地。当时，地方的军权都归各州统辖，节度使不过是无权的庭衔罢了。
皇帝最怕被架空无实权。尤其是兵权，一日不在手，一日如坐针毡，寝食不安。作为“唐宗宋祖”的宋太祖，赵匡风的确算得上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枭雄。当年“陈桥兵变”时他就做了一系列的导演，摆出一副百般不情愿而被黄袍硬加身的姿态，不得已而做了皇帝。现在他要过桥抽板，却又不想学汉高祖刘邦那样“兔死狗烹”落下个残害忠良的恶名，于是便导演了这一出著名的“杯洒释兵权”的滑稽戏。
从权谋的角度来说，“礼夺兵权”的确更胜“免死狗烹”或“过河拆桥”一筹。这也就是宋太祖的高明之处。
防人之心不可无
在我们生活的圈子里，你别看人人都那样踏踏实实，其中有好大一部分貌似忠诚憨厚，内心却复复杂杂，时时计算着阴谋，这就是我们常听说的“假阳行阴”术。
唐朝“安史之乱”中的安禄山，用了整整十年时间来施行“假阳行阴”的计策。安禄山的“假阳”就是故意装出痴直、笃忠的样子，赢得唐玄宗百般信任，对他毫不防备。公元743年，安禄山已任平卢节度史，入朝时玄宗常常接见他，并对他特别优遇。他竟乘机上奏说：“去年营州一带昆虫大嚼庄稼，臣即焚香祝天：‘我如果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否则请赶快把虫驱散。’下臣祝告完毕，当即有大批大批的鸟儿从北下来，昆虫无不毙命。这件事说明只要为臣的效忠，老天必然保佑。应该把它写到史书上去。”
多么荒唐可笑的话语，却让玄宗竟信以为真，并更加认为他憨直诚笃。安禄山是东北混血少数民族人，他常对玄宗说：“臣生长番戎，仰蒙皇恩，得极宠荣，自愧愚蠢，不足胜任，只有士为国家死，聊报皇恩。”玄宗甚喜。有一次正好皇太子在场，玄宗令与安禄山相见，安禄山故意不拜。殿前侍监喝问：“禄山见殿下何故不拜？”安禄山佯惊道：“殿下何称？”玄宗微笑说：“殿下即皇太子。”安禄山复道：“臣不识朝廷礼仪，皇太子又是什么官？”玄宗大笑说：“朕百年后，当将帝位托付，故叫太子。”安禄山这才装作刚刚醒悟似地说：“愚臣只知有陛下，不知有皇太子，罪该万死。”并向太子补拜。唐玄宗就是被安禄山的这种“朴诚”迷惑住的，以至酿出其叛乱的恶果。
公元747年的一天，玄宗设宴。安禄山自请为胡旋舞呈献。玄宗见其大腹便便竟能作舞，笑着问：“腹中有何东西，如此庞大？”安禄山随口答道：“只有赤心！”玄宗更高兴，命他与贵妃兄妹结为异姓兄弟。安禄山竟厚着脸皮请求做杨贵妃的儿子。从此安禄山出入宫禁如同皇帝家里人一般。杨贵妃与他打得火热，玄宗也更宠信他，竟把天下差不多四分之一的精兵交给了他掌管。
安禄山的叛乱阴谋许多人都有察觉，一再向玄宗提出。但唐玄宗被安禄山“假阳行阴”之计所迷惑，将所有奏章看做是对安禄山的妒嫉，对安禄山不仅不防，反而予以同情和怜惜，不断施以恩宠，让他由平卢节度使再兼范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及闲厩、群牧等节度使。
安禄山见“假阳行阴”之计得手，唐玄宗对他已只有宠信毫不设防，便紧接着采取“乘疏击懈”的办法，搞突然袭击。他的战略部署是倾全力取道河北，直扑东西两京（即长安和洛阳）。
这样，安禄山虽然只有十余万兵力，不及唐朝四分之一，但唐朝的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对安禄山毫不防备，广大内地包括两京只有八万人，河南河北更是兵稀将寡。且承平巳久，武备废弛，面对安禄山一路进兵，步骑精锐沿太行山东侧的河北平原直逼两京，自然是惊慌失措，毫无抵抗能力。因而，安禄山从北京起程到袭占洛阳只花了三十三天时间。
唐朝毕竟比安禄山实力雄厚，惊恐之余的仓猝应变，也在潼关阻挡了叛军锋锐，又在河北一举切断了叛军与大本营的联系。然而无比宠幸的大臣竟突然反叛，唐玄宗既被“假阳行阴”之计所震怒，又被“乘疏击懈”之计的高速度剌伤自尊心，变得十分急躁。而孙子日：“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安禄山的计谋已足使唐玄宗失去了指挥战争所必需的客观冷静，又怒又急之中，忘记唐朝所需要的就是稳住阵脚，赢得时间以调精兵一举聚歼叛军之要义，草率地斩杀防守得当的封常青、高仙芝，并强令哥舒翰放弃潼关天险出击叛军，哪有不全军覆灭、一溃千里的呢？安军占领潼关后曾止军十日，进入长安后也不组织追击，使唐玄宗安然脱逃，也可见安禄山目光短浅，他只想巩固所占领的两京并接通河北老巢，消化所掠得的财富，好好享受大燕皇帝的滋味，并无彻底捣碎唐朝政权的雄图大略。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目光短浅的无赖之徒，竟然把大唐皇帝打得溃退千里，足见“假阳行阴，乘疏击懈”计谋的效力了。
因此，如果你居高位而不察觉安禄山的“假阳行阴”之小人，那不只是毁了你。俗话说“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应该谨防你左右的，尤其是那些卑躬屈膝的职员。
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太精
糊涂和聪明是相对而言的。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若精明，确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因精明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两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的；因为一次精明是启发，二次精明是教训，三次精明就是警惕啊！
人们在交往中，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使之放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作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净、平和、淡泊。这样的人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但他把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然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泥淖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当然也就越是不自在。如果没有办法还得与他交往，那么就会以精明手腕去对付他。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儿，真是算尽自家耳！”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们就因为精明吃过不少亏。
对于读书人，曾国藩还能以诚相待，他说：“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但是对于官场的交接，他们兄弟俩却不堪应付。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碰壁。这是很自然的，你对人诚恳，人也对你诚恳；你对人诡秘，人也对你诡秘；你对人一肚子不合时宜，人也会对你一肚子不合时宜。
而曾国藩的朋友迪安有一个优点，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的话，但他却一味浑含，永不显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时时显露，总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就是处处不精明。曾国藩提醒曾国荃说“这终究不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到了后来，曾国藩似乎有所领悟，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写道：“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消除）不祥。”但很遗憾，他未能身体力行。
所以，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太精，还是糊涂一点儿的好。
然而让精明的人糊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经历了很多人和事，受过很多的挫折和磨难，否则他是不会糊涂的。郑板桥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返糊涂更难。但也只有进到这一境界，才能明白人生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