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一颗公正的心
《新书·道术》说：“无私谓之公，反公为私。”韩愈说：“物不得其平则鸣。”可见，公平之说，占已有之。公平之人，公平之事，在史籍典册中，更是不计其数。就说唐代的大理寺少卿戴胄吧，此人办事就颇为公平。一次，唐太宗李世民的大舅子、长孙皇后之兄长孙无忌带刀进入皇宫，在官门口站岗的监门校尉未发现，按照唐律，长孙无忌和监门校尉便都犯了法。可是，当朝宰相封德彝却说，无忌是一时疏忽，不能算犯法，校尉麻痹大意，应该杀头。唐太宗居然点头同意这么办。这时，戴胄挺身而出，明确表示：这样量刑不公平。他说：无忌带刀入宫，校尉没有发觉，两方面都是由于一时疏忽，如果量刑，应一视同仁，怎么能重此轻彼呢？戴胄说的理直气壮，有根有据，唐太宗只好答应重新商议。而再次商议时，封德彝仍是力主原判，戴胄便据理辩驳，寸步不让。指出，无忌和校尉，论其过误，情况相同，而枝尉是由无忌带刀入宫的缘故而致罪的，“于法当轻”。现在，轻罪反而重判，重罪反而轻判，“生死顿殊”，很不合理。坚决要求据法重新判决。唐太宗觉得戴胄说得有理，终于接受了他的意见，把无忌和校尉都免罪了。
这里的几个人物，长孙无忌是“国舅爷”，又是卓著功劳的开国元勋；封德彝是当朝宰相，大权在握，更有皇帝偏袒；监门校尉则不过是在官门口站岗放哨的小官，戴胄自己也不过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可是他居然禀公直言，坚持公平断案，这是很不容易的。然而，惟其公平合理，才得到了李世民的首肯。除了戴胄，象包拯、海瑞这些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也都是办过一些公平事的。人们口碑流传，同样说明了公平之可贵。
历览古今多少事，公平之心，人人都不可缺少，这不仅是处事的必需，做人的起码道德，也是对一个人是为公还是为私，是高尚还是低下的一个严肃考验，同时是搞好群众关系，搞好工作的一个起码条件。你办事公平，说明你大公无私，大家就敬重佩服你、信任你。尤其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更要办事公平。如果办事不公平，搞邪门歪道，你那个单位就会出现歪风邪气。比方说，两个人发生了纠纷，让你去处理，是实事求是公半处理，还是偏袒一方，压制另一方，评奖评级时，是按照条件公平合理，还是不顾规定条件，只凭个人好恶亲疏，任意宽严；分配工作，是量才为用，选贤任能，还是任用亲信，排斥异己；批评表扬，是合情合理，一视同仁，还是不顾事实，厚此薄彼，“区别对待”，等等。对这类问题，你公平处理了，大家看得很清楚，自然信服了；你不公不平，假公济私，自以为很聪明，很得计，大家却看得明白。结果是，人们不仅对你不信服，甚至当众戳穿谜底，让你下不了台；而奸邪小人，则可能利用你的不公平，投你所好，乘你之隙，从你的不公平中捞到好处。这样，矛盾就多了，问题也会越来越多，工作就难开展了，所以，公平是待人处世的一个重要问题，切不可等闲视之。
当然，完全做到百分之百的公平，也不那么容易。有时候，虽然主观上想公平，由于人的认识局限和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客观效果不一定那么公平。加上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要求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早晚东西各不同”，你即使公平了，站在不同的角度，也会有人认为不够公平。有道是：“做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暖和麦要寒，采桑娘子要晴天，种田哥哥要雨天”，正是说的公平难。有鉴于此，周恩来同志就曾引用上述谚语说：“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公平，要无产阶级的公平。要平不那么容易，只要公就行了。”出以公心，就可能把事情处理得公道些，而如果有私心杂念，那就难免不平，就会“木匠的斧子一边砍”了！
此外，对人对事要公平，不可偏袒偏护，而当别人处理与己有关的问题时，则不宜过分计较公平不公平。韩愈在《劝学解》中说得好：“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整天斤斤于公平不公平，老想着“但余自发无公道，只恐东风亦世情”，就会患得出失，甚至把本来公平的事情也看作不公平，从而积郁不平之气，影响思想情绪，以致影响同志关系、上下级关系，妨害工作。
“豆麻些事无须计，但祝黄河捷报来。”沈钧儒先生在《杂诗》中抒发的情怀，对于爱事计较的同志，当是一剂良药，不妨记之座右，时时自勉。
“白发惟公道，春风不世情。”一个公平的人，一定是一个群众信任的人！
领导者要增强个人修养
公元前336年，孟子来到了魏国，受到了魏国君臣的热烈欢迎。魏惠王问：“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想必是对我们魏国奉献利益的吧？”
孟子回答说：“国君何必把利益挂在嘴上，应该以仁义为重。如果君王说怎样才能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才能有利于我的家族，下官与百姓说怎样才能有利于我自身，上下互相为了谋求利益而争斗，国家就危难了，这样也就没有仁德遗留给亲朋了，也就没有忠义去追随国君了。”魏惠王听了称赞说：“好极了！”
起初，孟轲曾拜子思为师，孟轲问子思治理百姓的办法哪一种应放在前边，子思说：“先给百姓以利益。”孟子又问：“君子教育百姓只讲仁义二字，又何必再讲利益呢？”子思说：“仁义本来也是为了利益，因为上边不仁下边就会不得其所，上边不义下边就会热衷于欺诈，这样才是大不利的呀！因此《周易》上说：‘利是义的总和’。《周易》还说：‘利益用来安定民心，而后才能使人崇尚道德’，这都是在讲利益是个大前提。”司马光评论说：子思和孟子的话是一致的。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是如何成为利益的，不讲仁义的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孟子对魏惠王只讲仁义而不涉及利益的原因，是所讲的对象不同的缘故。
以上的两位哲人在这一点上是统一的。正是有了君王的仁政，才有了百姓的安居乐业；也是因为有了百姓的安居乐业才又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可见，优秀的领导才能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增强个人的领导修养是日常交际中的重要手段，他的功效不逊于你投入的资金。因此，现在的领导技能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其中的关键就是，领导人能否从被领导人的位置出发来考虑问题。
其身正，不令而行
历代著名将帅都深深懂得“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道理。因此，他们身为将帅，却处处为人师表，身体力行，提倡为官清廉，奉公守法，这样，他们在领导
别人，多以“厚”收买人心，或以“黑”严明法纪的时候，才能够收放自如，赢得手下人的理解和支持。战国时期魏国的军事理论家尉缭子在《兵谈？第二》中提出：“清不可事以财”，就是说为将帅的要清正廉洁，不可被金钱财物所诱惑。凡是为国、为民的中外将帅，无不以廉洁奉公的美好名声赢得广大官兵的敬佩。
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他身为赵军统帅，又负责治理整顿全国赋税，但他却廉洁奉公，国王和宗室赏赐他的金银财物，赵春都分赏给部下，自己一点不留，而且，“受命之日，不问家事”。注意团结部属，体察士兵的疾苦，自己身教重于言教，为人表率。因此，赵奢深得将士之心，指挥千军万马，行如风，止如山，每战必胜。赵奢的儿子赵括由于太爱钱财了。
赵括刚刚受命为将时，不但作威作福，到处摆臭架子，使他的部下都惧怕他，而且把赵孝成
王赏赐给他的金银财物，全部拿回家里收藏起来，或者购置田产，结果，刚一出师就身首异处。
飞将军李广，他廉洁奉公，从不贪财。他每次得到朝廷赏赐，都分给部下。李广一生做禄秩两千石这一级的官职有40余年，家中却没有多余的钱财，他也从不谈论置办家产的事。
李广还与士卒共进饮食，每逢遇到饮食缺乏，或到断烟缺粮时，发现可饮用的水，士兵中只
要有一个人还没有喝到，他就不会靠前先喝上一口；有了食物，若不是每个士兵都吃到了，他是连尝都不会尝的。他对士兵宽厚和蔼，不加苛扰，因此，士兵都爱戴他，乐于听他指挥，勇于杀敌。
东汉王朝的开国功臣祭遵官至征虏将军，一生为人廉洁谨慎，克己奉公，每当因战功得到朝廷赏赐时，他都全部分给士卒，而自己却“家无私财，身衣韦奇’，甚至连夫人“裳不加缘”，异常勤俭节约。他认为，一个将帅更应该经常严加约束自己，一心一意做国家的事。
直至他垂危之际，仍然遗诫要“牛车载丧，薄葬洛阳”。正由于他治军治家有方，使得他“清名闻于海内，廉白著于世间”。
北宋名将兼文学家范仲淹，不仅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为后人所崇敬，而且也以深知兵略，治军有道为兵家所佩服。他从出任陕西四路宣抚使，到官至枢密使掌握全国军事大权，都要求部将做到：“士未饮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