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识来看，锦帛有无水渍、粮食是否陈腐，只要不是白痴，肯定一眼就能看出来。杨慎矜之所以深得玄宗赏识，是因为履行了自己的本职，不允许各道、府、县以次充好，随便忽悠皇帝，所以他在任期间，太府每年能多出几百万缗钱的收入。
钱味甘，大热有毒
开元初年，在以张说为首的封建官僚轮番炒作之下，大唐帝国的土地价格开始了一轮螺旋式飙升，即使贫瘠土地的价格也是武后年间沃壤价格的数倍。一批封建官僚却获得了“多田翁”、“地癖”一类的绰号宋璟罢相之后，唐玄宗任用张说为相。张说，出身卑微，由科举进入仕途，为玄宗帝师，是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
在中国货币学说史中，能完美结合金融学、伦理学与政治学的文章当属南朝《钱神论》，但《钱神论》的作者存在争议，很多人认为这篇文章是几代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能与《钱神论》相媲美的古文金融学论着只有《钱本草》，而《钱本草》的作者毫无争议，是张说。
在这篇同样传神的《钱本草》中，张说这样描写金钱：钱的味道甘甜，性热，有毒，既能有利于邦国，也能让贤达堕落；如果天下人钱财平均则为太平盛世，如果天下人钱财不均则是乱世之源。
估计张说写这篇文章的原意是警示世人，结果，他自己“以身试法”成了警示后人的生动案例。
名义上，张说提拔干部的标准是文采，但凡有文采的官员，即使恶行昭着（向他行贿）也不深究。实际上，有文采只是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标准是，谁是他一手提拔的嫡系弟子（这样一起干坏事更方便）。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就是文采盖世，也一律不予考虑。
张说绝对是体面人，体面人抢夺财富不一定靠暴力，甚至不一定是贪污受贿。除了这些，还有市场……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一个名叫卢从愿的寒门子弟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这位青年才俊拜张说为师后，几年间就官至工部侍郎（副部级）。有了这样的关键位置，从愿经常借河工之名授意下官征调农人去服徭役，因为农人手中有卢从愿看中的土地。我们说过，封建时代的农人本就，当时的徭役一去就是几年，又没有任何报酬。在这几年间，一旦有农人遇到“一阵细小的波浪”，卢从愿便会从天而降，要求购买破落农人的土地，帮助农人渡过劫难。
于是，卢从愿这位青年才俊很快就有了一个可以望文生义的绰号—“多田翁”。
开元初年，在以张说为首的封建官僚轮番炒作之下，大唐帝国的土地价格开始了一轮螺旋式飙升，即使贫瘠土地的价格也是武后年间沃壤价格的数倍。一批封建官僚却获得了“多田翁”、“地癖”一类的绰号……
大家应该还记得，大唐帝国立国之初，太宗李世民曾经按官职分配土地。在这个制度下，封建官僚本来就较普通人占有更多土地，现在土地价格飙升，有能力购买土地的人只剩下强势阶层，普通人已经买不起土地。这段话的另外一个意思是，随着土地价格飙升，普通人多少年、多少代辛苦积攒的财富瞬间化为乌有，终年辛苦劳作却始终不能得到安定，眼睁睁看着财富与自己无缘，最后只得或举家逃亡，或沦为部曲……
所谓西方经济学如此解释这个过程：在市场中，价格判定优劣，没有能力购买的人自然会被淘汰。
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是合理的。因为，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只有放开价格，才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才能让最有能力的人得到土地，才能真正增加社会财富……
所以，地价飙升是合理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种解释其实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吊丝”买不起房子只能怨自己没本事，只有有本事的人才能成为“高富帅”！
真的是这样吗？
现在，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竞争都一定提高生产效率，不是所有的竞争都一定会提高社会公众福利，更不是所有市场选择的结果都一定是好的！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竞争”（compete）还有“竞次”（racetothebottom），“竞争”是比谁更优秀，“竞次”是比谁更下贱、谁脸皮更厚、谁心更黑！
“竞争”和“竞次”也是有相同点的，那就是，两者都把市场作为工具，都通过市场实现利益分配和再分配。所有社会都存在市场，市场也都有“竞次”特征，只不过封建社会时的表现更为突出。马克思在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提出，资本家对劳动力的剥削是有底线的：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工人工资要足以维持自身和家庭生存。
建社会不存在这条底线，失去土地的流民只能压低自身劳动力的价格，甚至被迫损害生命，结果还是不能获得维持自身和家庭生存的资源。人们竞相出卖自己，微薄的收入最后一定会突破马克思所谓的“剥削底线”，不要说购买土地，就连自己和家人的生存都难以为继。最后，人们只能卖身为奴，让自己从封建社会直接倒退回奴隶社会。所以，我们才在史籍中一次次见到的描写。
故曰“竞次”！
自汉武帝起，“竞次”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无为而治”放开市场，强者就会掠夺弱者的生存资源。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元嘉之治无不是“无为而治”，也无不遇到了这个死结。财富一旦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绝大多数农人也就只能成为流民。一旦流民聚而不散，便是乱世之源……现在轮到唐玄宗，土地价格飙升—强势群体的财富呈几何级数增长，弱势群体彻底丧失积累财富的能力。朝堂之上玄宗自己坦言：现在封建官僚疯狂掠夺土地，天下贫人层出不穷，流民年复一年增加，如果不能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流民将再次冲击中原大地，开元盛世的局面将不复存在。《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这段历史：
开元限购令
这项土地限购政策在唐史中被称为“检田括户”，是一剂完全违反玄宗“无为而治”治国精神的猛药，唐玄宗希望以皇权铁腕确保帝国在“耕者有其田”的轨道上运行。如此生猛的限购政策，是一定会往死里得罪封建官僚的。关键时刻，终于有人对张说放任土地兼并说不。说起来可笑，这个看不惯当朝宰相作为的人居然只是一个正八品的监察御史，也就是说，这个人只是一个主任科员。他就是被《旧唐书》列入奸臣行列的“开元第一聚敛之臣”—宇文融。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正月，面对天下黎民的危局，宇文融上书玄宗要求改革。这封奏疏上奏之后，在玄宗的支持下，宇文融力排众议，开始推行史上最为严厉、最为彻底的限购令：自此之后，禁止一切土地买卖，无论有无户籍均不得再买卖土地！
—对已经“顶风作案”买了农人土地的，无论什么价格，只要占田超出朝廷标准（太宗按官授田的标准），立即无条件没收！
—与限购令配合，宇文融宣布赦免天下农人逃亡之罪。允许逃亡人口就地入籍，按唐初“均田令”重新向当地官衙领取土地，每丁授田五十亩、宅田五亩。逃亡的农人只要主动向官府自首，以六年为限免除所有税收、徭役。
—至于分配土地的来源，则是从封建官僚、大地主手中抠出来的“籍外占田”。
自此，封建官员不得占用任何“官职田”外的土地。
这项土地限购政策在唐史中被称为“检田括户”，是一剂完全违反玄宗“无为而治”
治国精神的猛药，唐玄宗希望以皇权铁腕确保帝国在“耕者有其田”的轨道上运行。
如此生猛的限购政策，是一定会往死里得罪封建官僚的。
不过，这里要说的是，宇文融确实是一个很圆融的人，在这场规模宏大的土地改革之初，他找到了自己坚定的同盟军：皇族、关陇士族和农民。
—皇族和世家大族原有土地不在改革范围之内，皇族和关陇士族没有理由会反对这场名正言顺的改革。
—宇文融撇开了朝廷六部和地方府县的封建官僚，自行拉起了一个“劝农使”
的队伍。宇文融出身北周皇室贵胄，他手下的“劝农使”也清一色出自皇族和世家大族，这些人世代富贵，是科举新贵的死敌。
—获得土地的农人，既是改革最直接的受益者，也是改革最坚定的支持者。原本飙升的地价使生活完全变成灰色，辛劳一生也无望获得一小片赖以养家糊口的土地，终其一生始终都是居无定所。现在，宇文融重新授予了他们土地，生活终于可以继续下去了。《册府元龟》记载，宇文融所到之处必定召集父老宣布皇上的敕令，人们非常感动，有人甚至称宇文融为再生父母。
有了皇族、关陇士族和农人的支持，封建官僚的反抗便显得相当软弱无力了。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御史台（宇文融编制所在部门）给了宇文融“上下”的年终考核结果，“上下”说白了也就是优秀中的下等。那一年，吏部正好是“多田翁”卢从愿主持年终考核，宇文融这个“上下”的考核结果遭到了吏部坚决反对，卢从愿以堂堂朝廷二品大员之尊居然亲自粉墨登场为难一个主任科员，愣是扣住“上下”的评语不肯下发。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检田括户”基本结束，大唐帝国在四年间重新授予了八十多万户流民以土地，也为朝廷增收“百万缗”。对这场历时四年“检田括户”
的改革来说，宇文融得不到一个“上下”的考评结果又能怎样？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盛世达到了前期的巅峰，唐玄宗登泰山举行“封禅”
大典，这是中国古代太平盛世最具标志意义的大典。
最后，说一下宰相张说和宇文融的结局。
对张说这样的封建官僚来说，失去了土地兼并，封禅大典居然成为绝好的捞钱机会。在开元十三年那场流芳千古的封禅大典中，张说任命了数以千计的新官员—也就必然得罪了数以万计未被任命的官员。封禅大典后，宇文融利用封建官僚集团对张说的愤恨，指使自己的学生李林甫攻击张说受贿、滥用职权以及靠邪术谋求官位。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张说罢相。
同是开元十四年，宇文融试图对皇族推行“检田括户”，结果，宇文融立刻就在唐太宗曾孙李祎的攻击下被外放为汝州刺史。
虽然离开了玄宗身边、朝廷中枢，但对一个主任科员来说，汝州刺史的位置也算是给了个级别、安排了。
宇文融离京后，玄宗试图再次推行“检田括户”，满朝官员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出头。
在一次朝会上，玄宗无限感慨地说：“你们非常讨厌宇文融，现在我已经把他打发走了，但是，国家财政又有谁能为我分忧呢？”言下之意，唐玄宗想让宇文融复出。
这句话引起了皇族和封建官僚的高度警惕，一旦宇文融复出，他们又将沦入万劫不复之地。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宇文融被流放岭南，病死在发配途中。
此时，宇文融的学生李林甫已因门荫入仕，张说的学生张九龄也已经进入朝堂中枢，斗争远没有结束……
增发货币的两种方法
张九龄这四条理由条条站得住脚，也确实符合现代货币流通理论。但是，反对张九龄只需要一条理由：张九龄将增发货币集中于强势阶层。所谓“禁止官铸，放开私铸”，就是只有皇族和封建官僚才有能力私铸货币，一旦这些人手中的货币增加唐玄宗在位四十五年，先后任命了二十六位宰相，其中，李林甫一人就在相位上待了十九年。这十九年是大唐帝国的全盛时期，杜甫在一首《忆昔》的诗中有这样的描述：
开元初年，大唐帝国已经进入全盛时期。然而，就是这位盛世宰相李林甫，居然跟他的老师宇文融一样，被治史者看成一个奸臣。
《资治通鉴》对李林甫有这样的描述：他善于迎合皇帝，也能很好地与宦官、宫女相处；他嫉贤妒能、闭塞言路，他屡兴大狱、逮捕亲贵，甚至连太子都敢诬陷。
总之，李林甫是一个坏得掉渣儿的坏人，张九龄、杨慎矜等一批廉洁的官员在李林甫的陷害下一个个丢掉了相位，最后，李林甫培植出了一个叛徒安禄山，养痈为患，毁掉了“开元盛世”……
真的是这样吗？
开元限购令实实在在减缓了封建官僚蚕食农人土地的速度，十年来随着社会财富增加，“钱重物轻”的问题出现了。“钱重物轻”还有一个学名，叫“通货紧缩”。“检田括户”之后，大唐帝国物价持续下跌，到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一斗米的价格仅为十三个铜钱（所以，我们才说“贞观之治”所谓绝不可信），一匹绢的价格也仅为二百钱。
通俗地讲，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都是财富再分配的手段。通货膨胀，富人手里的债务会越来越不值钱，穷人手里的钱只能买到更少的东西。
所以，通货膨胀对富人有利。
看到这些，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通货紧缩就一定对穷人有利，穷人手中的货币确实增值了，实际上，富人控制的货币更多。而且，通货紧缩会提高所有人的赚钱难度，直接降低所有人的生产积极性，毕竟现在赚钱少了—虽然只是名义上的。
所以，无论通胀、通缩，都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规则永远是强者的规则。
关于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以后我们会详细谈，现在先说通货紧缩。
现代财政学有个名词叫作“转移支付”，就是国家把征收上来的税款重新分配给社会各个阶层，是现代国家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增发货币也是一种调节贫富差距的方法，力度远比“转移支付”狠：“转移支付”还得先收税，然后才能转移，增发货币却可以直接改变一个阶层的贫富状态。
现代增发货币的方法很多，有“央行再贷款”、“发行央行专项票据”、“降低存款准备金”、“放松信贷”、“降息”……跟封建社会比，这些名称虽然令人眼花缭乱，其实本质从来没有变—增加流通中的货币。
所有的货币手段都是中性的，关键是，增加的货币究竟给谁？
第一个方法，把新增货币集中发放给强势阶层，也就是封建官僚。无论是把新铸造的铜钱直接拨给封建官僚，还是以朝廷的名义借钱给这些人，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很遗憾，对这些人增发货币并不能刺激经济，反而会造成经济停滞、物价上涨。原因很简单，货币不掌握在创造财富的人手里。
第二个方法，把新增货币集中发放给弱势阶层，就是原本穷困的黎民百姓。也许没有理由直接给现钱，也许编造一个名头然后再给钱，也许拿钱随便买点穷人的什么东西……只有这样的货币增发才能真正刺激内需，启动经济复苏之源。因为，普通人需要购买的东西太多了！
所谓货币增发，其实万变不离其宗。
面对“钱重物轻”的局面，一品大员、宰相张九龄提出了一个听起来非常好的方法—废除官铸货币，彻底放开私铸。
张九龄，一代文坛领袖，被史籍誉为、、……
现在，我来揭一下张九龄的老底，此人是张说的嫡传弟子，小吏之家出身，是标准的“科举帮”，在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的“检田括户”中曾因占田超秩被罢官。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张九龄因文采出众、长相俊美被玄宗任命为宰相。半年来，这位新任宰相对关陇士族出身的官僚极尽攻击之能事，李林甫、张守珪、牛仙客等人都因张九龄的攻击推迟入相。
就是这样一位宰相，在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向唐玄宗上书，要求彻底废除官铸货币。
在本书中，我们一直对官铸货币颇有微词，毕竟官铸货币是把封建统治者的意志强加于货币之上，只有民间私铸货币才是货币的自然演进历程，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商品流通。但是，张九龄提出的私铸货币建议，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