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遗憾，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封建官僚取代了士族高门，西汉年间“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终于在南朝定型。于是，我们也看到了一群比士族高门更加寡廉鲜耻、聚敛无度的强盗。
生而不平
现在，刘裕已经是皇帝，他不能容忍士族高门如此放肆。在皇权眼里，没有朋友，也不会有敌人，只有“被统治的人”和“不被统治的人”。士族高门之所以高高在上，不就是因为有钱就不想被皇权统治吗？平等永远是相对的，不平等才是绝对的。
自古以来，人类都靠祖先的积累传承利益：日耳曼氏族首领逐步演化为骑士，中国士族的官位也来源于祖荫。无论士族还是骑士，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封地，有独立的利益，不可能对皇帝（国王）唯命是从，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分权博弈，成为制约皇权最强大的力量。
要想打破这种源自祖先的财富传承，只有依靠绝对皇权的力量。绝对皇权一旦出现，世界的财富规则就会改变。
桓温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推行“庚戌土断”，但桓温死后“庚戌土断”还是无疾而终。
东晋谢安继续起用寒门素族，打赢了淝水之战，刘牢之、刘裕等一批出身贫寒的将领获得了北府兵军权，最终成为东晋王朝的掘墓人；桓温之子桓玄靠北府兵篡夺了东晋帝位，大将刘裕又消灭了桓玄。公元420年，北府兵将领刘裕称帝，起自草莽的刘宋王朝诞生了。
刘裕既不是皇族，又不是士族，只是一个不太认字、以卖草席为生、喜欢赌博、从来就被人看不起的流氓。北府名将也无不是二百五出身，当兵之前从来没有光辉的事迹可以炫耀。这些人在刀剑锋镝中摸爬滚打，永远不会对弱者妥协，一旦出镇一方，无不掘地三尺，甚至直接从国库里拿钱。刘宋立国数年，依旧是府库空虚。
这样粗鄙的统治集团，士族高门当然无法接受。在他们眼里，刘裕等人不仅是彻头彻尾的乡巴佬，也永远是一群刀头舔血的暴徒。
士族虽然被剥夺了军权，却依然对北府集团表现出最大的不屑。太后的胞兄去琅琊王氏家中拜访，主人面对客人一言不发，反而问自己的仆人：“这个人跟你什么关系？”然后，当面把太后胞兄坐过的椅子烧掉。
现在，刘裕已经是皇帝，他不能容忍士族高门如此放肆。在皇权眼里，没有朋友，也不会有敌人，只有“被统治的人”和“不被统治的人”。士族高门之所以高高在上，不就是因为有钱就不想被皇权统治吗？
你不把你的钱给我，就让你彻底没钱！
历史没有留给刘裕足够的时间，刘宋王朝刚刚建立两年（公元422年），刘裕就死掉了，抢钱的任务落到太子刘义符身上。
刘义符主要靠兴办金融业搂钱，即放贷。
大家也许不会想到，在世界范围内，旅馆是最早经营银行业务的行业之一，中国当然也包括在内。因为，旅馆的作用不仅仅是为客人提供住宿，还为客人寄存财物，一般情况下旅馆会留存一个货币余额，也就可以用这个余额对外放款—高利贷。刘义符在位仅六个月，这期间最大的施政亮点就是宣布京城所有的邸店（旅馆）都归他所有。要知道，那时候经营邸店可是一个下九流的职业。现在皇帝居然亲自操刀上阵，实在是因为太赚钱了，据说资本回报率达到1000%，绝对是一个最拉风的暴利行业。
京城皇家邸店有着固定的目标客户—士族高门，放贷的目标不是获得利息收入，而是直接瞄准了贷款人的抵押物—土地。皇帝会以各种手法逼迫士族高门借款，士族高门借款又必须以土地抵押。
又有哪个士族高门真的敢来还皇帝钱呢？
鉴于这实在太离谱，跟直接抢钱基本没什么区别，很快刘义符就被自己的兄弟刘义隆干掉了。
刘义隆便是刘宋历史上的宋文帝，之所以被称为“文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刘义隆抢钱的手段比较文明—用钱来剥夺别人的钱。宋文帝之“文”少了很多暴力，却更为残酷，按照他的做法，士族高门的财富在瞬间全部贬值。
以钱抢钱的方法，说穿了就是货币改革。
刘宋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宋文帝设立钱署开炉铸币。对中国货币史来说，这次铸币有着特殊的意义，此时，官铸货币在中国已经消失了三四百年，数百年来货币来源始终靠旧钱和民间私铸。刘义隆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官铸货币再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宋文帝推出的货币在历史上被称为“四铢钱”，形制与汉代五铢钱相似，重量也在35克左右。四铢钱与五铢钱最大的不同是，一枚四铢钱可以当两枚五铢钱，又可抵大致八枚沈郎钱。反正包括刘义隆在内的皇族和封建官僚都没多少钱，只有士族高门才有五铢钱和沈郎钱。
对拥有五铢钱和沈郎钱的士族高门来说，这绝对是一笔赔钱的买卖。与晋王朝相比，刘宋王朝更倾向于以暴力解决问题。今夕不同往日，士族高门对此几乎无法反抗。
货币改革后，皇权和士族高门的财富优劣态势立刻扭转。
里要说的是，刘义隆推行的四铢钱还不是刘宋朝最恶劣的货币制度。四铢钱与西汉五铢钱重量相当，是一种“大钱”。文帝之后的几代帝王不停执行货币减重，宋明帝刘彧年间居然推出了一种“永光四铢”，虽然钱币上还铸有“四铢”二字，但实际重量不足一克。就是这种永光四铢钱，居然要和四铢钱一样换两枚五铢钱或者八枚沈郎钱！
民间私铸者无论如何也不能强迫所有人接受他的货币，也就没有人能靠铸币抢劫别人的财富。封建官府铸币的基础却是皇权，是具有暴力性质的国家机器，无论如何减重都是法定的货币，也就成为最犀利的抢劫武器。
光怪陆离的末世王朝，当帝国统治者已经丧失了其他掠夺手段时，虚幻的货币财富也就成了救命稻草。超级货币减重又无异于饮鸩止渴，如果封建帝国已经丧失了统治能力，谁会承认虚值货币，谁又会真的把财富让渡给帝国统治者呢？
钱财断手足
据《宋书》记载，当时的封建官僚那是相当有钱：宁州刺史萧惠开家财数亿钱，益州刺史刘郡以黄金铸造浴盆。《南史》中绝大部分刘宋官僚都有这样的绰号：刺史一级的经常被人称为“孙亿万”、“刘千万”，县令一级的则被人称为“王新车”、“庾大宅”
最显而易见的赚钱方式是创新，只有全新的技术、全新的产品、全新的运作模式才容易形成垄断，才可以由经营者定价，才能赚大钱。对中古时代的农耕民族来说，任何一种异地商品都是显而易见的“创新”，商业也是利润最丰厚的行业之一。
魏晋年间，江南扬州、建康、益州、荆州水路通畅，本来是天下货物的集散地，也是天下最富庶的地区。刘宋年间，江南民间商业几乎绝迹，能做生意的人只有一种，那就是封建官僚。其他人想经商也可以，只要上缴足够多的税收—足以让任何一家富商破产的税收：刘宋时代商路关卡林立，每个关卡都要缴1%的关津税，另外还要在贩卖地和采购地缴4%的商税。
蜀马耐走长路，天府织锦更是冠绝天下，益州典签刘道济正好经营蜀马和蜀锦。
典签不过是一个七品官衔，却握有很大权力，因为典签是皇帝派来监视刺史的。就是这个刘道济，居然以官府名义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在苛杂的税收之外，普通商人贩运丝、锦，加在一起每次不得超过五十斤；除他本人之外，只要川马出境，无论良莠，价格都不准低于两万钱—这是一个不可能交易的价格，当时一头耕牛的价格不过三千钱。通过垄断川马和丝锦贸易，刘道济短短数年间赚到了三亿个铜钱，可以买到十万头耕牛。
任何一个时代，小康之家都有一个公认的非货币标准，比如今天的“有房有车”。
刘宋年间小康之家的标准则是有一头耕牛，也就是说，刘道济一个人的财富至少抵得十万个小康之家。以今天耕牛的价格核算，十万头耕牛大概需要三亿元，如果认为一头耕牛就是今天成都的一套房产，那么刘道济的身家已经是千亿量级。
千亿，一个多么恐怖的财富单位！
财富积累自有规律，除非改变世界的创新，比如机械、电能、互联网，否则，如此暴利的唯一来源就只能是存量财富的再分配。这种利益分割甚至是通过市场的名义进行的，一类名为商品的货物只掌握在封建官僚手中，即使通过市场进行买卖，本质也只是以市场为手段重新分割财富存量，实现财富向一小撮人手中转移。
刘宋王朝是封建官僚最幸福的时代之一，据《宋书》记载，当时的封建官僚那是相当有钱：宁州刺史萧惠开家财数亿钱，益州刺史刘郡以黄金铸造浴盆。《南史》中绝大部分刘宋官僚都有这样的绰号：刺史一级的经常被人称为“孙亿万”、“刘千万”，县令一级的则被人称为“王新车”、“庾大宅”……
如此规则之下，最赚钱的行业是“当官”，最能搂钱的“官”是皇帝。
而刘宋皇帝中最能搂钱的当数宋孝武帝。
宋孝武帝抢劫的第一个对象，当然就是这些“有钱的官”，手段则是赌博。与今天的金融赌局相比，刘宋孝武帝时代领导与下属的赌博规矩要残酷许多：封疆大吏是一定要跟皇帝赌博的，赌博是必须输钱的，输钱是必须输到倾家荡产的。这就是宋孝武帝发明的别出心裁的搂钱方式—赌博，专门对付有钱的封建官僚。
宋孝武帝末年，凡两千石以上的官僚罢任返京，皇帝都要亲自跟他玩几把骰子，结果自然是皇帝有赢无输，一直要把对方家产赢干净才肯罢休。
对付没钱的黎民百姓，宋孝武帝也有自己的方法。
黎民百姓不是封疆大吏，皇帝不会为了几个小钱亲自动手，况且收税的皂隶（差役）还不知要搂多少中饱私囊。宋孝武帝很聪明，他想到了另一个很好的方法—囤积居奇，只不过手法远比一般奸商高明。
两晋以来，江南就有“衣被天下”之称，历代君王对江南纺织业始终轻徭薄赋，养蚕户纳绢不过三匹，而且只限于长江下游一带。为了抢夺黎民百姓的钱，宋孝武帝以江南绢丝为题布下了一局大棋……
第一步，布局。
大明四年（公元460年），宋孝武帝开始在全国高价收购绢丝（请注意，是高价收购，不是强行征收）。结果，一年间，江南所有绢丝全部断货。
第二步，中盘。
大明五年（公元461年），宋孝武帝突然宣布：养蚕税税基扩大到全国所有黎民百姓，每户百姓要纳绢四匹。这对黎民百姓而言是一个悖论：百姓根本不可能上缴如此多的绢丝，新产绢丝存量不足，原有的绢丝又早就被皇帝买走了；百姓又必须缴纳绢丝，否则，对抗皇粮国税是要坐牢的。
结论：手里没有绢丝的人也可以去市场上买，比如，皇家的直营店。全国绢丝价格立即暴涨，当年，一匹绢居然涨到两千至三千钱，这可是当时一头耕牛的价格，相当于今天让每家一年内缴纳一套房子作为税款！
第三步，收官。
就在这个时候，宋孝武帝不失时机抛售了一批绢丝，虽然绢丝价格最后控制在一千钱左右，但是百姓仅有的一点土地、仅存的一点铜钱也都流入了皇帝的腰包。
即使一千钱的价格，绝大多数人仍旧是缴纳不起，那一年，不知多少人倾家荡产。宋孝武帝当政最后一年（公元464年），富庶的浙东数郡发生旱灾，朝廷不但无力赈灾，反而照旧收租。结果，灾害程度不及古代一半，饿死者却是古代的数倍，富庶的京师也是饿殍遍野……
西汉年间，皇权缔造了“皇帝—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这是一个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封建官僚掌控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其余的人都处在低端，顶层和低端之间没有任何缓冲带。如果顶端的人选择了掠夺，那么所有人同样会选择虚伪和卑劣，因为这才是获得财富最有效的渠道。这样的社会框架不会也不可能提供创新空间，重大创新必须依靠帝国全体臣民在点滴试错中积累。
刘宋时代，“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结构再次出现在江南。士族高门的势力被迅速清洗，寒门素族以军功起家，十几年间占据了所有朝廷要津，并迅速把触角伸及社会每一个角落。从货币、土地到税收，皇权推行的所有政策都被异化为抢劫的工具。
不同于西汉的是，刘宋本就是一个偏安江南的王朝，国家时刻面临来自北方异族的挑战，却根本没有前世的财富积累。皇权对财富的获取即由掠夺变为抢劫—不仅仅是对社会底层的抢劫，也包括皇族和封建官僚集团之间的互相抢劫。刘宋皇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命运最为悲惨的皇室，开国皇帝刘裕共有男性后代一百五十八人，这一百五十八人中有一百一十四人死于非命：子杀父者一人、臣杀君者四人、兄弟相残者一百零三人、为外人所杀者六人。皇室成员如此大规模地自相残杀，此前从未有过，此后也再未发生。
在皇权的逻辑里，权力才是真正的手足，只要有钱就会满街都是兄弟。一旦皇权开始抢劫自己的支持者乃至宗室，帝国就基本丧失了统治能力。强者在皇权之下都会沦丧财富，何况苍苍烝民？
衣服破犹可补，手足断不可续！
全民高利贷
刘宋、萧齐是封建官僚长成的时代，萧齐一如刘宋王朝，封建官僚新贵几乎垄断了所有创新行业，所有真正赚钱的投资渠道都被封建官僚堵死，上古时代又有资产泡沫可以制造，剩余货币也就只能投资高利贷了。刚刚建立的刘宋王朝必须依靠封建官僚，又不能让封建官僚过分掠夺百姓。刘宋末年，宋明帝为了搞平衡、平民愤，经常对封建官僚施以残酷的刑罚，不但将财富洗劫一空，还经常搞满门抄斩、虐杀之类的娱乐活动。显然，这不是平衡跷跷板的方法，如此，封建官僚和天下黎民都被搞得血本无归、家破人亡。
无论是谁，要想彻底逃出这个循环，只有一个选择—自己成为皇帝。
刘宋右军将军萧道成曾为刘宋王朝出生入死，仍不见容于宋明帝，于是，萧道成选择了拉杆子造反。十年经营，公元479年，萧道成终于废黜了刘宋末代皇帝刘凖，创立了又一个新王朝—萧齐。
萧道成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曾经发下宏愿—。但萧齐同样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只存在了二十几年，其兴也忽焉，其亡也焉。
关于萧齐王朝，我们同样从货币说起。
成功的货币制度都是相似的，一定会顺应经济发展需要；恶劣的货币制度却各有各的卑劣，无论大钱、小钱，通胀、通缩，货币改革的同一个梦想都是抢劫财富。
萧齐王朝仅有一次铸币记录，即永明初年所铸的“南齐五铢”。从出土文物推断，南齐五铢重量与刘宋四铢钱相仿，重量在35克左右。
同样重量的货币到了不同皇帝手里，却能发挥不同的作用：刘宋王朝的四铢钱是类似于大钱的虚值货币，造成了通货膨胀；南齐五铢同样是一种大钱，却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通货紧缩。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萧齐王朝只有一次铸币记录，南齐五铢铸造量相当小，所以，也就出奇地值钱。萧齐官价规定，一枚南齐五铢可以换三十枚左右完好的五铢钱，实际流通中，南齐五铢的抢劫能力又远远高出1∶30的兑换比例。如果以南齐五铢计价，永明年间，一石米的价格仅为几十钱，一匹绢的价格也仅为三百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萧道成“黄金与土同价”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