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赞丰子恺的漫画：“既有中国画凤的萧疏淡远，又不失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虽是一时兴到之笔，而其妙正在随意挥洒。譬如青天行白云，卷舒自如，不求工巧，而工巧殆无以过之。”丰子恺的漫画有如此之高的成就，正是他有极其深厚的修养，能够将中西绘画的精妙融于一体，现在这样的漫画家几稀矣。
其二，一颗返璞归真的童心。
画漫画的人没有一颗童心是成不了大家的。漫者，随意也，我们可以想象人类最早的画一定是漫画，所以漫画是回归原始、返璞归真的画。能够从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捕捉趣味，享受人生，也只有富有童心者能做到。
丰子恺一直都以“老儿童”自居，他说自己初尝世味，看到了所谓“社会”里的虚伪矜忿之状，觉得大人们都失去了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才是真正的‘人’”，于是变成了“儿童崇拜者”。他不遗余力地赞美儿童的纯真无邪、自由简单，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批判大人们的功利、虚伪：“我企慕他们的生活天真，羡慕他们的世界广大。觉得孩子们都有大丈夫气，大人比起他们来，个个都虚伪卑怯；又觉得人世间各种伟大的事业，不是那种虚伪卑怯的大人们所能致，都是具有孩子们的大丈夫气的人所建设的。”他呼唤一个像童心世界那样纯洁善良的社会：“大家不失去童心，则家庭、社会、国家、世界，一定温暖和平而幸福。”
丰子恺儿女众多，同他的创作一样高产。他与孩子们在一起，从他们一言一行中获得创作的灵感乃至生活的顿悟。抗战时他带着全家十几口逃难，真是历尽坎坷，但有一次他问四岁的儿子华瞻：“你最喜欢什么事？”华瞻毫不犹豫地回答：“逃难。”原来孩子眼里的逃难，是全家一起出游，去坐汽车，去坐大轮船，虽然辛苦，却很有趣，他看到的是逃难的另外一面。于是丰子恺感叹：“我今晚受了这孩子的启示了：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他是创造者，能赋给生命于一切的事物。唉，我要向他学习！”
丰子恺的很多漫画都以自己的儿女为模特，《瞻瞻底车》中瞻瞻将两把芭蕉扇连起来当脚踏车骑；《穿了爸爸的衣服》中爸爸硕大的马甲套在儿子小小的身躯上，他看起来还相当得意；《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中阿宝正神情专注地脱下自己的鞋子给凳子穿上。放风筝、挑荠菜、压岁钱、旋糖担、西洋景、唱儿歌、玩过家家，这些富有儿童情趣的素材丰子恺特别钟爱。多年后，丰子恺的孩子们长大了，他们看到以前的自己都很不好意思，但丰子恺还一如既往，伟大的艺术家常常不会长大。
1927年11月，三十岁的丰子恺从李叔同皈依，法名婴行，“婴行”这两个字，真是用得恰到好处。
不见诸恶，但见众苦
丰子恺跟恩师李叔同有很多相似之处，不仅在于多才多艺，也在于二人的生平。两人都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李叔同之父是同治年间的进士，而丰子恺之父是光绪末科的举人，虽然举人不如进士金贵，但那也是他老家石门湾几十年来第一人，小的时候大家见了丰子恺免不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少爷。不幸的是，师徒俩都早年丧父，及至青年，两人都有过东渡日本留学的经历，又都在中年皈依了佛门。
但丰子恺并没有学老师去当职业和尚，这实在是他尘缘太重，牵挂的东西太多。李叔同为了普度众生可以舍弃小家，丰子恺却始终是个模范丈夫和标准父亲，他为这个家庭倾注了太多的情感，以至于在不惑之年头发就变白了，沧桑好似花甲老人。
1937年11月下旬，抗战的烽火已经逼进桐乡，丰子恺率领一家老小十余口开始在战火中逃难，由杭州到桂林及至重庆。其中有他七十余岁缠小脚的丈母娘，有自己的六个小儿女，由于军需紧急，无车可乘，途中多半乘船，携老扶幼，浮家泛宅，按其女丰一吟的说法：“一路死气沉沉，难关重重。我们一群老弱，险些儿转乎沟壑。”
最头疼的是，在逃难的路上，丰子恺身怀六甲的妻子徐力民竟然又在路上为他添了一个小子。在桂林，徐力民临产前三星期患了子痫症，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只能提前生产。进手术室前，医生问丰子恺是保大还是保小，他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保大！”所幸母子平安，这个后来取名新枚的孩子出生时是脚先出来的，而且出来的时候不哭，许久才哭出声——胎位不正的孩子出生时容易窒息，另外他的腿骨在接生时受到伤害，小时候略有瘸腿，长大后才痊愈。像这样的孩子要是放到现在估计马上得进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以前的孩子生命力真是顽强。
另外，孩子的出生对母亲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他出生不仅没有祥光相伴，反而差点给这个家庭带来血光之灾。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子女常为父母所不喜，春秋时那段“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就与此有关。但是，丰子恺并没有因此嫌弃新枚，他还把新枚的出生当成一件很值得庆祝的事情，后来专门为此事立了两本《新枚纪念册》，在上面贴了自绘的缘缘堂图，新枚住院时的种种纪念品，连住院发票也贴在册子上。新枚也成了丰子恺最为疼爱的一个孩子，他长大后能够熟练背诵一两千首古诗词，还能操多门外语，这当然离不开父亲的教导。丰子恺和新枚父子相得的情景，可以看丰一吟在《我和爸爸丰子恺》中的描述：
爸爸每晚照例一边喝黄酒，一边吟诵古诗词。这时新枚总是抱在他怀里。我曾听见他把晏殊的浣溪沙《春恨》第一句“一曲新词酒一杯”“篡改”了一下，念为“一只新枚酒一杯”。当时他已浑忘一切，陶醉在酒和婴孩之中。
丰子恺子女众多，为了教育孩子们，真没少费心血，有一段逸事为证。当年在建造缘缘堂时，由于地基呈不规则形，南边比北边宽，建筑工人为了尽量利用地皮，把房子造成和地基一样，致使东面多了一块三角地。当时丰子恺正在外面，等他回到家大局已定：砖墙都已砌好，甚至白粉也覆盖好了。窗框也已做好，只是还没上漆，还没配玻璃。
丰子恺看到这一情况后忧心如焚，他认为，只有住正直的房子，才能涵养孩子们正直的天性。尽管房子已经快建好了，他还是毅然下令：“拆！拆了重造！”工人们和乡亲们听到后都惊呆了，纷纷劝他：“算了！斜一点有什么关系？多占一点地皮还不好吗！”丰子恺斩钉截铁：“不行！我不能传一幢歪房子给子孙！”这一决定背后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为了子女的教育，丰子恺在所不惜，如此好父亲，真让人击节！
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吴昌硕七十前曾纳一妾，后跟人私奔而去，吴对其念念不已，对人自我解嘲云：“我情深，她一往。”他人有负于己，自己仍然一往情深，没有大爱之心是显然达不到这个境界的。丰子恺从李叔同皈依后，生命境界更加宏阔，他的“一往情深”也走出了个人与家庭小我之爱的格局，更能以一种博爱的精神来观照众生。所以朱光潜说，丰子恺的作品中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
在读丰子恺的人生时，最令我感动的是他的一句话：不见诸恶，只见众苦！这句话是丰子恺在抗战时期的逃难路上说的。
当时，丰子恺第一个逃难的目的地是桐庐，去投奔马一浮，然而在杭州遇到了一点麻烦，前方传言政府准备炸掉钱江大桥，陆路已经阻断，只能走水路。在六和塔下的一间小茶馆内，丰子恺自认为品尝到生平“从未尝过的恐怖，焦灼，狼狈，屈辱的滋味”。原来茶馆老板企图提供给他们一只敲竹杠的船，不料阴谋被戳穿，恼羞成怒，嚷着要闭门谢客。此时天色已暗，其他茶馆、旅店都已经关门了，外面形势非常紧张，一家老小顿感走投无路。丰子恺答允付茶馆老板加倍的茶钱，他仍不同意，坚决要将众人赶走，其实，他的用意是想逼丰子恺接受自己找来的那一只开价高好几倍的船。丰一吟说：“种种威吓欺骗、冷嘲热讽，使爸爸永记在心，难以忘却。”
让茶馆老板失望的是，丰子恺还是找到了一只船，价钱还很实在。茶馆的老板见状很是沮丧，这时如果再挖苦嘲笑几句，就可以出一口恶气。但丰子恺看见茶店老板的棉袄非常褴褛，却又同情起他来：“大约他的不仁，是贫困所强迫而成的。人世是一大苦海！我在这里不见诸恶，只见众苦！”
此事还没完，没想到搭载他们去桐庐的船夫也非善类，本来讲好二十五元，先付十五元，到桐庐再付剩下的十元，结果船到中途不走了，船夫闹着要加价。上了贼船，只好任人摆布。随同丰子恺逃难的族弟平玉和船夫谈判，结果是除了预先支付的十五元外，还得再付四十五元，等于翻了一倍不止。丰子恺晚上躺在床舱里，又觉得这个船夫虽然坏，却是“魔鬼中的有道君子”，他敲诈竟不要求交现钱，相信他们的话，愿意到桐庐再收余下的四十五元，真是“盗亦有道”！为维护这一线“信义”，丰子恺竟准备到桐庐时如约付他四十五元。
不过这笔竹杠最终也没有敲成，到了桐庐马家后，船夫看到桐庐县政府为了护卫马一浮在门外安置的卫兵，一脸的慌乱。平玉见状，反过来抓住他，骂他半夜敲诈良民，要拉他到警察局去。经过船夫跪地乞求，最终按原来的价钱，再付他剩下的十元让他走了。
这是丰子恺逃难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不见诸恶，只见众苦”，无论世界如何险恶，他总是以温情的眼光来看这世界，这是何等的多情之人！
逃难的路上，不仅仅是苦难众生，一山一水、一花一草都可以让丰子恺为之真情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