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某些日本词语甚至见到日本仁丹（当年先是叫人丹）广告，我就想起了那时的“治安强化运动”与北京各个城门洞下的执枪荷弹的凶神恶煞般的占领军，以及我吃过的难以下咽的专门给中国人吃的混合面。
见到相对行鞠躬礼的日本友人我也想起当年就住在我们的胡同里的日本平民或日军家属。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城市街道上还是彬彬有礼的，没有给我这个孩子什么特别恶劣的印象。有些日本男人夏天穿的衣服太少，走在大街上令中国女性深感不自在，不知道这里头是否也反映了占领者对于被占领国的人民的不尊重。那时候“话匣子”（收音机）还是奢侈品，有几家日本人家里有，我放学时经过一家日本人的窗口，有时会听到广播声，这使我十分好奇也十分惊叹，我会短暂地停留一会儿，听听广播。我也还记得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这些胡同里的日本人仓皇离去的情景，他们极为廉价地卖掉了家用物品，急急如丧家犬般地回国走了，善良的北京百姓甚至有点可怜她们。在此次访日抵北海道招待会上，一位出生于北京的日本人说起了他的家庭战败后狼狈逃走的惨状，并说：“这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倒是令我一惊。当然，他是对的。
还有《朝日新闻》上的“昭和”纪元，还有从“大东亚战争”到“保卫东亚战争”的说词的改变，还有日军“玉碎”和“神风突击队”（这开了自杀式攻击的先河）的报道，还有“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日伪机构名称……
经过革命，经过新中国，经过学习苏联、一面倒与反修防修，又经过抗美援朝与和美国的那么多交流与磨擦，我还以为在这个世界上显然比日本更重要些的与美、苏（俄）有关的故事，早已使我忘记了与日本有关的童年诸事——即经过那么多结结实实的与意义重大的经历，这些既不光彩也没有什么内容的经历早已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呢，谁知道，它们还在那里存着，还在那里发酵，还在那里哭泣呢。
在今春的访日期间，我梦到了我的童年。我有点伤心。
精致与包装
日本人最大的优点之一是精致。
吃日本餐，案上摆的更像是朵朵小花，各种颜色与形状的搭配经过精心设计。随着季节的更迭，更换着食品的颜色，春天则是新绿与粉红，夏日则是浓绿如黑，秋天金黄与赭黄，冬天又是雪白和透明。以至有人说不忍得吃，不愿意造成美的毁灭。中国菜和西餐也注意菜肴的造型，但象牙雕刻般做得这么小巧瑰丽、抠抠哧哧的从未见到。日餐不但考虑到食品，更考虑到餐具，一个放筷子的小支撑架，玲珑剔透；一个放几根咸菜的小盘儿，做得像是一片弯曲有致的琉璃瓦。从中国传过去的筷子，到了日本磨得圆圆的而两头又是尖尖的，像是一种玩具。喝汤的漆碗，装米饭的瓷瓮，摆调羹的瓷片，装不同的菜的各式各样的碟子以及各种小得别人不会认真观察的器皿，有的像树叶，有的像小船，有的像桥，有的像笔记本，都更像工艺品而不是实用品。
日本人一般住房并不宽裕，我去过一些高层知识分子的家庭，也少有可供五个以上客人一坐的厅室。但他们的房屋布置得也是精致至极，特别是日式的榻榻米房屋，不但一尘不染，而且赏心悦目。日本式家庭直到餐馆都要求脱鞋入室，那个脱鞋换鞋的小门厅，也布置成一个趣味盎然的小天地，有花草，有书画，有摆设，有纯装饰用的覆盖物。
有一些中日共用的器皿，但日本人做了一些改进。比如家用小陶瓷茶壶，形状如中国茶壶，但壶嘴要大得多，有的加了过滤纱罩，这就避免了倒水不畅或茶叶堵嘴。有的在小小茶壶上安装了一个柄，拿起茶壶来方便了许多。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的细心与认真。我甚至要说日本人做事时以及与你商讨工作事务时那种身体前倾、表情严肃（或者干脆是没有了表情）、两眼发直，不停地“哈依哈依”的神态似乎带几分傻气，一副紧跟照办万难不辞的神气。而欧美人与你商讨事务的时候多半会歪着头，别着腿，微笑着，轻轻晃动着，目光灵动着，舒舒服服，潇潇洒洒，面部与眼睛的表情随着你的话语而不断变化，一会儿睁大眼睛，一会儿抿一抿嘴，一会儿微微皱眉，一会儿莞尔一笑，一副虽然确是在聆听但同时在选择判断分析取舍，总之最后还是他说了算的架势。两者比较一下，很有意思。
我曾经与几个有长期在中国生活经历的日本人探讨过中日两个民族的比较。他们说，中国人的智商其实是很高的，绝对不笨。我便说是不是中国人有的做事太不认真，他们用日本人的微笑回应了我的这一反省。同时他们谦虚说，日本人的精致往往是在一些小东西上，他们缺少宏观大气的思考。就是说，与我对印度的印象恰恰相反，日本人也许太不“哲学”了？那么能不能说咱们的炎黄子孙有时候气冲斗牛却大而无当，或者用刘备评论马谡的话——我太欣赏刘备的这两句话了，所以引用过无数次——叫做：言过其实，终无大用。
再一个突出的是日本物品的包装。可以说日本式的精致，尤其在包装；或者可以说日本式的包装，在于精致。如果你得到一个日本友人的礼品，那么典型的日式包装是一个深色包袱皮，一个金黄色纺织品作内包袱皮，一个纸套子，一个木盒子，再经过几道拆封的手续，拆掉了许多不忍毁弃的美丽的纸质塑料质乃至丝质木质的花饰，最后发现，里头可能是一只表，可能是一个日本人形（玩偶），可能是几块巧克力糖；但更可能是几小块蛋糕，几包袋茶，或者是几块饼干。总之，包装比礼物本身重要。包装所代表的虔敬、亲善、不厌其烦与一丝不苟，远远比礼物本身的价值（更不要说价格了）重要百倍。赠礼的程序、礼节、文明性与郑重性远远比给受礼者以物质上的利益更重要。这确实有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般都会认为包装是表面、是现象、是形式、是程序；而礼品才是真货色、是实质、是内容、是目的。而且中国人多半会认定，说下大天来，里边的货色比表面重要、实质比现象重要、内容比形式重要、目的比程序重要。那么，精心包装几块饼干就是不可理解的了。
反过来说呢，人和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从物种上说区别，所有的文化的差异、文化的冲突，不正在于程序和形式、重点和包装的区分上吗？通常所谓的内外、象质、形实的区分，果真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天经地义吗？这也不妨一想。
一位法国人有个说法，说日本搞的是空心文化，即搞的都是表面的、形式的、现象的与程序的东西，到了内核，却是一无所有。这样说恐怕太过分了吧。
我也听到过一位日本教授对自身文化的批评。他强调日本的许多文化都是引进的，但引进后会有些适应日本国情的改造。例如，日本在美国的贸易压力下不得不进口美国加州大米，但加州大米黏度不够，不合日本人的口味，于是日本人发明了一些加工美国加州大米的办法，使之变得与日本大米一样黏软。这位著名的日本学者说，日本文化充其量不过是上述加工办法之类的东西罢了。
这样说说能不能满足某些中国人的自尊自傲心呢？然而，也许我们更需要自省啊。比较一下中国人的不拘小节与日本人的一丝不苟，这确是很有趣的吧。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已经三十多年了，一些重要的文化名人都曾参与协会的活动，如作家中岛健藏、井上靖、水上勉、大庭美奈子（芥川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诺贝尔奖获得者）、戏剧家千田是野、画家东山魁夷、作曲家团伊久磨、电影演员栗原小卷等。他们组织了不知多少文化代表团访华，他们的常务理事白土吾夫到中国访问过一百三十多次。他们也邀请过大量的中国文化方面的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包括官方的文化部、新闻出版署的团体访日。他们的工作极其细致。此次我们友协的代表团下了飞机，刚上汽车，工作人员就递给我们每人一张纸片，上写各人入住饭店的房间号码与互相拨叫办法，字写得很大，显然是考虑到了团内一些有点岁数的成员眼睛可能昏花。在离开东京的时候，各人把交运的行李放到房间门口，他们的工作人员立即给每个人的行李上挂上了结实的名牌，便利了此后的旅行与转运。他们对中国客人的食更是关心备至，叫做无微不至。
然而他们的办公室只有一间屋，事务局的五女三男八个人挤在一起。给来访的客人安排五星级宾馆的他们只要最简朴的工作条件。许多年前就是这样，如今还是这样。据说当年周扬同志曾经造访过他们的办公处所，周扬还以为整个的楼都是他们的呢，来了才大呼小小的办公室办了大事。想一下我们的群众团体吧，也太幸运太排场啦。
他们没有什么财政拨经费，也没有特殊的大财团后台，更没有公务员的级别和待遇；全靠自己组织的有偿（在日本叫做“有料”）活动的吸引力，吸引人们参加，参加的人愈多，效益就愈好。再有就是收一点会费。
而在所有的活动中，事务局的先生与女士们都将自己排在最后，而请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出头露面。一点纪念品一点小礼物，他们也是首先给文化人，宁可不给自己剩下什么。一切宴请，他们都尽可能地减少参加的人员，在代表团人员用餐的时候，他们不陪。他们精打细算，决不铺张。
他们是真正服务者，是公仆。他们中有的人，像佐藤纯子，像横川健，都已经在此协会工作数十年了，他们本身的待遇很有限，凭一种信念，他们会继续工作下去。
祝他们一切都好。
２００２年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