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八七年与一九九四年两次访问东邻日本，两次都是在错过了樱花盛开时分的四月中旬。第一次为了看一眼樱花还去了一趟仙台，当然，仙台是鲁迅先生当年求学的地方，那里有鲁迅公园鲁迅胸像，本来也应该去的。第二次为了看樱花去了一趟东京的郊区小诸。而此次是三月中旬到的日本，预计是赶不上樱花盛开季节的。我还真的叹息自己命中注定与盛开的樱花失之交臂，不是早了就是晚了呢，谁知道今年日本本州也与中国的北方一样，冬暖，在我们到达东京的第二天，就在皇宫附近看到了三株早开的樱花啦，我们在那里留了影。
后来又在新宿的御苑看到了早开的樱花。像中国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一样，在日本大概应该说是春山风暖樱先知啦。什么事都是有先有后的，早开的樱花引起了人们的惊喜，却也显得有点寂寞与孤独。
而等到从北海道再回到东京，住到了成田，却是千树万树春光好，樱花大开又特开了。
我这次得到了就近欣赏樱花的机会。花色略如桃花，花瓣更大更开放，黑色的树干树枝，巨大的树冠，花的规模也远胜于桃花。尤其一株株大树连成一片，更是全面地灿烂，全面地飞扬，铺天盖地的云霞，汹涌澎湃的春光啦。怎么会有这样的风景，这样的春天，转瞬间春意浓烈得如醉如痴，如歌如舞，如海如潮，如火如荼。日本的春天就这样在樱花的盛开中爆炸了。不过一周左右，这个春花怒放的季节便匆匆过去了。
而日本人对樱花的狂热，带有一种民族感情的燃烧性质。一到春天，各种媒体就报道樱花的信息，把樱花的开放与凋谢当做全民大事来看。盛开是感人的，更感人的是樱花的凋谢，一九九四年那次，我们赶到了小诸，赶上的也只有落樱。落樱，正如“浅草”“新绿”等一样，是日本人对汉字的巧妙组合与运用。当我们看到一家一家日本人在樱树下铺上地毯，喝着啤酒清酒，吃着野外烧烤，唱着令人凄然泪下的歌曲，且哭且笑且舞，同时沐浴着像雨点一样、像雪花一样从头顶上大片大片下落的樱花的时候，我是深深地被感动了。这是多么深厚的对季节推移的感应，这是多么深厚的对树木花草的眷恋，这里也许还包含着对人生无常万物无常的悲哀，也还包含着对樱花的开便爆炸般瞬息开放、落便大雨般瞬间凋零的性格——这也是日本人引为自豪的民族性格——悲剧性的赞美。
我也沐浴在落樱中了，我更沐浴在那么多日本人对落樱的眷恋与悲歌中。我想起了黛玉葬花，而日本的男女林黛玉们更普遍更群体更壮观也更达观些。
日本是个岛国，精致却又显得局促。日本人是认真工作的民族，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日本人的礼貌约束着一些人不能开门见山，直抒胸臆。而日本的文化中，又有着太明显的来自中国或者来自欧洲的印迹。所有这些会不会成为一种无形的压抑，成为一种力比都的情意结呢？幸亏有一个樱花，日本终于还是日本，日本的春天便是最有味道的春天，耽于工作，耽于礼节与计算的患得患失的日本人也得到了一个哭哭笑笑唱唱跳跳的机会，甚至，在樱花上日本人凝聚起来了，独特起来了，深沉起来了。我不能否认，在看过了樱花的盛开与谢落以后，大大增加了我对日本国土、国民与文化的好感。一个能够为花而动情的民族就像一个动情如花的人一样，叫别人觉得亲近一些了。
最忆是杭州
在几次与日本友人的接触中经常听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赞美，说什么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呀，中国文化如何如何帮助了日本呀，从文字到建筑，从服装到风俗，连筷子也是从中国学的呀，还有各种好话。好话听多了就有点套话的意思了，甚至我还觉得有点溢美，中国一八四○年以来曾经混到了什么份儿上了，差点没让您给亡了灭了，您还没完没了地捧，受得了吗您老？明明日本早就闹成了“脱亚”，现在更是唯美利坚合众国的马首是瞻，日本是七国会议、后来成了七加一国会议的成员，是发达国家了，再反反复复地抒发对于中华文明的深情，叫咱们说什么好呢？
然而此次我是真的被打动了。这次抵日的第二天，我们乘火车到长野去看望病中的老作家水上勉。水上勉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多次访问中国，对日中文化交流极为热情。近年来年逾八旬的他因心脏病屡屡住院治疗，近日刚刚出院。听说我们会去看他，他激动得落下了泪水。我们在路上还接到了他儿子的电话。他的这个儿子是他年轻贫困时所得，由于生活无着他把儿子送给了一家鞋匠。后来他功成名就，思念儿子，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冒充他的儿子来相认。只有这个真儿子，他是一见就明白了。有其父必有其子，他的这个儿子也极要强，通过自我奋斗，不但成就了经营事业，同样也热心写作，已经出版了两部书。
我们在小田下车，经过一道街，转两个弯就是乡村土丘风景了。水上先生占有了一个山头，修了日式木房子。他坐在轮椅上，含着泪来欢迎我们。他说话缓慢，精力当然大不如前。回想我十五年前首次访日时与他的愉快交谈，得知他有好几处房屋时，我曾引用“狡兔三窟”的中国成语与之调侃，而其他日本友人则惊叹我的成语引用之精当合体。曾几何时，驻颜无术的我们都老了啊。而首次访日时能够见证我的这个玩笑用语的井上靖、千田是野、东山魁夷、团伊久磨等老友皆已乘鹤西去了。团先生还是在苏州，在日中文化交流的第一线上英勇殉职的。这次与水上先生的会面能不兴逝者如斯之叹乎？
水上先生把他几次在中国各地旅行的写生图画与写就的散文拿给或送给我们。日语是读不通了，水彩画却显出了先生的绘画才能，更表现了先生对中国山河、风光、建筑、寺庙的感情。他说在中国旅行，常常产生来到自己的文化故乡的感觉。他说他只盼着身体再好一点，坐着轮椅去一趟中国，坐着轮椅围着杭州西湖转上一圈。西湖是太美丽了。
他噙着泪述说着他的最忆是杭州的心情，我们也含泪祝福他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我当然也爱西湖，拜访过水上勉以后，似乎更爱了。文化的力量是看不那么见的，却是蚀骨与永远的。如果我们妄自菲薄，如果我们不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得好些，不但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胞，也对不起深受中国文化哺育的四方挚友啊。
顺便记一下，在水上先生家不远处，有一座“无言馆”，展览着当年这里的百十名美术学校学生的作品，他们全部是在战争后期被强征入伍，全部死难，白白做了军国主义的炮灰了。每个人的作品都标示着画家的生卒年月，有的死时三十一岁，有的死时才二十一岁，而且都是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间死的，那时军国主义已经穷途末路，败局早定了，但是还是吃掉了那么多无辜生命。这个展览馆命名为“无言”，真是意味无尽。
旧事与新篇
我到国外访问，一般是持观光者、漫游者、访问者、交流者、游学者、探求者，或者说得媚俗一点叫做充电者的心态。喜其美，惊其异，叹其怪，觅其根，寻其由，找到了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与相同的困扰；于是得知识，得见闻，得启示，得刺激，得补充，得新的体验；于是开阔胸臆，拓宽心智，畅游五洲，感受大千，喜而赞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岂可鼠目兮，耽寸光！与时俱进兮，歌徜徉！
三次去日本都是这样，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这是我过去最不喜的一个短语），灯红酒绿，熙熙攘攘，光光溜溜，客客气气，精精细细，舒舒服服……都是我所感兴趣的。
然而不同，每次赴日都有那么几回，使我突然回忆起了童年，使我的白相之旅触动了旧事，使我的某一根心弦鸣响起来，又亲切，又凄凉，又暗淡，又遥远，又严峻，又悲伤：以为早已过去了，却原来仍然是心里的一个大疙瘩，也许还是一块病。
每天听到的“奥啊哟果砸依麻斯”“多模，阿里嘎多果砸依麻斯他”，使我想起了小学时期的日语课，我的幼儿园（那时叫幼稚园）与小学阶级都是在日本侵略军的占领下度过的，每所小学都有一个日本教官。有一次日本教官在全校朝会上大发雷霆，作威作福。回到班上中国老师很愤怒，就在黑板上写了“亡国奴”与“没骨头”六个字。可惜当时我年纪太小（六周岁左右），六个字里的斑斑血泪我还不懂得。我也记得这个日本教官一次在日语课上在黑板上写了山本两个大字，讲述日本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的阵亡。也是这个教官，有一次在我的日语课考试卷子上给分偏低，我找他提出抗议，他问我“你认为应该给多少分”，我便随口说了一个高分，他“哈伊”一声，立即照办，将卷面改成了我所要的分数，这使我怀疑了自己的高分的价值，也怀疑了自己找上门去索要高分的正当性。我还记得当年用日语排一个儿童话剧的情形，我们后来演出了。从我个人来说这实在不高明，说明我的爱国主义觉悟太低，但是我曾经认认真真地学过日语却是千真万确的。小学五年级最后一课日语课文的标题是“中日满亲善合作”，由于全班同学一致抵制，把一个课堂哄成了一锅粥，这节课硬是没有上成。这是聊可自慰的爱国行为吧。而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后，我也已经跳班升入了中学，未满十一岁的我才悟到学日语是被强迫，是屈辱，是不堪回首的旧事，今后再不要学日语啦。我也尽可能地自觉地把它忘到一边去了。
这次去日本，为了表达友好，我特意准备了三分钟的日语讲稿，到这时候又想，当年继续把日语学下来就好了。不但是平假名，现在连片假名也认不全了，我只好用汉语拼音将读音注上，还好，我还能比较正确地发日语的音，毕竟有童子功在呀。而这一切更使我想起了许多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