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秋，我结束了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市参加华拉纳节作家周的活动，应澳艺术理事会的邀请转赴悉尼。到悉尼的第一天，得悉了胡乔木同志逝世的消息，当即给他的遗属拍去了唁电。
对某些所谓“中国问题专家”来说，我的反应是出乎他们的意料的。因为，他们习惯于以“保守派”与“改革派”、“强硬派”（或鹰派）与“温和派”（或鸽派）、“正统派”与“自由派”的两分法来划分中国的一些人士。这种简单化的划分，实在与“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并无二致。同样的简明，同样的粗糙，有时候是同样正确，有时候又是同样荒谬。按照这种粗糙并有时荒谬的“两分法”和角色的派定，王某人不应该与胡常委（他逝世前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中顾委常委）相互友好。
一九八一年我第一次接到了乔木同志来信，信上说他在病中读到了我的近作（看样子读的是人民大学编印的《王蒙小说创作资料》，一本以教学参考资料为名广为行销的“海盗版”书籍），他对之很欣赏。他写了一首五律赠我，表达他阅读后的兴奋心情。
不久我们见了面。他显得有些衰弱，说话底气不足，知识丰富，思路清晰，字斟句酌，缓慢平和。他从温庭筠说到爱伦坡，讲形式的求奇和一味的风格化未必是大家风范。他非常清晰而准确地将筠读成ｙúｎ而不是像许多人那样将错就错地读成ｊūｎ。他说例如以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相比，后者比前者更风格化，而前者更伟大。（大意）我不能不佩服他的见地。
他也讲到，马、恩等虽然有很好的文化艺术修养，有对文艺问题的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但并没有专门地系统地去论述文艺问题，并没有建立起一种严整的文艺学体系，他说：“我这样说，也许会被认为大逆不道的。”他的这一说法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可惜，也许是顾虑于“大逆不道”的指责，人们未能见到乔公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阐述。后来，我在《读书》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理论、生活、学科研究问题札记》吸收了这个思想，虽然这篇文章使一些人至今如芒刺在背而难以释然。
我举例问到了关于对毕加索的评价，我想知道他个人是否欣赏毕加索，我也想知道在中国，艺术空间的开拓还要遇到多少阻力和周折。他的回答出我意料，他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还难于接受毕加索。”我以为他的回答流露着某种苦涩，也许这种苦涩是我自己的舌蕾的感觉造成的。
我问他对于典型问题的看法，他说，这个问题谁也说不清楚，他说“典型”是外来语，然后他讲了英语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他说这本来就是样板、套子的意思。他发挥说，比如说高尔基的《母亲》是典型的，但高尔基最好的小说不是《母亲》，而是《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然后他如数家珍地谈这部长而且怪的、我以为没有几个人读得下来的小说，使我大吃一惊。
其后不久乔公对《当代文艺思潮》上徐敬亚的一篇文章大发雷霆，于是我看到了此老的另一面。他认为徐的文章是对革命文艺的否定，认为《……思潮》这本刊物倾向不好，他甚至不准旁人称徐为“同志”。这使我觉得他处理问题有时感情用事。我告诉他，《……思潮》的主编是一位“好同志”，这位同志曾协助省委主要领导做文字工作等等。乔木的反应是：“那就更荒诞了！”随后，他谈此杂志时的调门略降低了一些。
一九八三年春节我给他拜年。他读了我的小说《布礼》认定我的爱人一定极好，便责怪我为什么不带爱人来，并且立即命令派车去接。
一九八二年下半年《文艺报》等展开对“现代派”的批判，高行健的一本小书与冯骥才、刘心武、李陀与我的致高行健的信使《文艺报》等如临大敌。一位日丹诺夫主义的中国传人理论家在会议上大讲“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另一位负责人也郑重其事地大讲“批现代派的政策界限”，令“犯了事”的作家紧张莫名。连他的亲属也上了阵，讲“党的十二大精神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他们要搞‘现在派’！”
乔木同志当时在政治局分管意识形态工作。他当然熟知这些情况，更知道批现代派中“批王”的潜台词和主攻目标。一九八三年春节他对我一再说：“我希望对现代派的批评不要影响你的创作情绪。”
这一点也很有胡乔木的风格。他要批现代派，或不能不首肯批现代派，他也要保护乃至支持王蒙。鱼与熊掌，兼得。
这一次会面起到了他所希望起的那种作用。一些人“认识到”胡对王蒙夫妇的态度是少有的友好，从而不得不暂时搁置“批王”的雄心壮志。
胡乔木对张洁的小说与生活也很关切。他知悉张洁婚姻生活的波折与面临的麻烦，他关心她，同情她，并且表示极愿意帮助她。
另一个引起胡关注的女作家是冯宗璞。他读了冯在报上发表的《哭小弟》，宗璞的弟弟是搞尖端科学的，英年早逝。当时中央正在抓中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与政策落实问题。胡说他读了《哭小弟》，给作者写了信。我向他介绍了冯的家学渊源。他后来又接触了一些冯的作品，颇赞赏。胡的艺术趣味偏于雅致高洁，与宗璞对路。他曾经激赏过我的小说《歌神》，却接受不了我的幽默、调侃，也是一证。有一位革命文艺批判家权威，一提宗璞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位权威主要是厌恶宗璞的书卷气与学府生活。比较一下他和乔木的态度，令人叹息。
说到个人爱好，胡喜欢黄自和贺绿汀，把一盒复制的黄自歌曲的磁带赠送给了我，并批评音乐界的“门户之见”。胡喜欢看芭蕾舞，并向我建议请舞蹈团以抗震救灾为题材搞一个舞剧。胡的欣赏品位是高的，所以他对文艺界的某些棍子腔调斥之为“面目可憎”。我曾经开玩笑说，胡乔木是贵族马克思主义者，而棍子们是流氓“马克思主义者”。罪过！
与此同时，乔木又不断地劝诫我：在文学探索的路上不要走得太远。一九八一年，我的小说《杂色》发表后他写信来，略有微词。他又把一期载有高尔斯华绥的一篇评论文章的译文的《江南》杂志寄给我，该文的主旨似亦在主张“大江大河是平稳的，而小溪更多浪花和奇景”，我已记不清了，反正是不要太“现代派”。我想，这对于一心追新逐异的浅尝者们，还是有教益的。
我曾与周扬同志谈起乔木的这一番意思。周立即表示了与胡针锋相对的意见。周主张大胆探索，“百虑一致，殊途同归”。我感到了胡与周的相恶。对于周，我理应在今后写更多的回忆文字。
胡乔木还曾托付一位与我们都相熟的老同志口头转达“让王蒙少搞一点意识流”之类的意见。我毫不怀疑他在“爱护”我，乃至有“护君上青云”之意。
此后由于我也忝列于某些有关文艺工作的“领导层”之中，便与胡发生了更频繁的接触、交流与碰撞。一九八五年，作协“四代会”开过，一次胡找我，要我把一篇反对无条件地提倡“创作自由”的文章作为《文艺报》的社论发表。此次，他谈到了他去厦门时到舒婷家拜访舒婷的事，他说他的拜访是“失败”的。我想他的意思是指他未能在政治与文艺思想方面对舒产生多少影响。但我仍然感到，他能去拜访舒婷，如不是空前绝后的，也是绝无仅有的。我甚至主观地认为，他的“失败”论是一种防护姿态，以免因这一拜访受到某些面目可憎的人的指责。八十年代以来，舒婷亦多次受到批评，以“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能朦胧”为由批判“朦胧诗”，与前述的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由批现代派逻辑一致，语言一致，版权归属一致。
据说，胡对舒婷是很友好的。他说：“如果这样的诗（指舒诗）还看不懂，那就只能读胡适的《尝试集》了。”当然，他不可能“微服私访”，他进行了一次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访问，这也是失败所在吧。诗心相通，谈何容易？